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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要坚持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我党曾经及时地指明了这一点。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以前、七次代表大会中间和七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曾经进行了相当充分的工作，唤起人民对于内战危险的注意，使全国人民、我们的党员和军队，早有精神准备。这一点很重要，有这一点和没有这一点是大不相同的。一九二七年的时候，我党还是幼年的党，对于蒋介石的反革命的突然袭击毫无精神准备，以致人民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跟着就失掉了，人民遭受了长期的灾难，光明的中国变成了黑暗的中国。这一次不同了，我党已经有了三次革命的丰富经验，党的政治成熟程度已经大大提高了。党中央再三再四地讲明内战危险，使全国人民、全党同志和党所领导的军队，都处于有准备的状态中。
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这是经过调查研究以后才找到的办法。这个调查研究很重要。看到人家手里拿着东西了，我们就要调查一下。他手里拿的是什么？是刀。刀有什么用处？可以杀人。他要拿刀杀谁？要杀人民。调查了这几件事，再调查一下：中国人民也有手，也可以拿刀，没有刀可以打一把。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发现了这个真理。军阀、地主、土豪劣绅、帝国主义，手里都拿着刀，要杀人。人民懂得了，就照样办理。我们有些人，对于这个调查研究常不注意。例如陈独秀⑸，他就不知道拿着刀可以杀人。有人说，这是普遍的日常真理，共产党的领导人还会不知道？这很难说。他没有调查研究就不懂得这件事，所以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叫做机会主义者。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们取消了他的发言权。我们采取了和陈独秀不同的办法，使被压迫、被屠杀的人民拿起刀来，谁如果再要杀我们，我们就照样办理。不久以前，国民党调了六个师来打我们关中分区，有三个师打进来了，占领了宽一百里、长二十里的地方。我们也照他的办法，把在这宽一百里、长二十里地面上的国民党军队，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⑹。我们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绝不让国民党轻轻易易地占我们的地方，杀我们的人。当然，寸土必争，并不是说要像过去“左”倾路线那样“不放弃根据地的一寸土地”。这一回我们就放弃了宽一百里、长二十里的地方。七月底放弃，八月初收回。在皖南事变以后，有一次，国民党的联络参谋问我们的动向如何。我说，你天天在延安还不清楚？“何反我亦反，何停我亦停”⑺。那时候还没有提出蒋介石的名字，只提何应钦。现在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照他的办法办理。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
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这个内战是他强迫我们打的。如果我们打不赢，不怪天也不怪地，只怪自己没有打赢。但是谁要想轻轻易易地把人民已经得到的权利抢去或者骗去，那是办不到的。去年有个美国记者问我：“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我说：“人民给的。”如果不是人民给的，还有谁给呢？当权的国民党没有给。国民党是不承认我们的。我们参加国民参政会，按照参政会条例的规定，是以“文化团体”的资格⑻。我们说，我们不是“文化团体”，我们有军队，是“武化团体”。今年三月一日蒋介石说过：共产党交出军队，才有合法地位。蒋介石的这句话，现在还适用。我们没有交出军队，所以没有合法地位，我们是“无法无天”。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同志们，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不要像陈独秀。陈独秀对于反革命向人民的进攻，不是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结果在一九二七年的几个月内，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干净。这一次我们就要注意。我们和陈独秀的方针绝不相同，任何骗人的东西都骗不了我们。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方针，要不犯错误。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在报上驳了他⑼。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同志们，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至于蒋介石呢，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现在这块绊脚石却要出来垄断胜利果实，要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仍然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不许有丝毫的改变。这样就发生了斗争。同志们，这是一场很严重的斗争。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于人民，这是一个问题；但是，胜利果实究竟落到谁手，能不能归于人民，这是另一个问题。不要以为胜利的果实都靠得住落在人民的手里。一批大桃子，例如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那是要被蒋介石抢去的。蒋介石勾结着美国帝国主义，在那些地方他们的力量占优势，革命的人民还基本上只能占领乡村。另一批桃子是双方要争夺的。太原以北的同蒲，平绥中段，北宁，郑州以北的平汉，正太，白晋⑽，德石，津浦，胶济，郑州以东的陇海，这些地方的中小城市是必争的，这一批中小桃子都是解放区人民流血流汗灌溉起来的。究竟这些地方能不能落到人民的手里，现在还不能说。现在只能讲两个字：力争。靠得住落在人民手里的有没有呢？有的，河北、察哈尔、热河⑾、山西的大部、山东、江苏的北部，这些地方的大块乡村和大批城市，乡村和乡村打成一片，上百的城市一块，七八十个城市一块，四五十个城市一块，大小三、四、五、六块。什么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这是靠得住的，我们的力量能够取得这批胜利果实。得到了这批果实，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还是头一次。历史上，我们只在一九三一年下半年打破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以后，江西中央区联合起来有过二十一个县城⑿，但是还没有中等城市。二十一个小城市联在一起，最多的时候有过二百五十万人口。依靠着这些，中国人民就能奋斗那样久的时间，取得那样大的胜利，粉碎那样大的“围剿”。后来我们打输了，这不能怪蒋介石，要怪我们自己没有打好。如果这一次，大小城市几十个联成一块，有了三四五六块的话，中国人民就有了三四五六个大于江西中央区的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的形势就很可观了。
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这个时期如果有机会主义的话，那就是不力争，自愿地把人民应得的果实送给蒋介石。
公开的全面的内战会不会爆发？这决定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因素。国内的因素主要是我们的力量和觉悟程度。会不会因为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经过我们的奋斗，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使全面内战拖延时间爆发呢？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蒋介石要放手发动内战也有许多困难。第一，解放区有一万万人民、一百万军队、二百多万民兵。第二，国民党统治地区的觉悟的人民是反对内战的，这对蒋介石是一种牵制。第三，国民党内部也有一部分人不赞成内战。目前的形势和一九二七年的时候是大不相同了。特别是我党目前的情况和一九二七年时候的情况大不相同。那时候的党是幼年的党，没有清醒的头脑，没有武装斗争的经验，没有针锋相对的方针。现在党的觉悟程度已经大大地提高了。
除了我们的觉悟，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问题以外，还有一个人民群众的觉悟问题。当着人民还不觉悟的时候，把革命果实送给人家是完全可能的。这种事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今天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也已经是大大地提高了。我党在人民中的威信从来没有过现在这样高。但是，在人民中间，主要是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中间，还有相当多的人相信蒋介石，存在着对于国民党和美国的幻想，蒋介石也在努力散布这种幻想。中国人民中有这样一部分人还不觉悟，就是说明我们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还做得很不够。人民的觉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对于中国人民脑子中的落后的东西，我们要去扫除，就像用扫帚打扫房子一样。从来没有不经过打扫而自动去掉的灰尘。我们要在人民群众中间，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认识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动向，对于自己的力量具备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