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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要全面动手，而应选择强的干部在若干地点先做，取得经验，逐步推广，波浪式地向前发展。在整个战略区是如此，在一个县内也是如此。这在老区、半老区都应如此。
五、分别巩固区和游击区。在巩固区逐步进行土地改革。在游击区只作宣传工作和荫蔽的组织工作，分发若干浮财。不要公开成立群众团体，不要进行土地改革，以防敌人摧残群众。
六、反动的地主武装组织和特务组织，必须消灭，不能利用。
七、反动分子必须镇压，但是必须严禁乱杀，杀人愈少愈好。死刑案件应由县一级组织委员会审查批准。政治嫌疑案件的审判处理权，属于区党委一级的委员会。此点老区半老区都适用。
八、应当利用地主富农家庭出身但是赞成土地改革的本地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参加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但要加紧对于他们的教育，防止他们把持权力，妨碍土地改革。一般不宜要他们在本区本乡办事。着重任用农民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
九、严格注意保护工商业。从长期观点筹划经济和财政。军队和区乡政府都要防止浪费。
注 释
〔1〕 见本卷《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注〔10〕。
关于工商业政策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
一、某些地方的党组织违反党中央的工商业政策，造成严重破坏工商业的现象。对于这种错误，必须迅速加以纠正。这些地方的党委，在纠正这种错误的时候，必须从领导方针和领导方法两方面认真地进行检查。
二、在领导方针上。应当预先防止将农村中斗争地主富农、消灭封建势力的办法错误地应用于城市，将消灭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和保护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严格地加以区别，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同片面的、狭隘的、实际上破坏工商业的、损害人民革命事业的所谓拥护工人福利的救济方针严格地加以区别。应当向工会同志和工人群众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决不可只看到眼前的片面的福利而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应当引导工人和资本家在当地政府领导下，共同组织生产管理委员会，尽一切努力降低成本，增加生产，便利推销，达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支援战争的目的。许多地方所犯的错误就是由于全部、大部或一部没有掌握上述方针而发生的。各中央局、分局应当明确提出此一问题，加以分析检查，定出正确方针，并分别发布党内指示和政府法令。
三、在领导方法上。方针决定了，指示发出了，中央局、分局必须同区党委、地委或自己派出的工作团，以电报、电话、车骑通讯、口头谈话等方法密切联系，并且利用报纸做为自己组织和领导工作的极为重要的工具。必须随时掌握工作进程，交流经验，纠正错误，不要等数月、半年以至一年后，才开总结会，算总账，总的纠正。这样损失太大，而随时纠正，损失较少。在通常情况下，各中央局和下面的联系必须力求密切，经常注意明确划清许做和不许做的事情的界限，随时提醒下面，使之少犯错误。这都是领导方法问题。
四、全党同志须知，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所谓经验，就是实行政策的过程和归宿。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但是，人们的实践，特别是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的实践，没有不同这种或那种政策相联系的。因此，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否则，党员和群众就会脱离我们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
（一九四八年三月一日）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
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所谓人民大众，是指一切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压迫、损害或限制的人们，也即是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上明确地指出的工、农、兵、学、商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⑴。在宣言上所说的“学”，即是指一切受迫害、受限制的知识分子。所说的“商”，即是指一切受迫害、受限制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中小资产阶级。所说的“其他爱国人士”，则主要地是指的开明绅士。现阶段的中国革命，即是由这些人们团结起来，组成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而又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革命。所谓劳动人民，是指一切体力劳动者（如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等）以及和体力劳动者相近的、不剥削人而又受人剥削的脑力劳动者。中国现阶段革命的目的，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
我们不要抛弃那些过去和我们合作过、现在也还同我们合作、赞成反美蒋和土地改革的开明绅士。例如晋绥边区的刘少白、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⑵等人，在抗日战争和抗日战争以后的困难时期内，曾经给我们以相当的帮助，而在我们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他们又并不妨碍和反对土地改革，因此对他们仍应采取团结的政策。但是团结他们，并不是说将他们当作决定中国革命性质的力量来看。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是主要的敌人和主要的革命者两方面。我们今天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我们今天同敌人作斗争的主要力量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一切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人民。这就决定了我们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而不同于十月革命那样的社会主义革命。
依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反对人民民主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少数右翼分子，他们也是革命的敌人；依附劳动人民反对反动派的民族资产阶级左翼分子以及从封建阶级分裂出来的少数开明绅士，他们也是革命者。但是这两者都不是敌人或革命者的主体，两者都不是可以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在政治上非常软弱的和动摇的阶级。但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由于也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迫害和限制，他们又可以参加人民民主革命，或者对革命守中立。他们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但不是人民大众的主体，也不是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但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性，又因为他们可以参加反对美蒋，或者在反对美蒋的斗争中采取中立的态度，因之我们便有可能和必要去团结他们。在中国共产党未产生以前，以孙中山为领导的国民党，曾经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充当过当时中国革命（不彻底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但是，中国共产党一经产生，并且表现出自己的能力以后，他们就已经不能是中国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了。这个阶级曾经参加了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运动，而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前），他们中间的不少分子，曾经附和了蒋介石的反动。但是，决不能因为这一点，就认为那个时期我们在政治上不应该争取他们，在经济上不应该保护他们；就认为我们在那个时期内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不是冒险主义的政策。相反地，那时我们的政策，仍然应当是保护和争取他们，以便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去反对主要敌人。在抗日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是动摇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之间的抗日的参加者。在现阶段，民族资产阶级的多数是增长了对美蒋的仇恨，他们中间的左翼分子依附于共产党，右翼分子则依附于国民党，其中间派则在国共两党之间采取犹豫和观望的态度。这种情况，使得我们有必要和可能争取其大多数，孤立其少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对这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必须慎重地加以处理，必须在原则上采取一律保护的政策。否则，我们便要在政治上犯错误。
开明绅士是地主和富农阶级中带有民主色彩的个别人士。这些人士，同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有矛盾，同封建的地主、富农也有某种矛盾。我们团结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有什么大的力量，也不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有什么重要性（他们根据封建制度占有的土地，应当在取得他们同意之后交给农民分配），而是因为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反美蒋斗争时期，在政治上曾经给我们以相当的帮助。在土地改革时期，如果有少数开明绅士表示赞成我们的土地改革，对于全国土地改革的工作也是有益的。特别是对于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地主富农的家庭出身），对于争取全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大部分同土地有联系），对于争取全国的开明绅士（大约有几十万人），以及对于孤立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蒋介石反动派，都是有益的。正因为开明绅士有这些作用，他们也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统一战线中的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