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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误会我是警察、密探之类的人物。我不惹他们，但是我必须亲眼看看妓
院生活。所以搜集第三幕的材料是很费劲的。我去了无数次这些地方，看到
这些人，我真觉得可怜，假如我跟她们真诚的谈话，而非玩弄性质，她们真
愿意偷愉背着老鸨告诉我她们的真心话。
赵：您费了最多心血描写妓院的第三幕，有很多人却不敢上演，他们是
把您这块肉割了。
曹：不演是因为不懂。现在演也可以，可是这个时代的孩子都不知道旧
社会了。
赵：第三幕您是否故意写成那样，准备就是不演也不妨碍整个故事的发
展？
曹：我很希望能演，因为在第三幕里我写的是最苦的一群人。过去妓院
分高、中、低三级，我特别写的是低级的，最可怜的一种。高级的是住在旅
馆里的陈白露那种，她交往的是各色各样的高级人士，当时的话叫“交际花”。
赵：您自己觉得《原野》怎么样？
曹：《原野》不算成功，原想写农民；写恶霸欺负人。
赵：《原野》的主题是什么？是仇恨吗？
曹：对，是仇恨，恨那个恶霸，想报仇。《原野》我没怎么用心，是三
四个月内完成的。
赵：但是我觉得《原野》的艺术性非常高，一个大天幕下；甚么都没有，
只有人类的仇恨在那里爆炸、沸腾。。。
曹：对，《原野》的人物很少。我很注意这个问题；我不愿意人太多，
因为剧团出不起那个钱，越少越好。到了《北京人》就只有一个布景了。
赵：您写《北京人》的动机是什么？
曹：我那时已经在余上沅办的国立戏剧学校教书了。余上沅是个国民党，
拿我作招牌，招了很多学生。《北京人》是在那儿写的。
赵：《北京人》的主题是什么？
曹：曾皓代表地主，屁事儿不干，靠收租过日子。剧里都没有讲、也用
不着讲。您看他成天吃着喝着，挺愉快，但是没落了。碰到隔壁一个姓杜的，
是干纱厂的新兴资产阶级。他姓杜，就是代表杜月笙那个上海大流氓。这两
家有很特别的关系。杜家的孩子开纱厂发了财，但是杜老头最羡慕曾老头的
棺材，棺材代表走向死亡。中国老一辈子的人对棺材最迷信，有钱人总老早
就准备了，搁在屋子里给大家参观，每年上漆；还讲究楠木，漆得通亮，越
老越爱看。还有纸人纸马，等于过去的奴隶陪葬。
赵：《北京人》里代表希望的人物是研究考古的袁教授喽？
曹：也不一定。他很希望国家强大、进步。他愿意把一帮想离开旧社会
去延安的人送走，他认识“带路的人”，而且彼此信任，靠得住。
赵：您的每一个剧本里都有希望，《北京人》里指出的希望在哪里？
曹：不敢说。国民党时代怎么能说出延安？孙媳妇瑞贞和愫方实在受不
了，通过袁任敢的关系逃出来了。
赵：袁任敢描写北京人的那段话我还会背；“这是人类的祖先，也是人
类的希望。那时候的人爱说就说，爱笑就笑，爱骂就骂。。”
曹：当然这话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只是代表一种开明的人说的话。袁这
个人很幽默，但是不愉快，知道另外有一个环境比这个好，可是又不愿意去。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我是喜欢《蜕变》的
赵：您喜不喜欢《蜕变》？
曹：《蜕变》我是喜欢的呀。那里面的梁专员，根本是个共产党员，钻
到国民党去的。国民党不相信，说哪有这种事。其实共产党到国民党里做工
作的人可多了，甚至到了行政院做参事，知道的机密很多。
赵：丁大夫呢？
曹：丁大夫代表一种开明的知识分子，她不喜欢院长马登科。而喜欢穷
苦人，抗战时期真有这种人，在上海当医生挺赚钱的，丁是个寡妇，离开上
海去伤兵医院，她也不知道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抗日就好。她的儿子参加
了游击队，唱那个贺绿汀作的游击队歌：《我们都是神枪手》。这歌是首禁
歌，国民党不许唱。
张道藩审《蜕变》
赵：当时国民党里管文化运动的张道藩是不是给过您很多麻烦？
曹：是呀。张道藩当面就说过：《蜕变》的医院里为什么不挂蒋总裁的
像呢？为什么末了让丁大夫说“大都克服了”？我以为这代表我的希望，“大
都”就是北京，收复北京，就是抗日把日本赶走了，是我的希望；但那时候
差得远呢，日本人已打到贵州了。他们又问我：为什么摇红旗？我说哪儿有
红旗呀；原来丁大夫治好了小伤兵，他祖母感激，送给“小丁大夫”一个红
兜兜，乡下人的小意思，保护肚子不受凉，只用红布不用别的颜色。丁愿意
拿着红兜兜表示继续抗日，张道藩就说是摇红旗，非要改不可，我说这是风
土人情。张道藩说的时候挺客气，他们对比较出名的人不愿得罪，你一解释，
就算了，这是舆论问题。像郭沫若，国民党明明知郭老跟共产党很接近，但
也不能不敷衍。
赵：总理和重庆的共产党员跟您有交往吧？
曹：有过。我的学生里就有党员。我们学校很像战场，两边学生斗。国
民党在学校里的官多，训导长、县党部书记长都是国民党。
赵：有人说您，讲课从不拿自己的作品作例子，是不是？
曹：那无聊得很，我不喜欢。
赵：《正在想》这个戏是在《家》之前呢，还是之后？
曹：在《家乡》之后。那是胡扯，忽发奇想。关于《家》，我很感谢巴
金。他叫我改编成戏剧，我改动得比较多，他看了也没什么意见。
赵：我觉得巴金的《家》很动人，特别让中学的女学生着迷。您的《家》
似乎提高了一层。
曹：那倒不一定。有很多人读了他的小说参加革命，朝进步方向走，戏
就不会发生这个作用。写戏有一个特点，得集中的写，小说可以散开写。我
写的《家》里的人物瑞珏就比较集中。每个人都有性格，但是得集中几个人，
要不人物就不清楚。《家》这个戏好多演员演过，张瑞芳就是其中之一。
赵：听说《家》头一天在重庆上演，您坐在剧场后排看，有个演员念错
台词，您就在剧场里大声叫起来，有这回事吗？
曹：没有。我从来不敢这样大胆。
赵：抗战胜利的时候您在哪儿？
曹：在重庆。后来到上海，四六年去美国。
赵：我记得文协在重庆张家花园欢送您和老舍先生出国。老舍那天还说
过几句有趣的话。他说：“现在大家都要到美国去，哈巴狗到美国去，回来
还是一条哈巴狗。”
曹（大笑）：他会说这种俏皮话。
“文革”中搞得自己也觉得自己不对
赵：现在海外大家都想弄清楚，你们几位名气大的作家受了些什么折磨。
曹：我的遭遇还算好的。被关了几年，后来又劳改。劳动本来是很好的
事，如果把劳动当惩罚、侮辱，那就不太好了。不只要劳动，而且跟家里隔
离，甚至影响到孩子。一直搞得你神志不清，最后甚至会自己也觉得自己不
对。因为他们成天逼你念叨着：我是反动文人、反动学术权威，剧本上有哪
一点不马克思，不懂什么叫阶级，只有一点正义感、人性论。。。
赵：您的最大罪状是什么呢？
曹：反动呀！反动文人，反动学术权威，三十年代文艺黑线，腐蚀了许
多年轻人。。。真难说，我们写的东西最初出现的时候，还。。有人说过我们
进步。他们逼着你招供，供了以后不但别人相信，甚至连你自己也相信，觉
得自己是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造成自卑感，觉得自己犯了大错，
不要写戏了，情愿去扫扫街。这种自暴自弃的思想就产生了，这种思想上的
折磨比打死人还厉害。
由香港去北京途中见杜聿明
赵：解放的时候您在哪儿？
曹：在北京。北京的政治协商会议预备会议有我的名字。我是从上海飞
香港，在香港通过地下党员的安排，我们坐了一条北欧的船回国。我们这批
人里头有老一辈的叶圣陶、马寅初，不过十来个人。还有新闻界的赵超构。
我们上船的那天晚上，换了六七家旅馆，躲避国民党特务。我们都穿唐装、
英国海关问是谁，带路的地下党员就说都是做买卖的，塞了二百元港币给他，
就“好、好、好”。坐了小船再换大船，在烟台下船，走了很长一段路才进
了解放区。解放区对我们这些民主人士的招待可太好了，想起来还不好意思。
路上还看到杜聿明。
赵：杜老曾经跟我说，他在山东看到你们这些他所崇拜的文化人回来，
对他的心情改变发生很大的影响。解放后除了被招待得很惭愧以外，您面对
这个新局面还有些什么感想？
曹：那真是高兴。知道国家站起来了，过去有自卑感，挨打挨惯了。过
去，你看，就五月一个月里，就有多少国耻纪念日、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难过。
我还赶上二十一条的那件事。。唉，不快活的日子太多了，从四九年以后开
始心里好过了。
周总理不随便说：“你啊，读读资本论吧！”
赵：您回来后，就参加第一届政协是不是？
曹：我参加了。这个名单是毛主席周总理提的，也许周总理提的较多。
在重庆时总理对我们就很照顾。共产党不是有三个法宝吗？这第一个法宝叫
统一战线，很重要。有些进步和不喜欢国民党的人都肯到总理当时在重庆的
办事处去，从三八年起我第一次见到总理，就对他佩服到极点。他知道我们
当时的处境很困难，第一是吃得不够，穿得不行‘重庆夏天热得受不了，冬
天冷得受不了，又不生炉子。他经常找我们谈谈。那时虽然国共合作，和总
理接近还是有危险的，但是世界上就有这么一种人，不怕死、不怕威胁，跟
蒋介石对着干。后来国民党的作风越来越恶劣，我们对当时的政府越来越失
望。那时对国家和自己的前途还能保持信心，得感激周总理。周恩来总理，
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