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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呆了一刻，说：“他们说这个来？”
老人说：“可不是。街上人们嚷明了，说你从天津回来，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他听到这里，身上一机灵，才要说下去，娘又来叫他们吃饭了。吃着饭，他想：根据这种情况，这交通站该搬家了。根据上级的指示，要把县委机关从城里转到乡村，把工作重点放到乡村去，对于开展乡村工作更为有利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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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第29节
那天早晨，江涛从城里拖着两只泥鞋走回来，也没进家，先去找他父亲。看了看老套子那里没有，看了看梨窖里也没有。回到屋里一看，父亲正坐在小柜上，闷着头抽烟。他就是这个老毛病，心里挂上点什么事，总是爱低下头抽烟，抽起烟来没个完。看见江涛回来，睒了一眼睛，问：“怎么今年这早晚就回来过寒假，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江涛说：“有点，内部里说，农民们说捐税太多了，无法生活。要进行抗捐抗税。爹，你看怎么样？”
严志和听了，吊着眼珠停了半天，才说：“抗捐抗税？哼，早就该抗了。这年头！人们还能活吗！三天两头打仗，不是要这个捐，就是要那个税的。咱那‘宝地’也去了，剩下几亩沙土岗，打的粮食还不够交公款。就靠着咱有这点手艺，要不早就蹾了狗牙了！”
江涛一听父亲的话，想：“贾老师看的真不错。”又说：
“内部里说，先在‘反割头税’上下手。”
严志和问：“什么算是割头税，要杀人？”
江涛说：“杀一口猪，要一块七毛钱，还要猪鬃、猪毛、猎尾巴、大肠头。”
严志和说：“光抗这么一丁点儿，解过什么渴来，能救得了多大急？”
江涛说：“这是个开始，群众动起来，抗捐抗税，抗租抗债，紧接着就来了。”
严志和说：“要紧的是抗租抗债，你看人们有几家不租冯老兰的地，有几家不使冯老兰的帐的？要是能抗住租债，人们就能对付着过下去。”
江涛说：“首先是发动群众，只要人们动起来，搞什么都能胜利。”
严志和一听，精神劲就上来了，说：“来吧！本来我后悔没下了关东，大灾荒年月又该轮到我的头上。听说河南里张岗一带，今年秋天闹起了‘抢秋’，吃粮分大户，出了个叫‘张飞’的共产党员，领导了秋收运动。”
江涛说：“咱也是共产党的领导！”
说到这里，严志和又问：“你不是说革起命来，能夺回咱的宝地吗？”
江涛说：“当然呀，抗捐抗税，抗租抗债是经济斗争。由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就要武装工人，武装农民，夺取政权。到了那个时候，就要夺回咱的宝地了！”
严志和听说要夺回宝地，就好象事情摆在眼前。他说：“听说共产党的事，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儿，怎么你跟我说起来？运涛都没跟我说过。”他睁着大眼睛看着江涛，似乎对江涛的说法，有些怀疑。
江涛说：“运涛干工作的时候，你觉悟程度还不够。眼下我看你有了阶级觉悟，反正党的主张早晚要和群众见面，不然共产党怎么会越来越多呢？再说，你是我亲爹，打量你也不会把我的风声嚷出去。”
严志和说：“当然，父子是骨肉之情嘛！”
他们在屋子里说话的时候，娘在槅扇门外头，隔着门帘听，听得他们又念叨起革命的事——这事在她耳朵里并不新鲜了，过去运涛嘴上就常挂着，后来江涛也常说。今天她一听得念叨这桩事，心上就打起哆嗦。她一下子跳进屋子里，说：
“快别念叨那个吧！才过了几天平安日子？”
江涛说：“娘，那可要什么紧！”
涛他娘说：“忍了这口气吧，几辈子都是这么过来，平民小户儿，能干得了什么呢？吞了这口气吧！”
严志和说：“我吞了一辈子气，值得了什么？运涛被反动派关进监牢狱，我们的宝地也给他们夺去了，指着什么活下去？咳！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你到五更呢？”
涛他娘一听，流下眼泪来，两手拍着膝盖说：“甭说吧，甭说那个吧！什么都是命里注定的，又有什么法子呀？”
严志和说：“咳！我差一点儿没病死；冯老兰拿那么一点钱，把我们一辈子的血汗搂过去，把我们的谷仓抠在他的手里，那就等于要了我的命根子……”他又恨恨地咬着牙关说：“我们一定要夺回宝地！”自从运涛住了狱，失去了宝地，他闹了一场大病，老奶奶也去世了，直到今天，他忘不了那一场灾难。只要一想起来，就好象有老鼠咬着他的心，而下身还在打着不甩。他心上实在气愤，只要一提起这桩事，就火呛呛的，忍也忍不住。
江涛看父亲庄稼性子又上来，说：“我看咱们就闹起来，跟他狗日的干一场！”
严志和听了这一句话，又心思绵软起来。他想：“运涛为了革命，一辈子见不着天日。江涛又要为革命……”想着，他不再说什么，也不想伸头闹什么运动。
这时，涛他娘又在堂屋里絮叨起来：“干，干什么？好好儿呆着吧，熬得师范学堂毕了业，也当上个教员！”说到这里，她掀开门帘看了看，见江涛正在听着。放下门帘又说：“听说，那也能挣不少钱哩。到了那时候，也给你娶上一房媳妇，我早就想抱上一个大胖娃娃！”停了一停，又说：“当然啊！我也不是一定要给你寻个庄稼媳妇，你自己要是能找个知文识字的更好……”
严志和听涛他娘说得也有理，又说：“吞了这口气吧！过个庄稼日子，什么也别扑摸了。即便有点希望，又在那个驴年马月呢？”说着，他提上鞋根，又下窖鼓捣梨去了。
江涛又在屋里楞着眼睛待了一会，看父亲这里不是个钥匙头，穿上娘亲手缝的粗布大褂、白布袜子、单梁套鞋，就向外走。娘扭头问他：“你去干什么？”他说：“我去看看忠大伯。”说着，沿着房后头那条小道，踏着积雪，到锁井镇上去。一进小门，看见有个穿灰布军装的人，趴着猪圈喂猪。他脑子里转着：“这个人可是谁呢？”走近了一看是大贵。他脸上立刻笑出来，走向前去握住大贵的手。
大贵有二十五六岁，自从被冯老兰撺掇军队抓了兵，一直在军队上。长成个大个子，身子骨儿也很结实，两条粗壮的胳膊，两条粗壮的腿。眉泉很宽，两只眼睛离得很远，嘴巴上肉头头没有胡髭。灰布棉裤袄穿旧了，头上箍着块蓝布手巾，说起话来，瓮声瓮气。一见江涛，放下泔水瓢呆住了老半天，猛地拍打拍打手说：“兄弟！几年不见，怎么长得这么高了？”
江涛笑着说：“你呢，还不是一样。你请假回来过年？”
大贵说：“请什么假，我从前线上开小差跑回来了。”
江涛问：“为什么开小差儿？你不是当了班长吗？”大贵说：“还不是当一辈子班长！咱不给他们卖那个死儿，为什么老是给军阀当炮灰？还回来干咱自格儿的呢！”
江涛说：“大哥说的对，我也盼你回来。这几年在军队上怎么样？”
大贵说：“倒是不错，把身子骨摔打了摔打……”说着，他绷起嘴，攥上拳头，把腿一叉，抖了一下身子，浑身骨节咯吱吱乱响。说：“除了学体操，认了几个字儿，还学会了放机关枪，我看这玩艺倒是有用……”
这时，朱老忠正在屋里，听得江涛的声音，拈着胡子走出来。立在阶台上笑眯悠悠地说：“江涛回来了？忙来，在我这小屋里坐坐，跟大伯说会话。”他亲自迈下阶台，拽着江涛的手走回小屋，拿把笤帚扫扫炕沿，让江涛坐下。问：“你先给我说说，报纸上毛泽东和朱德怎么着呢？井冈山上又怎么着呢？”两人做伴上济南的时候，江涛给他讲过革命形势，直到现在他还记着。
江涛说：“提起红军，可成了大气候。去年，毛泽东和朱德率领工农红军打到江西，占领了瑞金，建立了中央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在江西、福建一带打游击，眼看这一团烈火就要烧起来！”
朱老忠听了，一时高兴，响着舌尖说：“啧，啧，好！这个高兴的话儿，自从运涛蹲了狱，我的日子也过苦了，好久没听到说过了。闷呀，闷死人呀！这团火烧吧，烧得越大越好，什么时候烧到咱的脚下？”
大贵在一旁眨巴着眼睛听着，闷声闷气地说：“那可不行，隔着长江黄河呢！”
朱老忠说：“长江黄河隔不住这个，这是人心上的事情，象一阵风。”
江涛说：“大伯说的可真对，我大贵哥就不回军队上去了？”
朱老忠说：“自从运涛坐了狱，我心里也害怕了，去了个信叫他回来。成天价在枪子群里钻来钻去，枪子儿那里是有眼？”他虽然上了几岁年纪，身子骨还结实，红岗脸，三绺小胡子，黑里带黄。圆眼睛里射出炯炯的光辉。说起话来，语音很响亮，带着铜音。
江涛转了个话题，说：“大伯，你的猪喂得可肥啊！”
朱老忠说：“肥什么，人还没得吃，那里来的粮食喂猪？什么肥呀瘦呀，新年节下，人家吃肉咱也吃肉，这就是好。要是人家吃肉，孩子们瞪着两只大傻眼，叼着手指头看着人家，这就是缺欠。”
江涛说：“说今年杀猪要拿税呀，不许私安杀猪锅！”
朱老忠听了这句话，由不得楞了一刻，才说：“是吗？是从反动派那里下来的？”
江涛向朱老忠凑了两步，伸出脖子哑默悄声地说：“就是冯老兰包了咱县的割头税。杀一只猪要一块七毛钱，一副猪鬃猪毛，还要猪尾巴大肠头。”
朱老忠听说是冯老兰，把脸一镇，睒着眼睛呆了老半天。
牙上吸着气，慢悠悠地抬起头来，说：“是……他……”
江涛跳起脚说：“是，没错儿。”
大贵把大巴掌一拍，说：“倒霉透了，今年连过年猪也杀不上了。”
朱老忠在关东学会杀猪，制了一套钩子、梃杖，杀猪的家具。乡亲当块儿办个红白喜事，杀猪宰羊不求人。他把这套家具带回来，把这份手艺传给大贵。大贵今年才说要杀猪，又碰上禁安杀猪锅，心里实在不高兴。朱老忠叹了一口气，说：
“又是他狗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