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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在国民政府的多方努力下，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终于同意调停中日战争。日本人表示可以谈谈，不过要求**在谈判期间不得对日军采取敌对行动。一战区的攻势当然也不能例外。
程潜咳嗽了一声，斥责说：“伯陵，你现在是战区前敌总司令了，怎么还跟以前一样口无遮拦？委座这样做，自然有他的道理，我们做下属执行就是了。”
薛岳忍不住说：“可是这件事情明显是错的，您是不是该再向委员长呈情？中日之间的实力差距您是知道的，以后再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了！”
他想了一下又接着说道：“这次大水不知死了多少无辜的国人。咱们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难道就眼睁睁看着到手的鬼子溜走？”
程潜心里也对花园口一事耿耿于怀，尤其是这些天看到报纸上刊登的死难者照片，他心里就更不痛快了。虽然报纸上都在异口同声的斥责日军没有人性，为全人类公敌，但他是知道事情真相的。这上面骂的所谓“没有人性的全人类公敌”不就是他自己吗？
他一直在对自己说挖开大堤不是自己的错，自己只是按照委员长的命令行事而已，可到半夜里还是常常被噩梦惊醒。一具具泡得发涨的尸体，空洞幽怨的眼神不停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在拷问他的良心。
薛岳还在一旁喋喋不休，指着程潜的鼻子大声嚷道：“钧座，您要是不敢跟委员长去说，我去！”
程潜气得浑身发抖，说：“好，好！你薛伯陵是英雄，我是程某人是千古罪人。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这个战区司令长官老子不干了，你们谁爱干谁干！”说着把军帽一摔，气冲冲地就出了指挥部，留下一大堆人呆立在当场。
过了半晌，张副参谋长说：“两位长官，钧座也被气走了，现在可如何是好？”
晏参谋长沉吟片刻，说：“军委会的命令咱们不能不听。我的意见是先让各部收缩一下，谨守防线，尽量不要与当面的日军发生冲突。我再去劝一下钧座，然后把我们一战区的意见反馈给军委会，由军委会定夺。”
张副参谋长欢喜道：“这是最妥当的办法。薛长官意下如何？”
薛岳气还没消，哼了一声说：“我要去武汉觐见委座，当面把这个事情说个清楚。”
张副参谋长吓了一跳，说：“这，这不好吧！”
晏参谋长想了一下，却表示支持，说：“薛长官去一下也好，让委座知道咱们前线的情形说不定会回心转意。不过，您可得收敛一下脾气，千万别让委座下不了台。”
薛岳说：“放心吧，我没那么浑！”说着把带来的文件用胳膊一夹，推开房门扬长而去。屋内，晏参谋长和张副参谋长都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此时，97军也接到这封电报了，郑卫国、周参谋长、段双虎、熊处长、梁东凯五人默默地传阅了一遍，都愣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
过了半晌，周参谋长终于问道：“军，咳，军座，您打算怎么办？”可能是嗓子里憋了一口气，咳嗽一声才把话说出来。
郑卫国叹了一口气，郁闷地说：“你来草拟一份电报，把当前的形势详细地给委员长说一下，希望能说服他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熊处长忧虑地说：“就怕小鬼子不可咱们时间啊！”
果然，就在一战区停火当天，日军立即开展了大规模的营救行动。数十架运输机来回奔波，不停地给被困日军运送物资。可以想象，一旦准备妥当之后敌军就将展开突围。与此同时，徐州方向也紧急调动了作为方面军预备队的第五师团，准备赶来增援。
第二百八十五章解除禁令
武昌珞珈山，半山庐。自打常凯申和宋小妹搬进来之后，这里就没清闲过。午餐时间刚过，侍从室主任林蔚拿着几份电报匆匆地敲开了常凯申的房门。
常凯申正躺在沙发上看日军前几次提出的谈判条件。这是37年底到38年提出来的，包括在内蒙成立自治政府；华北非武装区域扩大，主权归南京政府，治安由中国警察维持；中国停止反日排日政策；共同**；在华北、内蒙、华中的非武装地带设特殊机构（亲日政权）；承认伪满洲国；中国向日本赔偿战费等等。
这个条件就连德国大使陶德曼都感到苛刻，所以当时国民政府就没同意。可现在太原、徐州、兰封，三大会战接连失败，常凯申又把这份文件找了出来。他心想条件是苛刻了点儿，可跟亡国相比又如何呢？唉，真是难以决断啊！
正想得入神，林蔚进来了，双手递上几封电报，说：“委座，这是一战区和97军刚刚发来的急电。他们均表示反对与日媾和，希望军委会能尽快解禁令，并出动空军协助他们展开反击。薛长官还表示要当面向您呈情。”
常凯申躺在沙发上嗯了一声，却没有伸手去接，也没有说话。林蔚看了常凯申一眼，见他没有反对的意思，又接着说道：“依卑职看，日本人很可能又在用缓兵之计，意在助其受困部队脱险，根本没有诚意……”
“好了。不要说了！”常凯申突然飞舞着手臂打断了他的话，还怒气勃发地说：“娘西匹，我难到不晓得日本人没有诚意？他们需要时间，我们就不需要吗？眼看日本人就要打到武汉了，咱们的军队在哪儿呢？”
面对声色俱厉的常凯申，林蔚感到头皮一阵发麻，缩了缩脖子不敢再说话。其实他很想跟委员长讲，几天的时间对于保卫武汉能起到多大作用？而日军却只要几天的时间就能逃出生天。孰轻孰重，您老人家怎么就看不明白呢？
刚上任不久的军政部长陈诚也赶来劝说。这位陈部长是**将领中对日比较坚决的一位，在一次集会上甚至公然宣称“如果委员长不抗日。我们也要打倒他”。
他这次为了说服老头子还专门带来了前保定军校校长、中国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的《国防论》。
在这篇文章里面。蒋百里充分地分析了中日国情，并鼓励国民说，打不了，也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无论打到什么田地，穷尽输光不要紧。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
他还说，虽然论尚武我们不及敌手，但是我们也有优势。我们不是工业国而是农业国。工业国好打，占领它的关键地区他就要投降了，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打不下去了，而农业国你占领了我最重要的沿海沿江地区也不要紧，我这样一个松散的国家你没有要害可抓。所以，我们的抗战可以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这是我们打持久战的条件。
蒋百里先生最后总结说，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这一观点后来被时任副总参谋长的白崇禧概括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实在是非常精辟。在我看来，简直就是抗日战争的通关秘籍。
可惜不管陈部长怎么劝说，常凯申都要再坚持两天看看。当天晚上，薛岳也赶到常凯申下榻的“半山庐”，他是特意坐飞机来武汉的。遗憾的是，两人谈了半夜也没有结果。
消息传到前线，将士们都非常沮丧。狡猾的程潜怕惹祸上身，要求辞职未果后干脆躲到医院装病去了。常凯申只好免去他的战区司令长官，由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接任。
卫立煌也是反对和谈的，发电报对常凯申说：“你怎么能相信日本人呢？我敢打赌，只要被困部队脱险，他们立马就会翻脸。在上海、南京，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可常凯申却回电说：“如果日本人背信弃义，必将在国际上造极为恶劣的影响，而中国则可以趁机搏得国际社会的同情。”
卫立煌听了差点吐血，敌人闯进来你打都不敢打，别人凭什么同情你啊？就算有人同情弱者，那又有什么用呢？他还发电报告诫常凯申，日本人现在是有部队困在我们手中，如果让他们脱困，咱们还有得谈吗？
常凯申一想，觉得有道理，就亲自下令，要求97军彻底堵死日军东逃的通道，以便为和谈营造有利地位。
周参谋长接到电报一看，苦笑道：“委座真是太瞧得起咱们了！咱们现在光伤员就有几千，怎么可能堵得住？别的不说，光一个第五师团就够咱们喝一壶的。”
郑卫国气恼地将电报扔到了一边，沉声道：“你回电告诉委员长，要么马上解除禁令，我拼尽全力，也会给他带来一场大捷。要么他接着禁，咱儿回河北去，河南的战事老子不管了！”
熊处长目光闪烁，说：“军座，您真打算抗令不遵？”
郑卫国正在气头上，一瞪眼说：“我抗令不遵咋啦？这分明就是乱命，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熊处长嘿嘿一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反正是抗命，咱们何不来一把大的？”
郑卫国疑惑道：“你的意思是不顾军委会的禁令直接向被困日军发起进攻？”
熊处长笑道：“正该如此！军座，这是多好的机会啊，而且我敢说，错过了这个机会，以后再也不会有了。”
周参谋长却忙摆手说：“万万不可！现在委员长正在对日和谈，要是我们贸然行事。这个挑起战争，破坏和平的黑锅可就背定了。”
在当时，主张对日和谈的势力很大。不光有汪精卫这样的政界巨头，阎锡山这样的地方军阀，胡适这样的学界名人，还有像何应钦、孔祥熙这样的委员长亲信兼军政高层。甚至不少中下层百姓也支持和谈，因为他们已经受够了战争带来的苦难。
在这种情况下，97军怎么敢当这个出头鸟？只怕刚一动手，亲日的报纸就要指责郑卫国为了个人战功，不顾国家安危、民族存亡。几顶大帽子砸也把他砸死。
熊处长一听。尴尬地说：“报歉，是我想差了。嘿，破坏和平，坑坏同胞。这些个罪名太大了。咱们97军可承受不起。”
郑卫国也感到苦恼得很。打又打不得，不打又感到可惜。这可是牺牲89万人，让千万百姓流离失所换来的机会啊！如果不能抓住。怎么对得起黄河波涛下的冤魂？
就在郑卫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