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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在国民政府的多方努力下,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终于同意调停中日战争。日本人表示可以谈谈,不过要求**在谈判期间不得对日军采取敌对行动。一战区的攻势当然也不能例外。
程潜咳嗽了一声,斥责说:“伯陵,你现在是战区前敌总司令了,怎么还跟以前一样口无遮拦?委座这样做,自然有他的道理,我们做下属执行就是了。”
薛岳忍不住说:“可是这件事情明显是错的,您是不是该再向委员长呈情?中日之间的实力差距您是知道的,以后再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了!”
他想了一下又接着说道:“这次大水不知死了多少无辜的国人。咱们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难道就眼睁睁看着到手的鬼子溜走?”
程潜心里也对花园口一事耿耿于怀,尤其是这些天看到报纸上刊登的死难者照片,他心里就更不痛快了。虽然报纸上都在异口同声的斥责日军没有人性,为全人类公敌,但他是知道事情真相的。这上面骂的所谓“没有人性的全人类公敌”不就是他自己吗?
他一直在对自己说挖开大堤不是自己的错,自己只是按照委员长的命令行事而已,可到半夜里还是常常被噩梦惊醒。一具具泡得发涨的尸体,空洞幽怨的眼神不停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在拷问他的良心。
薛岳还在一旁喋喋不休,指着程潜的鼻子大声嚷道:“钧座,您要是不敢跟委员长去说,我去!”
程潜气得浑身发抖,说:“好,好!你薛伯陵是英雄,我是程某人是千古罪人。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这个战区司令长官老子不干了,你们谁爱干谁干!”说着把军帽一摔,气冲冲地就出了指挥部,留下一大堆人呆立在当场。
过了半晌,张副参谋长说:“两位长官,钧座也被气走了,现在可如何是好?”
晏参谋长沉吟片刻,说:“军委会的命令咱们不能不听。我的意见是先让各部收缩一下,谨守防线,尽量不要与当面的日军发生冲突。我再去劝一下钧座,然后把我们一战区的意见反馈给军委会,由军委会定夺。”
张副参谋长欢喜道:“这是最妥当的办法。薛长官意下如何?”
薛岳气还没消,哼了一声说:“我要去武汉觐见委座,当面把这个事情说个清楚。”
张副参谋长吓了一跳,说:“这,这不好吧!”
晏参谋长想了一下,却表示支持,说:“薛长官去一下也好,让委座知道咱们前线的情形说不定会回心转意。不过,您可得收敛一下脾气,千万别让委座下不了台。”
薛岳说:“放心吧,我没那么浑!”说着把带来的文件用胳膊一夹,推开房门扬长而去。屋内,晏参谋长和张副参谋长都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此时,97军也接到这封电报了,郑卫国、周参谋长、段双虎、熊处长、梁东凯五人默默地传阅了一遍,都愣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
过了半晌,周参谋长终于问道:“军,咳,军座,您打算怎么办?”可能是嗓子里憋了一口气,咳嗽一声才把话说出来。
郑卫国叹了一口气,郁闷地说:“你来草拟一份电报,把当前的形势详细地给委员长说一下,希望能说服他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熊处长忧虑地说:“就怕小鬼子不可咱们时间啊!”
果然,就在一战区停火当天,日军立即开展了大规模的营救行动。数十架运输机来回奔波,不停地给被困日军运送物资。可以想象,一旦准备妥当之后敌军就将展开突围。与此同时,徐州方向也紧急调动了作为方面军预备队的第五师团,准备赶来增援。
第二百八十五章解除禁令
武昌珞珈山,半山庐。自打常凯申和宋小妹搬进来之后,这里就没清闲过。午餐时间刚过,侍从室主任林蔚拿着几份电报匆匆地敲开了常凯申的房门。
常凯申正躺在沙发上看日军前几次提出的谈判条件。这是37年底到38年提出来的,包括在内蒙成立自治政府;华北非武装区域扩大,主权归南京政府,治安由中国警察维持;中国停止反日排日政策;共同**;在华北、内蒙、华中的非武装地带设特殊机构(亲日政权);承认伪满洲国;中国向日本赔偿战费等等。
这个条件就连德国大使陶德曼都感到苛刻,所以当时国民政府就没同意。可现在太原、徐州、兰封,三大会战接连失败,常凯申又把这份文件找了出来。他心想条件是苛刻了点儿,可跟亡国相比又如何呢?唉,真是难以决断啊!
正想得入神,林蔚进来了,双手递上几封电报,说:“委座,这是一战区和97军刚刚发来的急电。他们均表示反对与日媾和,希望军委会能尽快解禁令,并出动空军协助他们展开反击。薛长官还表示要当面向您呈情。”
常凯申躺在沙发上嗯了一声,却没有伸手去接,也没有说话。林蔚看了常凯申一眼,见他没有反对的意思,又接着说道:“依卑职看,日本人很可能又在用缓兵之计,意在助其受困部队脱险,根本没有诚意……”
“好了。不要说了!”常凯申突然飞舞着手臂打断了他的话,还怒气勃发地说:“娘西匹,我难到不晓得日本人没有诚意?他们需要时间,我们就不需要吗?眼看日本人就要打到武汉了,咱们的军队在哪儿呢?”
面对声色俱厉的常凯申,林蔚感到头皮一阵发麻,缩了缩脖子不敢再说话。其实他很想跟委员长讲,几天的时间对于保卫武汉能起到多大作用?而日军却只要几天的时间就能逃出生天。孰轻孰重,您老人家怎么就看不明白呢?
刚上任不久的军政部长陈诚也赶来劝说。这位陈部长是**将领中对日比较坚决的一位,在一次集会上甚至公然宣称“如果委员长不抗日。我们也要打倒他”。
他这次为了说服老头子还专门带来了前保定军校校长、中国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的《国防论》。
在这篇文章里面。蒋百里充分地分析了中日国情,并鼓励国民说,打不了,也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无论打到什么田地,穷尽输光不要紧。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
他还说,虽然论尚武我们不及敌手,但是我们也有优势。我们不是工业国而是农业国。工业国好打,占领它的关键地区他就要投降了,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打不下去了,而农业国你占领了我最重要的沿海沿江地区也不要紧,我这样一个松散的国家你没有要害可抓。所以,我们的抗战可以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这是我们打持久战的条件。
蒋百里先生最后总结说,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这一观点后来被时任副总参谋长的白崇禧概括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实在是非常精辟。在我看来,简直就是抗日战争的通关秘籍。
可惜不管陈部长怎么劝说,常凯申都要再坚持两天看看。当天晚上,薛岳也赶到常凯申下榻的“半山庐”,他是特意坐飞机来武汉的。遗憾的是,两人谈了半夜也没有结果。
消息传到前线,将士们都非常沮丧。狡猾的程潜怕惹祸上身,要求辞职未果后干脆躲到医院装病去了。常凯申只好免去他的战区司令长官,由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接任。
卫立煌也是反对和谈的,发电报对常凯申说:“你怎么能相信日本人呢?我敢打赌,只要被困部队脱险,他们立马就会翻脸。在上海、南京,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可常凯申却回电说:“如果日本人背信弃义,必将在国际上造极为恶劣的影响,而中国则可以趁机搏得国际社会的同情。”
卫立煌听了差点吐血,敌人闯进来你打都不敢打,别人凭什么同情你啊?就算有人同情弱者,那又有什么用呢?他还发电报告诫常凯申,日本人现在是有部队困在我们手中,如果让他们脱困,咱们还有得谈吗?
常凯申一想,觉得有道理,就亲自下令,要求97军彻底堵死日军东逃的通道,以便为和谈营造有利地位。
周参谋长接到电报一看,苦笑道:“委座真是太瞧得起咱们了!咱们现在光伤员就有几千,怎么可能堵得住?别的不说,光一个第五师团就够咱们喝一壶的。”
郑卫国气恼地将电报扔到了一边,沉声道:“你回电告诉委员长,要么马上解除禁令,我拼尽全力,也会给他带来一场大捷。要么他接着禁,咱儿回河北去,河南的战事老子不管了!”
熊处长目光闪烁,说:“军座,您真打算抗令不遵?”
郑卫国正在气头上,一瞪眼说:“我抗令不遵咋啦?这分明就是乱命,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熊处长嘿嘿一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反正是抗命,咱们何不来一把大的?”
郑卫国疑惑道:“你的意思是不顾军委会的禁令直接向被困日军发起进攻?”
熊处长笑道:“正该如此!军座,这是多好的机会啊,而且我敢说,错过了这个机会,以后再也不会有了。”
周参谋长却忙摆手说:“万万不可!现在委员长正在对日和谈,要是我们贸然行事。这个挑起战争,破坏和平的黑锅可就背定了。”
在当时,主张对日和谈的势力很大。不光有汪精卫这样的政界巨头,阎锡山这样的地方军阀,胡适这样的学界名人,还有像何应钦、孔祥熙这样的委员长亲信兼军政高层。甚至不少中下层百姓也支持和谈,因为他们已经受够了战争带来的苦难。
在这种情况下,97军怎么敢当这个出头鸟?只怕刚一动手,亲日的报纸就要指责郑卫国为了个人战功,不顾国家安危、民族存亡。几顶大帽子砸也把他砸死。
熊处长一听。尴尬地说:“报歉,是我想差了。嘿,破坏和平,坑坏同胞。这些个罪名太大了。咱们97军可承受不起。”
郑卫国也感到苦恼得很。打又打不得,不打又感到可惜。这可是牺牲89万人,让千万百姓流离失所换来的机会啊!如果不能抓住。怎么对得起黄河波涛下的冤魂?
就在郑卫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