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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士族大臣们是极力反对曾炩主掌两州军政的，但是后来在鲜卑人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他们不得不做出了让步。
前来传旨的是中常侍段珪，他告诉了曾炩在朝廷发生的事情。曾炩当然知道这是人家在向他邀功，自然是闻弦而知歌，重谢了段珪。曾炩还让段珪给灵帝和十常侍的其他人带去了谢礼。段珪在看到了曾炩送给他的丰厚的谢礼后，笑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高高兴兴的离开了无极城。
对于士族门阀对自己的百般排挤打压，曾炩很是不能理解。曾炩自认为和他们没什么交集，也未曾得罪过他们。
郑玄对曾炩说出了这其中的奥秘。
郑玄道：“在本朝，读书人之间一直有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争执。一直以来，本朝的国学都是今文经学。但是最近几十年来，古文经学人才辈出，威胁到了今文经学的国学地位。让研习今文经学的当朝士族大臣很是忌讳。而曾炩家世世代代都是研习的古文经学，郑玄和他的老师马融也是研习的古文经学，这就导致了曾炩和当朝的士族大臣不对路。现在，曾炩家更是走上了士族门阀们严重鄙视的经商之路，而曾炩更是通过中官买到的中山国国相，被士族大臣视作了中官一系，这是和士族门阀们严重对立的。在这么多原因之下，士族大臣要是再不打压曾炩，那就不是他们的性格了。”
曾炩总算是明白，为何这些人会如此憎恨他了。不过，曾炩对所谓的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争执又不明白了。大家都是儒家，为什么还要分这些呢？
郑玄解释道：“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是西汉末年形成的经学研究中的两个派别。所谓‘今文’和‘古文’，最初只是指两种字体。‘今文’指的是汉代通行的隶书，‘古文’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古文字。传授经典的学者，所持底本是用战国时古字写的即为‘古文家’，用隶书写的便是‘今文家’。”
“今文家”和“古文家”的相互对立，是从西汉哀帝时开始的。成帝时，刘欲发现古文《春秋左氏传》，认为左丘明与孔子好恶相同并亲见孔子，故《春秋左氏传》比以后世口说为据的《公羊》、《穀梁》更为可信，于是引《左传》解释《春秋》。哀帝建平元年，刘歆又在今文诸经立于学官并置博士的情况下，作《移让太常博士书》，争立古文经传于学官。但因为在西汉朝廷中，不仅担任教职的太常博士都是今文家，就连那些达官显宦也都是通过学今文经而得官的，因此，刘歆的要求遭到诸儒博士的反对，未能成功。也因为此，才有派别含义的“古文”名称。而“今文”则是由于古文家独树一帜，迫使原有经师结成一派之后，到东汉时才出现的名称，它是古文经师加给立于学官的经书、经说和经师的。
经今古文学之争虽始于西汉末年，但其争斗的高峰却在东汉。而在这场斗争中，却是古文经学日益抬头，在民间流传甚广，并逐渐占据优势。直至郑学起，经今古文才。趋近混于一同。到清末，以皮锡瑞、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与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又形成了近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时起时伏的今文古文经学之争，影响到了二千年左右的不少学术领域，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在经书的字体、文字、篇章等形式上，在经书中重要的名物、制度、解说等内容上都不相同。今文经学近于哲学，强调“经世致用”；古文经学近于史学，讲究考据。在东汉，两者之间还有有神论与无神论、政治与学术的区别。但从纯学术的观点来看，今文经说有异说，古文经学中也有异说，谁也不能算解释五经的权威，更不能说谁得了孔子的真传。
东汉时期，经今古文学的争论，其实质问题是谁是经学的正统和如何统一经学的思想。今文经学既已立于学官，士子也依赖学习今文经入仕，朝臣又通过学习今文经而获位，因此古文经学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可。学术一旦跟政治利益结合起来，学术问题也就成为政治问题了。正因为此，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由单纯的对书籍本身的不同看法，扩大到了学术思想、学派体系、政治观念和社会地位等诸方面，几乎贯穿了整个漫长的封建社会，不仅对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曾炩的前两世，根本没注意这其中的龌龊，所以他对此毫无所知。这说透了，就是研习今文经学的士子害怕研习古文经学的士子抢了他们的饭碗。毕竟，大汉朝官员的职位是有限的，本来就是僧多粥少，要是再加入古文经学一派，他们的竞争自然更是激烈。
经过郑玄的解释，曾炩总算明白了。这就是儒家的“兄弟阋于墙”啊！
第二卷 黄巾之乱 第二十九章 今文古文经学之争（二）
郑玄说道：“这些士族大臣们口口声声说是奸阉祸国，其实真正给大汉国带来最大灾祸的正是他们这些士族门阀，大汉朝的钱财都被他们这群硕鼠给全数纳入自己的囊中了。正是这个原因，才造成了大汉朝的民不聊生，祸乱四起。就拿今年的黄巾贼叛乱来说吧，他们这帮子人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郑玄的语气更是气愤：“可是到了这个地步，他们仍然不知悔改，反倒是把这些原因推到了中官身上。的确，这里面的确有中官的原因，但是中官绝对不是造成如此局面的主要原因。中官有多少？中官的亲友又有多少？再想想，这些门阀士族有多少？门阀士族的门生故吏又有多少？只要稍稍一想，就知道了这其中的原因。可惜，大汉朝没有谁这样想，也没有谁敢这样想。
曾炩很是惊讶，作为这个时代的人，郑玄居然把其中的问题看得如此透彻。
郑玄继续说道：“至于那所谓的‘党锢之祸’，更是直接由这些门阀士族挑起的。这些门阀士族要全力打压中官，不给中官活路。人家中官也是人，你要置人家于死地，人家当然不会束手就缚。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中官会留守才是奇怪了。再加上大汉天子想从这些门阀士族手中要回国家权柄，于是和中官一拍即合，共同对付他们利益的触犯者——门阀士族。这就是所谓的‘党锢之祸’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郑玄不过就是那池鱼而也。”
郑玄一针见血的指出：在这些门阀士族的眼中，根本没有把大汉朝的五千万百姓的死活放在心上，他们也不希望大汉天子真正的掌握国家权柄，他们的眼中，只有他们这些门阀士族的利益。他们口中的江山社稷，是他们士族门阀的江山社稷。谁要是触犯了他们士族门阀的利益，那就是江山社稷的祸害，是人人得而诛之的罪恶之源。比如像是你，你在中山国一心为了百姓，置这些门阀士族的利益于不顾，那么你就是他们口中的大汉江山社稷的祸害，他们就要整死你。这些士族门阀治国无能，嫉贤妒能倒是大能。这些社稷的硕鼠要是不除掉，大汉朝就不可能有复兴的希望，更没有强大的可能。
郑玄说，这些事情是他在拜马融为师之后才体会到的。这也是他为什么从马融处学成归家后一直不接受朝廷征召的真正原因。在这些门阀士族执掌大汉权柄的情况下，他是不可能被这些人所容忍的，也不可能得到朝廷的真正任用。既然如此，还不如不接受朝廷的征召，潜心做学问的好。
曾炩没想到这其中还有如此多的黑暗内幕，这和他之前的认识殊为不同。但是郑玄的分析是具有十足的理由的，不由得曾炩不相信。而从后世得知的零星的认识，更是让他对郑玄的见解深信不疑。
曾炩非常佩服郑玄的认识，在受到“党锢之祸”的直接影响后，他还能有如此清醒的头脑，实在是不易。也难怪他会有那么高的成就，这就是其中的原因。可以说，在整个大汉朝，有如此清醒认识的，绝对是仅此一人。
曾炩为自己有这样的一位老师而自豪。他知道，有郑玄为他指路，他绝对能免走许多弯路。曾炩知道，他想实现自己的理想，仅仅凭借他掌握的超越这个时代的科学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他需要向郑玄学习的东西，还有太多太多。
今文学派学者的学术活动，随着儒家经学研究风气的兴盛，逐渐与汉代政治活动结合为一，其具体的表现就是成为汉代官方明立的博士官，一方面成为官方政策的理论来源，另方面也作为批判及引领政策的知识传统。
今文学派成为汉代的官学的发展过程，又随着博士官的纷纷设立而更加稳固下来。虽然在王莽时期及东汉以后曾因若干古文经学被立为博士，稍受挫折，但就官方层面而言，今文经学派可谓在两汉之际都获得政府的重视。
在研究以今文写作的儒家经典的学者中，尤其以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学为成就最大者，他的理论性作品中充满了汉代人的新知识观点，有浓厚的神学宇宙论及宗教政治学的色彩，可以称为今文经学者中最能代表两汉思潮的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基本上，今文经学者与古文经学者观点相异的论争焦点，相当大一部份也就在于对春秋学的诠释、理解观点之差异上。
春秋学的学术传统与今文经学有重要的关系，这是因为董仲舒即以公羊春秋学之研究而建立了今文学派的理论基础，由于他的理论为武帝所需，武帝以后，许多政治体制的议题辩论，也都环绕在春秋学的诠释观点中，成为今文经博士官学中与政治问题最有关涉的学门。
春秋为孔子据鲁史而作，战国齐人相传为子夏弟子的公羊高作春秋公羊传，侧重春秋微言大义的义理发挥，战国时鲁人谷梁赤作春秋谷梁传则立论较为平实，然两者皆为今文经学派所侧重的经典。最早于景帝时有董仲舒及胡母生因公羊春秋学被立为博士官，武帝时研究谷梁的经文家与公羊春秋派辩论，公羊仍胜，后至东汉宣帝时，谷梁春秋亦立学官，此为今文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