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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不仅仅是个运输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通过铁路，英国可以将自己的影响蔓延到更广阔地地区，修建铁路不仅可以为本国的钢铁厂谋求市场，还能获取铁路沿线地商业垄断权，如果铁路控制在英国商人手里，只要英国人愿意，随时可以通过提高运价的方法将敌国商品拒之门外。
所以，粤汉、川汉铁路，英国人是志在必得，没有丝毫商量余地，即使英国得不到，也绝对不能让德国捡了便宜。
见袁世凯沉默不语，朱尔典趁热打铁，说道：“英国政府认为，如果阁下的新政府能够为英国商人提供铁路修筑上的便利，那么，英国政府可以再向阁下无偿赠送一批最新式的军火，比德国货更精良。”
听了这话，袁世凯心头一震，昨天德国公使也说过类似的话，现在看来，他的身边肯定有英国人的眼线，不然的话，这么秘密地事情英国人怎么可能知道？
袁世凯不及细想，急忙说道：“公使先生的好意我心领了，至于铁路地事情，确实事关重大，我需要与幕僚们仔细商议。”
朱尔典见好就收，说道：“希望袁大人尽快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我有耐心，但并不代表英国商人都有耐心，据我所知，同盟会的人曾经与英国财团有过接触，谈论的也是借款的事情，虽然我与袁大人是知己，但商人惟利是图，谁也不能保证英国财团会一直支持袁大人。”
袁世凯听出朱尔典话里地威胁之意，一时有些走神，待回过神来，点头说道：“请公使先生放心，只要朝廷发话，袁某一定为贵国工商业界尽心尽力。”
恭送朱尔典等人离开津海关道衙门，袁世凯上了马车，赶回直隶总督衙门，他的长子袁克定也同乘一车，待马车启动，便将一封电报抄稿呈给了袁世凯。
“杨皙子地回电。
”袁克定没敢多废话。
昨日袁世凯才得知杨度擅自做主跑到武昌当说客的事，为此大为光火。袁世凯打得主意是南方革命派咬定“共和”不放，自己则趁机以此要抰清廷，一边逼清廷让国，一边与南方讨价还价，无论如何，自己也得坐上“大统领”的位置，要从清廷和革命党手里攫取最大利益，仅有一个赵北支持他是不够的，同盟会、光复会的领导人都必须明确表态支持他，只有这样，清廷才能让国，也只有这样做，才能向世人传达这样一个信息：满清是灭于我袁世凯之手，而不是灭于革命党之手！
但杨度的擅自行动打乱了他地部署，因为杨度去武昌，就是劝说赵北放弃“共和”主张，赞成君主立宪，如果他真说动了赵北，到时候南方革命派最重要的一支力量软化，宣布赞成“君宪”，那么袁世凯地如意算盘就要落空，虽然清廷肯定也无法保住权力，但至少能实行虚君立宪，到时候袁世凯再怎么霸道，头上却始终还骑着一个皇帝，这是他极不愿看到的，做了一辈子奴才，他不愿继续再做奴才，哪怕是个很有实权地奴才。
袁世凯将那电报抄稿看了几眼，颇感诧异，沉吟道：“瞧这电报里的意思，那赵北似乎有些动摇，‘共和’还是‘君宪’还在两可之间，不过，他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便是君主立宪，也得找个汉人做皇帝，旗人踩着咱们二百余年，总不能再叫他们踩下去吧？’”
袁克定迟了一下，小声说道：“儿子以为，这赵总司令地意思很直白，就是：要他赞成君主立宪没问题，但这个立起来的皇帝必须是个汉人。革命党人一直在宣扬‘种族革命’，他们那‘排满兴汉’的口号喊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若是清室不退，岂非是打自己的脸？”
袁世凯将电报抄稿放在一边，闭着眼睛琢磨了片刻，半是自言自语的说道：“这个赵北，当真是愿意支持君宪的么？”
袁克定张了张嘴，但终究没敢说话。是啊，这个一口一个“共和”的赵总司令心里到底打得什么主意，恐怕除了他自己之外，谁也不知道。
第119章 陶焕卿来电
在袁世凯忙前忙后的为北洋军筹集军费的时候，赵北的事情忙碌。
政府财政的活力与社会经济的活力成正比。
现在南北停战，商贸逐渐恢复，共和军政府又鼎立支持工商业，每日跑到军政府办公区申请营业执照和纳税凭证的商人不少，由于军政府裁撤了“坐厘”，又将“行厘”改为营业税，商人的纳税负担明显减轻了许多，兴办实业的心情就迫切起来。
虽然清廷的苛捐杂税多被废除，但军政府并非不收税，对于胆敢偷税的奸商也严惩不贷，轻则罚款，重则抄家，毫不含糊，于是商人们也规矩了许多，甚至都不敢贿赂税务官，否则，也可能被抄家，至于税务官，完全屏弃了以前的那些“厘头”、“捐霸”，这清廉程度也不是前清时候可以比的。
至于前清厘捐局里的那些厘头、捐霸，则已成为军政府重点打击对象，从他们那里夺回的“民脂民膏”极大的缓解了军政府的财政压力，同时也使整个吏治为之一新。
革命之后，整个气象涣然一新，这都要感谢那位总司令。
现在，总司令正在汉阳城的军政府办公区审议全省清理财政报告。
虽然现在的省垣仍是武昌城，但军政府的实际办公地点却是在汉阳城里，武昌城里只有一个省议院，其它的政府部门都在汉阳，而且按照总司令的命令，这些部门的办公地点都集中在一处，这是赵北从后世学来的经验，如此安排，不仅可以就近监督，而且也方便国民办事，不必为了办一件事而跑来跑去，政府部门也无法推委扯皮，办公效率大大提高。
军政府办公区就位于府台衙门前的街边，原是一些官吏经营的店铺，被共和军接管，现在改成了办公场所。
军政府下辖“军政部”和“民政部”两大部，均设一个总长和两个次长。军政部下分设参谋处、后勤处、军法处等部门，赵北任军政总长，两个次长一个是蓝天蔚，另一个是还在岳州的吴振汉，民政部分得更细，内政处、外交处、教育处、财政处、司法处、工商处等等，民政总长也由赵北兼任，两个次长一个是黎元洪，另一个是汤化龙，不过汤化龙已经动身去上海参加南北和平会议去了，现在的次长一职实际上由政宣委干事长张激扬署理。至于各处处长，全是赵北任命，基本上是量才施用，而不论其背景如何，因此，同盟会、光复会、立宪派都分了一杯羹，倒也没有什么怨言，只有财政处处长由赵北兼任，亲自掌管最重要的财权。
湖北全省光复之后。各地政权落入民军民党手中。这些人大多奉共和军政府为谋主。声称服从军政府调遣。但实际上多是各自为政。尤其是军权和财权。都不愿意交出。对于这种情况。赵北没有给他们任何喘息之机。一声令下。共和军和革命卫队分兵四出。以激烈地手段迅速接管了地方政权。抗拒地“民军首领”不是被杀就是逃跑。剩下地人见事不妙。只好乖乖地交出军权和财权。全省军政总算是完成了统一。只有偏远府县尚无暇顾及。
政令统一之后。财政清理小组纷纷派了下去。迅速整理当地地财政。并将结果一一汇总上来。由财政处进行统计。这件事纷繁复杂。前后用了差不多一个多月。才算基本上有了个眉目。
经过统计。现在湖北全省可以供军政府动用地官款大约为二千万两库平银。折合成银圆就是近三千万圆。如果把那些准备出售给私人地官办民用企业也算上去地话。军政府能够掌握地现金将更多。再加上从江西一路杀到湖北时捞到地那些“浮财”。数目相当可观。
这些现金看上去很充裕。但仔细一算。仍有些捉襟见肘。因为这些钱并非全是财政赢余。现在虽然没有大地战事。但各地仍有小股顽固势力武装反抗军政府。而且兵乱方息。各地土匪蜂起。进剿土匪需要银子。安置流民需要银子。发放军饷、官饷也需要银子。兵工厂购买原料需要银子。马上就开春。必须抢在春汛之前加固堤坝。这也需要银子。而且还要继续对湖南和河南地革命武装提供支援。这也需要军政府地银子……这里消耗一点。那里消耗一点。这几千万圆也仅仅只能勉强维持。要想稳固湖北根据地。不仅要节流。更要开源。如果不是借不到洋债地话。赵北可能已经去和外国银行谈判了。
清廷新政以来。已出现了“国家税”和“地方税”地概念。这本是军政府最可靠地收入来源。但问题在于。这其中地“国家税”一项有很大一部分权力掌握在外国手中。就拿盐税和海关税来说。这两个税种就承担着“庚子赔款”地担保义务。每年征去地税金扣除应该交给各国地部分之后。剩下地才归清廷支配。这个就叫做“盐余”、“关余”。
革命军兴之后。列强实际上已经截留了全部关余。沿海盐场征收上来地盐余也被
只有四川的井盐鞭长莫及，不过那个财源现在掌握在派手里，革命军政府暂时也得不到。
为了开源截流，湖北军政府可谓搅尽脑汁，考虑到百姓地承受能力，增加税率的办法是行不通地，只能另想办法。
发行债券的办法赵北不是没有想过，但问题在于没有合适地经手人，外国银行不肯帮忙，私人钱庄又没有那个实力，而且多在观望，所以这债券的事情只能暂时放在一边，等国体确立之后再说。
这几天北方地袁摄政忙着跟外国财团借款，南方的赵总司令也同样没有闲着，整天都呆在财政处，与助手们商议财政问题。
财政处办公室就在原来的官钱局，一间小小的签押房摆上几张桌子，再放几把圈椅，就是办公室了，需要开会的时候就把几张桌子一拼，就是一张会议桌。
现在，赵处长正坐在“会议桌”边，拿着一根钢笔，在《财政清理报告》上划了几划，勾去几项在他看来不必要的开支，现在这种财政状况之下，居然还有人建议修建一座气派非凡的议会大厦，实在是有些轻重不分，被赵处长划去也是可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