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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见了老板，向他诉说家庭的不幸。老板动了恻隐之心，竟同意母亲为儿子担保。
李嘉诚进了茶楼做煲茶的堂仔。
广东人习惯喝早晚茶，天蒙蒙亮，就有茶客上门。店伙计，按照季节的不同，必须在早上5时左右赶到茶楼，为客人准备茶水茶点。
舅父送了一只小闹钟给嘉诚，好让他掌握早起的时间。通过求职这件事，舅父不再怀疑外甥独立谋生的能力。不过，还不敢预料嘉诚今后会干出惊天动地的业绩。而当时的李嘉诚，也不敢有宏愿大志，眼下最现实的，是好好做这份工作，养活母亲和弟妹。
李嘉诚每天都把闹钟调快10分钟响铃，最早一个赶到茶楼。调快时间的习惯一直保留到今日，他做任何事，都走在时间的前面。
茶楼的工时，每天都在15个小时以上。茶楼打烊，已是半夜人寂时。李嘉诚回忆这段日子，说“我是披星戴月上班去，万家灯火回家来”。这对一个才十四五岁的少年，实在是太累太乏了。白天时，茶客较少，但总会有几个老翁坐茶桌泡时光。李嘉诚是地位最卑下的堂
仔，大伙计休息，他却要呆在茶楼侍候。
李嘉诚对儿子谈他少年的经历：“我那时，最大的希望，就是美美地睡3天3夜。”
茶楼是个小社会，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他们与先父所说的古代圣贤相去甚远，但一个个都是这么实在，富有鲜明的个性。他们或贫，或富；或豪放，或沉稳。也许是泡在书堆里太久的缘故，李嘉诚对茶楼的人和事，有一股特别的新鲜感。他会揣测某一茶客的籍贯、职业、财富、性格。他由此而养成观察人的习惯，这对他日后从事推销工作大有裨益。
李嘉诚尤其喜欢听茶客谈古论今，散布小道消息。他从中了解了社会和世界的许多事情。不少事，在家庭，在课堂，闻所未闻；不少说法，与先父和老师灌输的一套，大逆相忤。李嘉诚发现，世界原来是这么错综复杂，异彩纷呈。李嘉诚的思维不再单纯得如一张白纸，又因为先父的训言刻骨铭心，他在纷纭变幻的世界没有迷失自我。
听茶客谈天，是排困解乏的最佳疗法。有一次，李嘉诚听得入迷，竟忘了侍候客人茶水。他听到大伙计叫唤，慌慌张张拎茶壶为客人冲开水，不小心洒到茶客的裤脚上。
李嘉诚吓坏了，木桩似地站在那里，一脸煞白，不知向这位茶客赔礼谢罪。茶客是茶楼的衣食父母，是堂倌侍候的太爷。若是挑剔点的茶客，必会甩堂倌的耳光。
李嘉诚诚惶诚恐，等待茶客怒骂惩罚和老板炒鱿鱼。在李嘉诚进来之前，一个堂倌犯了李嘉诚同样的过失，那茶客是“三合会白纸扇”（黑社会师爷）。老板不敢得罪这位“大煞”，逼堂倌下跪请罪，然后当即责令他滚蛋。
这时老板跑了过来，正要对李嘉诚责骂，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这茶客说：“是我不小心碰了他，不能怪这位小师傅。”茶客一味为李嘉诚开脱，老板没有批评李嘉诚，仍向茶客道歉。
茶客坐一会儿就走了，李嘉诚回想刚刚发生的事，双眼湿漉漉的。事后老板对李嘉诚道：“我晓得是你把水淋了客人的裤脚。以后做事千万得小心。万一有什么错失，要赶快向客人赔礼，说不准就能大事化了。这客人心善，若是恶点儿的，不知会闹成什么样子。开茶楼，老板伙计都难做。”
回到家，李嘉诚把事情说给母亲听，母亲道：“菩萨保佑，客人和老板都是好人。”她又告诫儿子：“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积善必有善报，作恶必有恶报”。
李嘉诚再也没见过那位好心的茶客，他成为巨富后对友人说：“这虽然是件小事，在我看来却是大事。如果我还能找到那位客人，一定要让他安度晚年，以报他的大恩大德。”
这是李嘉诚一生中惟一一次“饭碗危机”。一年后，李嘉诚辞去茶楼的工作，去了舅父的中南钟表公司。
他已经熬过最艰辛的一年，老板给他加了工钱，他能够向其他堂倌一样，轮流午休或早归。茶楼工作出息不大，但他感谢茶楼老板，老板成全了李嘉诚养家糊口的基本愿望，给予他极好的人生锻炼。
为去舅父的公司，李嘉诚犹豫了好些天。他渴望从事新的职业，尤其是跟复杂钟表打交道的行当。李嘉诚迈向社会，曾拂逆了舅父的一番好意。现在李嘉诚又觉得，他似乎不应再有太多的顾虑。自己是在社会闯荡和磨炼过的人，进舅父的公司，不是接受恩赐，而是为舅父做事。
庄静庵回忆少年李嘉诚时说：“阿诚的阿爷谢世太早，故阿诚少年老成，他的许多想法做法，就像大人。”
李嘉诚进了舅父的公司，舅父不因为嘉诚是外甥而特别照顾。李嘉诚从小学徒干起，初时还不能接触钟表活儿，做扫地、煲茶、倒水、跑腿的杂事。李嘉诚在茶楼受过极严格的训练，轻车熟路，做得又快又好。开始，许多职员不知李嘉诚是老板的外甥，他们在庄静庵面前夸李嘉诚，说他“伶俐勤快”，“甚至看别人的脸色，就知道别人想做什么，他就会主动帮忙”。
李嘉诚进中南公司的目的，是学会装配修理钟表。他利用打杂的空隙，跟师傅学艺。他心灵手巧，仅半年时间，就学会各种型号的钟表装配及修理。
舅父对嘉诚的长进心喜不已，但他从不当面夸奖他。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黑暗的日治时代结束，但香港的殖民地位依然不变，只是太阳旗重新换成米字旗。战前，香港人口163万，日治时期锐减为60万。大批的房屋遭破坏，英国接管香港，有17万人无家可归。战时逃出香港避灾的人，以每月10万人的数量回流香港。食品短缺，燃料不足，住房匮乏，港英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市民供给，复兴香港经济。
庄静庵预见香港经济将有超常的发展，于是扩大公司规模，调整人事。李嘉诚被调往高升街钟表店当店员。
李嘉诚在茶楼，已学会与人打交道；进中南公司，经过装配修理的学艺，对各类钟表了如指掌。他很快就掌握钟表销售，做得十分出色。与李嘉诚同在高升钟表店共事的老店员，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道：
“嘉诚来高升店，是年纪最小的店员。开始谁都不把他当一回事，但不久都对他刮目相看。他对钟表很熟悉，知识很全，像吃钟表饭多年的人，谁都不敢相信，他学师才几个月。
当时我们都认为他会成为一个能工巧匠，也能做个标青（出色）的钟表商，还没想到他今后会那么威水（显赫）。”
少年时的李嘉诚，就显示出与众不同。只是他的社会地位低下，不引人注意。他在茶楼打工，常常利用短暂的空闲默读英语单词。他怕遭茶客耻笑和老板训斥，总是靠墙角，迅速掏出卡片溜一眼。他深知眼下吃饭比求知更重要，只能给自己定下最低目标——不遗忘学过的单词。
大凡成大器者，聪明是其一，重要的还是勤奋。
进了中南公司，晚上的时间全是自己的，白天做工不那么劳累。李嘉诚给自己定下新目标——利用工余时间自学完中学课程。他年少位卑，骨子里却有股不屈的傲气，渴望出人头地，像舅父，像茶楼遇到的“大粒佬”（大老板），干一番大事业。虽是在战时，科技的力量无所不在，中国遭受日本侵略，日本在太平洋战场最终败在美国手里，无不与科技有一定的联系。进入和平年代，科技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日新月异。
没有知识，很难做成大事业，这是极浅显的道理。
李嘉诚尽管有十分强烈的求知欲望，却为买教材而发愁。他的工薪菲薄，要维持全家的生活，还要保证弟妹读书的学费，他希望弟妹能一帆风顺读完应读的学业，而不是像他这样。李嘉诚想到一个绝妙的办法，购买旧教材。许多中学生，将用过的教材当废纸卖掉，或当垃圾扔掉，就有书店专门做旧书生意。
李嘉诚谈起节省几港币买新书的钱，言谈表情，比现在赚几亿港元还兴奋：
“先父去世时，我不到15岁，面对严酷的现实，我不得不去工作，忍痛中止学业。那时我太想读书了，可家里是那样的穷，我只能买旧书自学。我的小智慧是环境逼出来的。我花一点点钱，就可买来半新的旧教材，学完了又卖给旧书店，再买新的旧教材。就这样，我既学到知识，又省了钱，一举两得。”
从这件小事，可见少年李嘉诚，已开始具备商业头脑。
1946年年初，17岁的李嘉诚突然离开势头极佳的中南公司，去了一间小小的名不见经传的五金厂，做行街仔（推销员）。
同事大惑不解，阿诚是老板的外甥，是一个不可小觑的叻仔（有本事的青年），在公司前程无量。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他为的是哪般？莫非他神经出了毛病？
第四章 不安现状 频频跳槽步步高
性格沉稳的李嘉诚，实际上是个不安分的人。他去五金厂做推销员，但打开局面就跳槽去了塑胶公司。他很快成为公司出类拔萃的推销员，18岁当部门经理，20岁升为总经理，深得老板器重。他春风得意时，突然又要跳槽！
1946年上半年，香港经济迅速恢复到战前最好年景—1939年同期的水平。战时遭破坏的工厂商行都已恢复生产营业，香港人口激增到一百多万。市景日益繁荣，入夜之后，港岛九
龙的霓虹灯交相辉映，满载货物的巨轮，昼夜不停地出入维多利亚港。
中南钟表公司的业务有长足的发展，东南亚的销售网络重新建立，营业额呈几何级数递增，庄静庵筹划办一间钟表装配工厂，再扩展为自产钟表。
李嘉诚看好中南的前景，他更为香港经济巨变而兴奋不已。李嘉诚站在维多利亚港湾边，眺望尖沙咀五彩缤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