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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罗斯福还能说什么，法国遭受的那些劫掠就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眼前这个家伙维护自己的利益时，是不择手段的。
“或者，是近一个世界，中国受到的屈辱实在是过分了些，这才使他们报复的时候无所顾忌！”
这次来中国，不但是因为富兰克林·罗斯福自己的请求，也是因为唐云扬的邀请当中直接提名的原因。这样指名道姓的邀请大约在世界上还是头一次。
不过对于唐云扬这样根本视礼法为无物的“问题土匪”，能够向美国人发出邀请也算是给足了颜面，在这一点上没什么好挑的。
为了来中国，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来的路上，那些飞机颠簸在气流之中的时间里，并没有停止自己的工作。他阅读了大量的关于中国的资料，当然也包括近代历史里所受到的被西方列强欺凌、瓜分财富的历史。
与那时中国受到的伤害相比，唐云扬现在给西方社会造成的一切，不过仅仅只是一小部分罢了。甚至在多些，也不过是讨还了小小一部分的欠债。与中国失去的，并不能够直接划上等号。
到达琴岛之前，富兰克林·罗斯福虽然听说过中国今天的琴岛，已经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值得效仿的，最先进而又最为美丽的城市。
可当看到琴岛的时候，他不得不承认，唐云扬解放了锁住中国人头颅之中，聪明才智的枷锁。虽然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但中国人的聪明在近代的时候，总被限制在一个狭窄的区域里面，而不能尽情发挥。
理由是，学者们在中国的时候，往往一事无成。就算想要取得一点小小的成功，其付出的代价，往往比一生的悲惨更令人同情。可是这些学者一旦到达国外，那么他们的勤奋与追求，常常会取得令西方人瞠目结舌的成果。
据他所知，在中国现在几乎完全开放了国门，学生们报考学校等等方面根本没有任何限制。大批的学生已经使美国或者包括欧洲所有的大学校园人满为患，在享受着美国的免费教育的同时，各学校奖学金的前十名，往往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
在之前，中国也有一些优秀的留学生回到中国，但他们在中国的作为，又往往使欧美学者们不可理解。
当他们回到中国之后不久，即被卷入到一个个所谓政治的漩涡之中，对于自己的专业却再也没有机会进行研究。
“主义，什么狗屁主义，搞得好经济建设，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就是好主意！其他主义，都是些该被丢到垃圾筒之中的狗屁主义！”
凭着这种实用主义的宗旨，在中国被《中华法典》用强力压制的“主义之争”结束之后，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立即就得到了释放。
西方的政客不理解，这么一个实用主义者出现在中国，为何就会为中国的学者们解开了脑袋上的大锁呢？或者可以使中国人被压抑了千百年的聪明才智解锁呢？
答案实际就是《中华法典》的强硬与铁血。
严刑酷法彻底终结了贪官与奸商存在于世界上的可能，贯彻“多杀为主”的原则，从社会之中剔除那种，以所谓的“手段、权谋”夺得财富的不良人群。
当相对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为铁血的法律所控制时，不能明目张胆使用“手段、权谋”夺得不属于自己的财富时，那么聪明才智就会被用到该用的地方。
打个比方，制造伪劣假冒的商品的商人们受到严格控制的时候，诚信为前提，服务为目的，质量为目标的、正常的商品经济市场才会被建立起来。
官商体系在《中华法典》的控制与打击外加屠杀之下彻底终结，在下面的故事当中，也会有这么一些典型的案例供大家阅读。或者官商体系的开始及恶果，终结的手段与利益到底是什么模样大约也就一目了然了。
有的人会奇怪，以中国与印度人口的总数来看，按照比例，中国似乎应该出现更多的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或者其他什么为了世界科学文明的进步，而做出有贡献的学者。
可是，我们如果纵观一下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将近一百年，我们几乎没有在科学上给世界提供任何值得人人们欢呼雀跃的发明。如果说起来，除过袁隆平老先生唯一的成果之外，看不到其他值得一提的东西。
甚至我们中医也必须要利于美国人来说，中医是一种具有体系性、科学性的学说时，中国人也才敢于承认“中医是科学”。
而我们是一个使用了中医千百年的国度，我们的祖先之中，无数的先辈都是被中医救活的。如果祖宗们看到不肖子孙们，就是如此看待救活了他的那些中国医生时，真不知道在坟里能说些什么？
那么究其根本，中国人怎么了？中国人的头颅怎么了？
一种以“表面和谐”为目标的统治方式，一种以所谓的仁术治天下的统治方式，一种所谓的“亲亲”裙带、师生为不及时的连接，一种以取悦长官为目标的升迁手段，这就是中国，不但是过去的中国，依然还包含将来的中国。
归根结底只有一句，没有相对的公平、公正、公开的利益分配机制，从来就没有过。甚至统治机构，保卫整个民族安危的军队，也没有因为这种机制射出应该射出的子弹。
这些虚伪的假仁假义导致了今天贪官、奸商横行，甚至可以影响到国家政策的原因。
然而，唐云扬所带领的，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锻炼过的，以嗜杀为主的军队出现在这片大地之上。督军们，十之二三被砍了脑袋，十之八九被掳去了权柄，所谓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政客，全都要去看小民的脸色来争夺一城一市的选票。
在社会上，奸商、黑帮、贪官死绝了的时候，当人与人之间诚信成为事业成功最基础的要求时，这时锁在中国人头颅上的铁锁便断开了。
完全不必去理会别人的目光，也不必去认同上司的脸色。努力出成果，自然就能够得到应该得到的利益。聪明才智与个人事业目标的结合，最后通过公正的评价得到应得的利益，这就是中国人可以迸发出创造热情的最基本的因素。
那么今天，就是一直在思索着这个问题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得到答案的最好时机，那么唐云扬会如何回答呢？
第二卷鹰羽震九州第六季我这十年第5章政治家宴
筷子对于老实对经常会与中华会馆的前身——“安良党”打交道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来说并不陌生，中国的菜肴对他来说，也非常喜欢。
根据历史记载，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对于中国的关注，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来源于那位在开国大典上矗立在天安城楼上的司徒美登先生。
显然这与他曾经担任“安良堂”的法律顾问有相当大的关系，因此今天作为陪客的是，美国华人界的代表——司徒美登。
但因为某种原因，唐云扬请他的午饭却没有设在水晶宫的宴会厅中。显然藉着一次家宴，打算在某种程度上使富兰克林·罗斯福相信，他被当成真正的朋友来看待。
“今天能够回到中国来说家乡的饭菜，实在是没有想到啊。而且，今天看到琴岛，更是没有想到，中国也可以建设出这样的城市！”
司徒美登手中挚着的酒杯里，是来自朱斌候的夫人尼塔管理下的酒厂之中，推出的美国式烈酒。倒不是不喜欢家乡的酒水，而是唐云扬与富兰克林·罗斯福杯中的“西凤酒”实在是有些太烈。65度西凤酒快赶上酒精的浓度了，真要让老爷子一杯下到肚里，只怕就有问题了。
至于唐云扬与富兰克林·罗斯福两人，则很干脆的拿来茶杯当酒盅。这种选择如果放在水晶宫的宴会厅中，恐怕有些不合规矩。
但在家里的小餐厅中，没有什么其他外人的情况之下，这种选择是实用主义者更喜欢的方式。不必要装B，也不必要假仙，比得是真本事。
一场迎接的宴会，结果变成了唐云扬府坻里的私宴，自然，没有随员、官员、记者在场的家宴，正是谈话的好时机。
艾琳娜·蓓尔自然负责招待了罗斯福的夫人，至于三个男人说起话来，在这样的场合之中，自然就少了许多制约。
既然喝白洒，自然唐云扬摆上来的是川菜系，毕竟北方人，不大吃得惯那些甜腻腻的南方菜。而大瓶的白酒，自然也只有大盘味道浓重的川菜吃起来才够味。
“富兰克林先生，你知道我是中国陕西地方的人，大概比起来和美国德克萨斯地方的人有些像！所以，今天我请您吃是家宴，而没有正式的宴会，希望您不要介意。这是我们陕西人招待朋友的办法！”
几盘大菜下来，客随主便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外套也扔到了沙发上，领带也被扔到一旁，脸上显出些酒晕。虽然他是一个十分谨慎的人，但在唐云扬与司徒美登的频频举杯之下，自然喝下去不少烈酒。
听到唐云扬这种半是解释，半是邀请的话语，作为一个老练的政客哪里还能够不明白对方的想法。虽然是非正式会谈，但正式会谈不过是做些给外人看的事情，现在才是决定两国未来的时候。
“不，不，我非常喜欢这种形式，那些外交礼仪的确使人有些厌恶，而且那些短暂的会谈之中，恐怕我们也难以相互理解，明了对方的真正意图，对于交朋友那些都是过分烦琐的事情！”
司徒美登一捋颌下花白胡子，再度挚起酒杯。
“我不大懂得政治，总感觉政客们的生活不那么真实，倒是你富兰克林总统先生，给我的感觉常常是一种非常务实的态度。”
这些话听到富兰克林·罗斯福与唐云扬耳中，自然别有一番滋味。
他们都是政客，无论形式上有什么差异，无论国家的实力如何区别，他们始终都是政客。终日都在算计某种利益的多少，终日都在那种喧闹而复杂的环境之中生活。
富兰克林·罗斯福回味了一下自己的生活，他能够感觉到自己生活之中有许多不得不做的，相当乏味的事情。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这些必须付出的代价。
倒是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