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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诺维奇在内务部认为有用的全部“审讯笔录”上签了名。他甚至签字承认：
阿列诺维奇，是由彼得罗夫根据托洛茨基的指示，阴谋散播莫斯科物资短缺等等流言，以抹黑斯大林同志，达到把莫斯科拱手交给帝国主义和白匪军的目的……
为了彻底粉碎“托洛茨基的阴谋”，西德诺夫命令阿列诺维奇把自己的一些私人好友、以及军队中的一些重要分子也说成是反革命分子。
这些出卖朋友的要求，使阿列诺维奇大出意外。他理解之前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出于什么动机，但他弄不懂神通广大的内务部为什么要收罗假证据来迫害自己的朋友，和军队中的同僚。
阿列诺维奇恳求西德诺夫别强迫他污蔑自己的朋友，但西德诺夫却提醒他，必须执行命令，不得加以指责。
阿列诺维奇彻底垮了。
尽管他知道自己仅仅是个假被告。今后也只是个假罪犯，但残酷的铁窗生活和此案其他被告的绝望，早打破了他的胆。他担心，抗拒西德诺夫的命令会使他这个假被告马上变成“真正的”被告。所以，他最后还是在要求他作证的一切材料上签了字。
在这些人里，51军军长彼得罗夫选择了拒绝妥协，坚定地拒绝了一切卑鄙的要求！
侦讯人员向他宣布，内务部掌握着托洛茨基让他加入反革命组织的材料，所以要他托洛茨基，说他是阴谋反对政府的头领。西德诺夫千方百计地想让彼得罗夫德相信，只要揭露了这些人，他就可以保住性命。
然而彼得罗夫德坚决否认参加过任何阴谋活动！
于是，彼得罗夫德就这样完蛋了。
西德诺夫和他的手下与彼得罗夫德苦战了将近一个星期。他们对他进行持续不断的审讯。有时，一次审讯就长达四十八小时，中间不准休息，不准吃饭，也不准睡觉。
有时，他们利用他对家庭的眷恋之情。当着他的面，在逮捕他全家人的拘票上签……
在用尽所有常用的刑讯手段之后，西德诺夫按布哈林的示意，设下了这样一个圈套。
他们让彼得罗夫德安静了几天，然后，在一天半夜，突然将他从床上提起来送到审讯员面前，送给他一份内务部特别委员会的假判决书。在这张盖着官方大印的纸上写道，彼得罗夫德因参与托洛茨基阴谋活动被判处枪决，其家人全部逮捕。
西德诺夫假惺惺地告诉自己的这位军长同志：
“我们曾经很愉快地合作过，在一个部队之中。我也不愿意看到你死，但这却是你最后的一次机会，请觉醒吧，彼得罗夫同志，当你认罪之后，还是可以回到自己的军队岗位上去！”
彼得罗夫的眼中流下了眼泪，这究竟是为什么？
自己是一名老布尔什维克，忠诚于自己的理想和事业，可为什么却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结局？
自己的家人已经被牵连了进来，自己不怕死，可是无辜的家人呢？
看着西德诺夫阴森的眼睛，彼得罗夫无奈，又痛苦的点了点头……
西德诺夫笑了，自己终究还是胜利了，任何人都将在自己的面前屈服！
第375章 莫斯科，1920（下）
斯大林所需要的一切都有了，现在，就是通过“正义的审判”把这些斯大林的“敌人”逐一清除掉了！
这些站在莫斯科法庭前的被告，都是名扬四海的人物。他们曾与列宁和托洛茨基一起发动俄国工人群众进行十月革命，把尼古拉二世推翻下台。
是什么原因迫使这些杰出的革命家突然间背叛了自己的信仰、自己的政党以及工人阶级？是什么动机致使他们犯下了诸如间谍罪、叛国罪、破坏工业建设罪，直至大规模镇压工人等一系列不赦之罪？
没有人知道，整个莫斯科都被彻底震惊了……
莫斯科审判使莫斯科人，以及红军将士面临这样一个抉择：或者列宁的所有同志和亲密助手都说变成了叛徒和反革命，或者斯大林是前所未有的阴谋家和刽子手。
各种骇人听闻的罪名使人们惶惑，而当所有被告人都在审判中低头认罪之后，这种惶惑更是有增无减。
人们越来越不相信类似的审判。
被告在法庭上的离奇行为，使人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假设和猜测。他们可能是受了催眠术的影响才认罪的；或者，他们的口供是被酷刑逼出来的，或者，他们曾被强迫服食大量摧残意志的药品。
只有一方面是任何人连想也不愿想的，那就是斯大林是正确的，而列宁的老战友们的确犯了滔天大罪，所以才供认不讳。
当然，斯大林也明白，莫斯科人不会相信检察院空口无凭地宣布布尔什维克党的这些奠基人投靠了白匪军和帝国主义者，不会相信这些人会千方百计的要谋杀自己和把莫斯科拱手让给城恩爱的敌人。所以，人们都期待着他会尽其所能地举出客观证据来使罪名成立，哪怕举出一条这样的证据也行。
然而，在三次莫斯科审判中，国家公诉人每次都没出示任何一件证明被告有罪的证据，既无密信，也没间谍性情报，甚至连一份政治宣言或者传单也没有。
可是起诉书却说。被告被指控犯下的阴谋罪，其规模是很大的。但三次莫斯科审判都拿不出物证，这不显得离奇？
起诉书说，这些阴谋涉及到了整个苏维埃政权，而阴谋的参与者，据政府的猜测，还秘密潜往中国、美国、英国，在那些国家里秘密集会，讨论杀害苏维埃政府领导人的计划。
这除了可笑以外，根本没有任何解释。
按照他们所说的，城外那些协约国的军队，早就不用那么费力的围困莫斯科了，因为在城内他们有着大量的“帮手”……
斯大林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是这么解释的：被告都是些富有经验的秘密活动家，预先就把会给他们招来灭顶之灾的罪证统统毁掉了。一贯自认为深谙暗探局和当今内务部侦缉工作的斯大林，私底里大概也免不了要嘲笑自己的解释太可笑，太经不起一驳。
内务部与革命前的暗探局一样，拥有各种各样的情报渠道，并能依靠奸细获得确凿证据。顺便指出，内务部比暗探局更能笼络“耳目”，即告密者。
暗探局虽能千方百计地强迫革命者变节当好细，但却不能在遭到拒绝时用死亡来威胁他。而内务部不仅威胁，而且确实可以杀害拒绝者，因为内务部这样做并不需要法庭宣判。
革命前的警察局可以把革命者本人送去流放，但却没有权力流放或加害其家属，而“革命”的内务部则拥有这样的权力。
斯大林内心其实是非常不安的，虽然借助这次事件，能把自己的敌人全部铲除，但是，如果不能使人民信服，那么莫斯科随时都有可能被敌人攻陷！
他要公诉人戴夫斯基在下次开庭时当众进行解释：“我敢肯定，对有关阴谋事件的案子，不能提证据这样的要求的……”
公诉人就这样括不知耻地表明，这种指控是无须任何能证明被告有罪的证据。
这样，凡是有头脑的人就必然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侦讯人员没向被捕者出示任何罪证，那么，又有什么东西迫使老布尔什维克们供认犯过应判死刑的大罪呢？
如今坐在被告席上的这些人，曾经多次上过沙皇的法庭，对刑法的基本原理知道得一清二楚。
他们明白，他们没义务证明自己有罪，相反，举证责任应由公诉人承担。对他们来说，最明智的对策是保持沉默，等待“案件”调查工作彻底失败。
可是如今使整个莫斯科吃惊的是，这些被告人没象以往那样沉默，而是异口同声地承认自己犯过一切被强加的罪行。
这种无法解释的怪现象在三次莫斯科审判时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这些身陷囹圄的老布尔什维克，明知侦查机关没有掌握任何有害于他们的罪证，却偏偏愿意把唯一的、有损于自己名誉的，同时又是开庭所必不可少的依据提供给起诉人：
这依据就是他们自认有罪！
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这事办得如此认真，使得莫斯科人百思不得其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每一次公审时，被告们都毫不犹豫地承认犯过骇人听闻的死罪。他们骂自己是苏维埃的叛徒、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帮检察长寻找最恶毒、最卑鄙的字眼。让他用这些词来评价他们的人格和行为……他们还设法要在这场自我诽谤的竞赛中超过同案犯，说自己是最猖狂的阴谋分子，是罪魁祸首。
总而言之，他们以不可理喻的心理扮演自我控告的角色。
就这样，公诉人说什么，被告人就承认什么，甚至在公诉人大肆歪曲他们的生平事实时，他们也丝毫不予反驳。
老布尔什维克们丝毫不愿为自己辩护，这固然令人生疑。更令人惊奇的是另一方面，被告们在表示出对自我辩护丝毫无动于衷的古怪态度的同时，亦拼命为斯大林及其统治的英明唱高调，为斯大林炮制出来迫害他们的莫斯科一审判辩护。
彼得罗夫夫在最后陈述中说：
“党发现我们在堕落，就对我们提出了警告。斯大林在一次发言中强调说，反对派的思想倾向会使我们头脑发热，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党，可我们没有听取这一警告。”
被告人阿历克塞在最后陈述中说：
“但无产阶级的宽容是有极限的，我们现在就已到达了这一极限。”
旷世罕见的怪事！
这些老布尔什维克身临死亡边缘、罪责加身，非但不自救，反而尽力帮助斯大林，好象受死刑威胁的并不是他们。
哪怕是出于自卫本能，他们也应该在最后陈述中孤注一掷，为自己辩护，拯救自己。
可是他们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把生命的最后一刻用来吹捧自己的刽子手。他们要让周围的人们相信，斯大林以前对他们太有耐心，太宽容，现在，他有权消灭他们……
在第二次莫斯科审判中，列昂尼德竟然这样极力为斯大林的侦讯机关申辩，甚至好象做得过了头。他在审判大厅里发言时说：
“从我被逮捕到现在，我一直在折磨审讯员。现在有人问我在审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