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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昱重新打开了自己的笔记本，稍加整理，便把自己脑海里想的通过文字的方式记录了下来：
“……自从兰茨贝格出狱以来，他就生活在半孤独中。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社交场合，他都感到很难适应。他下决心将自己的活动局限在与埃塞和波纳进行幕后讨论的范围内，拒绝透露自己的新打算，尽量推辞与前来讨教和祝福的崇拜他的人们会见。与此同时，他也避免错误地给普通的追随者泼冷水。这样，他的沉默反而使他们更急于听到他的首次演说。
为了更快熟悉近来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急剧发展，他需要集中精力和不受干扰。在法国，曾要求占领鲁尔的统治集团业已下野，上台的是一个较有妥协性的政府。关于战争赔款问题，不久前，盟国已通过决议，同意让德国较公平地赔偿。在经济战线，由于稳定了马克，经济不致再急剧地出现混乱情形。与法国和平解决问题以及经济的恢复这个双重的前景，意味着希特勒的政治资本已被剥夺。
另一方面，社会也发生了变化，给他提供了在全国范围内重新步入政界的机会。技术的迅速发展，都市化、人口的分散，以及过去10年来的工业化，使中产阶级土崩瓦解。小商贩、自食气力的商人和农场主，也处在风雨飘摇中。在通货膨胀期间，遭遇最惨的是中产阶级。这些人比工人阶级较优越富裕，但其富裕却又连同他们的节省和资本一起全被消灭净尽。许多人将其不幸归咎于赤色分子和犹太人，他们正将痛苦转化为仇恨。这样，他们对希特勒的反犹主义便易于接受了。
新的一年给他带来了众多的机会和困难。他的政治前途如何，这就要看他对付这两者的能力如何了。作为第一个行动，他于1925年1月4日作出了与新任巴伐利亚总理海因里希·赫尔德休战的姿态。他单独与赫尔德谈了半小时，保证忠诚于新政府并提出与他合作，共同反对赤色分子。他保证在未来的政治斗争中仅使用合法手段。他给赫尔德留下了如此良好的印象，以致使赫尔德于当晚便称‘这头野兽已给制住。我们可松松链子了’。
2月27日，希特勒公开返回政界。他参加了在贝格勃劳凯勒——他发动起义的地方——举行的党的会议。他讲，他定于晚8时开始讲演；但从下午开始，这间啤酒馆门前便开始排队。下午6时警察关门时，大厅内已挤满了4000名听众，而门外还有1000人不能进场。几乎全国的国社党人都来了，只有3名要员未来：罗姆、斯特拉塞尔和罗森堡。
大厅内的慷慨激昂情绪几乎与起义前夕的情况相差无几。当希特勒沿着过道走上讲台时，热情的追随者纷纷挥动啤酒瓶，向他欢呼，还互相拥抱。
他的眼光超越了党的领导人，向远处的广大党员呼吁。他的话是激烈的，但并不开罪任何一方。他并未详尽地列举1924年争吵的谁是谁非；他故意闭口不谈。他称鲁登道夫是‘运动的最忠诚、最无私的朋友’，敦促‘还向着老国社党的’人们，在卍字旗帜下团结起来，粉碎他们的头号敌人：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前者是向像埃塞那样的革命者发出的呼吁，后者是向德莱克斯勒和较保守的民间追随者。
在发出振兴国家的激动人心的呼吁后，他便把注意力转向坐在前排的党的干部们。
他一不要求他们忠诚和支持，二不向他们表示妥协。他命令他们，若不参加扑灭犹太人运动，就请他们出党。‘若有人向我提出条件，那我就告诉他：朋友，等着瞧，看我会给你们提出什么条件吧！我不会到外边去动员群众的。党员同志们，一年后你们再判断吧，如果我做得对，那很好；如果做得不对，我就把党权交回你们手中。然而，在那一时刻到来前，我将独自领导这场运动，只要我全盘负责，谁也不得向我提出条件。我无条件地为运动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
他的狂暴感染了听众。
‘万岁！’的喊声顿时在大厅爆发。妇人们在哭泣；人们从后厅往前拥去，有的从桌椅上爬过。曾经是誓不两立的仇人，此刻像潮水一样，拥上讲台互相握手，不少人热泪盈眶……”
写到这，陈昱停下了笔，似乎回忆到了当时的疯狂。的确太疯狂了，希特勒的几句话，就能让那些人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除非亲临现场，否则谁也无法感受到……
喝了一口咖啡，陈昱重新提起笔来：
“……梅克斯·阿曼喊：‘必须停止互相倾轧！人人拥护希特勒！’德国国家党的鲁道夫·布特曼满怀激情地宣布，他的怀疑随着元首的演讲，全部烟消云散了。我们过去所用的‘元首’头衔，迄今还是用于私下；它说明了希特勒取得的成功何等重大。此后，他将变成公开的元首。他不但统一了纳粹党，而且还建立了党的领导原则：一人统治，不准怀疑。
精疲力尽的阿道夫·希特勒，当晚与我一同离开了慕尼黑。
希特勒东山再其后的翌日，德国发生了一起重大政治事件。在由埃伯特之去世引起的全国大选中，78岁高龄的陆军元帅冯·兴登堡被选为共和国的第二任总统。
很明显，这位右派英雄并不同情共和，在试图保持中立的同时，并未大力加强共和势力。内阁危机依旧丛生，而且常常是由于小事引起。例如，保守派建议向霍亨佐仑家族提供高额财政赔偿，遭到社会主义派的强烈反对，但获得通过；接着又提出向被废黜的王公贵族提供赔款的新法案。社会主义派提出进行公民投票，但法案仍获通过。甚至连德国国旗应采用何种颜色的问题也导致内阁危机。为这点小事，汉斯·路德总理竟被迫辞职。
国内政治的变化似乎不可避免地将为希特勒的权力膨胀提供新的动力。但是，他重返啤酒馆的政治行动来得太突然，胜利也过大，使巴伐利亚政府无法容忍。它只证明，他的口才对巴伐利亚州有多大的危险。他给党注入了新的生机，但搞得太快、太过分。这样，巴伐利亚州警察局便以希特勒在贝格勃劳酒馆用“不是按中产阶级的标准而是以踏着尸体去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的激烈言辞煽动听众为由，禁止他原定在3月初举行的五个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
希特勒亲口对此提出了抗议。‘想跟我们干架的不妨来试试。’他对警察局官员说：‘谁进攻我们，谁就会被捅得稀巴烂。我要领导德国人民为取得自由而斗争，用不成和平方式就用武力，但一定要成功。这句话我要给警探们着重地讲，省得流言蜚语到处传。’
这些话，从一个宣誓出狱的人口中说出来，是很有分量的；其结果是，在全巴伐利亚都禁止他演讲。公开的纳粹集会可以，但只要有元首演讲就不行。不久，禁令几乎扩展到德国的每个州；这样，希特勒的主要政治武器便被剥夺。他被迫将讲坛移至我的家里。
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我的家中便成为了阿道夫·希特勒的专职演说场所。每天有无数的希特勒的追随者，总会拥挤在我的家里，带着狂热的表情疯狂的欢迎着元首。
甚至连我那5岁的孩子，也成了希特勒最坚定的追随者。当希特勒出现的时候，我的孩子会举起自己的手臂，然后高声呼喊：
‘嘿，希特勒！’
希特勒说话时犹如在皇冠马戏院里一样，不同的是，他是坐着讲的。非常可怕……又喊又叫，还挥动手臂。没有人打断他。他讲呀，讲呀，像放唱片一样，一讲就是一个钟头或一个半钟头，直讲得他精气力尽……讲得他气喘吁吁。讲完后一坐下来，他又是个普通人，好人……好像他换了一个档一样，中间没有什么间歇。”
想到自己儿子对于希特勒的疯狂崇拜，陈昱有些担心，毕竟自己的孩子是中国人，但他在国外呆的时间太长了，总要想个办法，要让自己的孩子知道，真正应该崇拜和敬仰，并为之毫不犹豫献身的人，在中国，不是“元首”，而是“领袖”。
竭力让自己从胡思乱想中摆脱出来，陈昱继续写道：
“……禁令使希特勒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党的重新建设上来。他不辞劳苦，一次又一次地参加会议，不停地劝告人们，就像在贝格勃劳凯勒时一样。他的基层工作技巧，与男人握手致意，吻女人的手，与数不清的人们亲密地交谈。
使他与市内的党员建立了联系。这样，他不但成功地增强了他对普通党员如磁铁般的吸引力，而且完全控制了党的组织。与此同时，埃塞和施特莱彻也运用希特勒的战术，走遍了巴伐利亚，把当地的组织团结在元首的周围……
到了3月底，希特勒几乎完全控制了地方组织。但是，在德国北部，他不得不将党的命运交给格里戈尔和奥托·斯特拉塞尔。格里戈尔是个出色的组织家和天才的演说家。作为国会代表，他可以免费乘火车出入。在贝格勃劳酒馆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演后，他保证效忠希特勒……
与被监禁时期一样，希特勒深居简出，很少公开抛头露面，且很好地利用了这一机会。在两名工作效率很高但没有什么名气的党的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希特勒利用闲暇时间，建立起了一个牢固的党的机构。这两人是菲力气·波勒和弗朗茨·埃克萨瓦·施霍茨。波勒长得像猫头鹰，对希特勒开口说话前必先鞠躬。他虽当上了党的执行秘书，却为工作细节发愁。曾在慕尼黑市政厅当过会计的施霍茨，现在是党的出纳，掌管财政。工作起来，他像是个加减机，又能发扬吝啬鬼的精神，精打细算。这两人完全臣服于元首，成了党的机构中不可缺少的人物。
波勒和施霍茨把党的内部组织搞得井井有条，效率极高，这便使希特勒能集中精力研究党的长远政治战略，撰写文章，并到德国北部作广泛的旅行，亲自出席党的秘密会议。他也有闲暇时间去修补破裂的友谊，开导顽固分子，使敌对者握手言和，以及处理私人问题。他恢复了罗森堡在复刊后的《人民观察家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