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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抵达地球的最南端，我们这次远征真的一无所获。
我们究竟登没登上南极大陆，好像没人知道，也没人关心。
我本该早些给你写信，可是在蒙得维的亚，我发现有封信在等着我，信上说在我离家的时候，我深爱的安娜去世了。
我被告知，在我出发去南极之后有一阵子，她的病好像有所好转，可当报纸开始猜测说〃比尔及亚号〃和全船队员遇难之后，她旧病复发，慢慢地死于一种更凶险的疾病，比我离开纽约前那些专家让我相信的那种病更致命。
自从听到她去世的消息后，我一直挣扎在内疚和悔恨的双重重压之下。
等这些痛苦稍有缓解之后，我再给你写信。
你的 F。A。库克医生 1899年4月15日 〃我深爱的安娜。
〃前几封信中他都这样称呼他的未婚妻，可我却没想过她，这个和我同样的人在千里迢迢之外跟我遭受着同样的煎熬，而且至死也不知道我的存在。
她香消玉殒的过程我最能想象。
在我收到他下一封信之前，他在《纽约先驱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比尔及亚号〃远征的报道。
我兴趣盎然地看了这篇文章，但更感染我的是他刊登在《世纪》杂志上系列文章中的那些照片。
每个月我都从公共图书馆借来杂志，藏在外衣里面偷偷带回家。
不知道爱德华和达夫妮发现后会做些什么。
我想爱德华是不会拿走这些杂志的，但在读这些文章前我不想听他说东道西。
库克医生的这些文章是为了怀念弗朗西斯·斯特德的，献给这位〃足智多谋、坚忍耐心、和善可亲和善于沉思的斯特德医生，因为他的勇气和智谋，北格陵兰远征队生还的队员，包括我自己在内，才得以幸免〃。
他说，要是斯特德还活着，他终有一天会在世界伟大的探险家中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虽然我再也想不起有谁比他更在乎自吹自擂，但没有哪个探险者的探险动机有斯特德医生的那样单纯。
他为了效力人类而辛劳，他的目的就是发展人类的知识。
对他来说，正如对所有那些名副其实的探险者来说，探险不是争夺，而是一项事业。
〃我很注意这段有关弗朗西斯·斯特德人品的描写。
即使是库克医生在他给我的信中，即使是我母亲或爱德华在他们对他的责难中，都没有谁曾如此详细地描写过他。
毫无疑问，这段献词和描写一半是出于内疚而写的，一半是因为知道我会读到它们，或脑子里认为有这种可能，他才写的。
《世纪》上的文章没有那些照片有趣，是用写冒险故事的语气写的。
一个故事的副标题这样写道：〃库克医生直面极地险境，幸得生还〃，大标题是〃身陷绝境〃。
这些文章根本不像他的那些信，我觉得很有可能是请人代写的。
在给我的下一封信中，库克医生会写到这些照片：〃我不知多少遍地告诉自己，假如我们不能生还，我拍的这些照片就将成为我们的遗物。
我记得这样想过：等到被人发现，这些照片早就损毁了，或者还没等送回家就被哪个心怀好意的傻瓜给损毁了，那该多可惜呀！我写了封信给在我们死后碰巧登船的人，告诉他这些照片的重要性，以及保管的恰当方式。
当然，我最担心的还是全船人员的安危，但就像他们对我一样，我对他们也是无能为力。
整天，我呆在甲板上，或站在冰上晾晒那些照片，共有100张。
我用本计划用来毒杀动物制作标本的毒药做成氢氰酸，代替使用完了的定影剂。
不用说，我有自己的暗室。
想想看，在南极，还有什么时候比我在冲洗照片时更有生命危险？〃根据致谢所示，所有照片都是库克医生拍的，有白熊、企鹅，有一张〃比尔及亚号〃被困在冰上的照片，月光下看上去好像被套在光环之中，桅杆、横杆、绳索、卷起的船帆，还有救生艇，全都蒙上了白霜。
有一张拍的是三名队员，根据照片说明，其中两人〃来自纽芬兰〃，尽管在冰上被困了13个月，但他们看上去依然兴高采烈。
有一张是在冰沟里埋葬埃米尔·丹柯上尉的照片。
虽然有库克医生的照顾，但他还是死于肺炎。
最有趣的还是库克医生自己的照片他自己给自己拍的照片。
以前，我在报纸上见过他的照片，但没有哪一张能与这些相比。
他一共有6张照片，每张都取名叫〃库克医生的自拍像〃。
不知何故，除了他自己，好像总是没人为他拍照。
在我看来，那就是他的孤独、他寂寞人生的写照。
一个长久失去了友情的人，一个给从未谋面的16岁男孩写信的人，谁会可能为他拍照呢？他总是拍自己的侧面像，除一张例外，总是从右边拍，从不正视相机，好像不知道相机就在跟前，而是凝视照片以外的某一点。
照片的质量很高，表明他是下了功夫的，照片下面写着〃自拍像〃，这些都破坏了他的那种拍摄手法所造成的假象，使他自己看上去好像是在蔑视相机。
在拍摄上的别出心裁似乎是信手拈来的。
我努力想象他在南极的情景：用三角架支起他的相机，望着一位旁观者，仿佛正准备拍摄镜头瞄准的任何东西，然后从遮光布下钻出来，在相机前面站好位置，做好表情，〃咔嗒〃一声摁下用线连着相机的快门。
他肯定不会满足只照一张照片。
他不敢肯定在这张照片中，甚至在10张照片中，他能否拍到一张自己喜欢或在返回途中能保存下来的照片。
于是，快门一声接着一声地响，烟气一股接着一股地冒，镁光灯一片接着一片地燃，极地的白昼顷刻间变得更白，像两团白炽映在照片中他的那双眼睛里。
在南极大陆的中心，他就这样一连几个小时地摆着姿势，醉心于自我留影、留念，他的随从们远远地注视着他，在他这样忙着的时候，他们却干着他给布置的繁重活。
自拍像，也就是说，拍每张照片的时候，他都是用总在画面以外的那只右手捏着快门的。
看着这些照片，我没有那种疑而不信的感觉，我似乎能看到那架相机，或那只捏着快门的看不见的手。
〃自拍像，1898年〃。
玻璃板底片，那是在照像室里用的照像室是其他探险队员拍照的唯一地方，因为照人像，人看上去就得梳理得最油最亮。
就像皮尔里一样，在他的照片中，他看上去总是特别的豪爽、特别的认真、特别无所顾忌地想产生一种好的印象。
可库克医生却不是这样。
在一张照片中，他的脸朝向一边，几乎与相机成了直角，脸转过来对着相机，两只眼睛刚好照出来，不过外面的那只在鼻梁上几乎只是一条透光的缝，里面的那只被他难得拂到一边的那缕头发遮了一半。
他这副模样好像是除了他，没人会看到这些照片，好像相机就是一架自我检查的机器，好像他的意图就是拍一些自己的照片，用于客观研究，仔细凝视，发现这一个体向他表明的种类特性。
没有哪张照片显示出足够的景物，产生背景的感觉。
他身后岩石上的雪，掠过肩头能看见的云或冰，这些景物也只有了解这照片拍摄时的情景的人才可能认得出来。
有一张是他在室内的照片，紧挨着一堵光秃墙壁的侧面像。
还有一张下面写着：〃摄影师库克，由库克医生拍摄〃，这照片肯定是他对着自己在镜中的影像拍的，镜头凑得很近，你看不见镜子的边缘，库克医生手里捧着一架很大的盒式相机，面带微笑：照片中的那个男人凝视着自己的眼睛。
这把戏很妙。
那微笑也因此很妙。
这些照片拍摄时所发生的事情，无人知晓，唯一的迹象就是他的蓬头垢面：长长的头发、凌乱的胡须、凹陷的眼睛、憔悴的面色，还有大衣和衬衫破损的边沿。
他看上去好像已经屈从于这样的事实：等世界看到他的这些形象的时候，他已不在人世了。
我仔细打量照片中库克医生的脸，寻找他与我的相似之处。
我站在自己卧室墙上的那面镜子跟前，把我的脸与登在《世纪》上照片中的那张脸进行比较，我把那张照片贴在镜面上（事后我又把它取下，以免别人看见）。
我看一眼镜子中我的脸，又看一眼库克医生的脸。
我感觉很傻。
镜子里看不出来。
我原以为用它能同时看到我们两人的影像，但要看到库克医生的脸，唯一的办法就是眼睛要从我的脸上移开，反之亦然。
以前，我从未用这种方式端详过自己的脸，估量过自己的五官，凝视过自己的眼睛。
我感到很不自然，比不上库克医生，在他那个时间静止了的世界里，他脸色镇静、冷凝，而我的脸却时刻在变。
直到我把自己最近拍的一张照片放在他的照片旁边，我才能更好地做个比较，不过，我仍然找不见自己所希望的。
我俩看上去并非完全不像，但也没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我从抽屉里拿出弗朗西斯·斯特德的一张照片，是那张与报道他失踪的消息一并登在报上的照片，我剪下来的。
我把三张照片并排着摆在衣柜的台面上。
看上去我既像弗朗西斯·斯特德，又像库克医生。
或者说，我跟这两人都没有明显的相像之处。
我把母亲的照片（那张写着〃坏女人阿米莉亚〃的银版照片）放在我父亲和库克医生中间，把我自己的照片放在她的正下方。
我母亲的一侧是斯特德医生，另一侧是库克医生。
（好像我甚至连我母亲也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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