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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害怕，我的儿子。
睡觉吧。
”风回来的时候，我们好像同时醒来了。
我们大叫起来，好像有人正从上面走过，不知道我们在下面躺着一样。
我们觉得只要叫得够大声，就可以让他把我们挖出来。
声音逐渐大起来，一分钟比一分钟大，风似乎还是像以前那样使劲地刮，只是变了个方向，雪被吹走了。
听到风声，我们从没这么高兴过。
我们庆祝风的归来，像庆祝重新又有了光一样。
不到一个小时，埋了我们几个星期的雪便被吹走了。
新鲜的空气一下便涌进来，如潮水般让人无法呼吸。
我们咳嗽，感到窒息，可还是像孩子般开心地彼此笑着。
如同是自己粗心身陷险境，但纯粹的好运却让我们扬了名。
风平息后，我们设法出了屋子。
狗都不见了，我也没有注意到它们曾经中断的叫声。
它们能不能活下来，会不会被谁当成野狗，我们便永远不得而知了。
从斯巴布角出发，4月中旬我们到达了伊塔。
一位名叫哈里·惠特尼的猎人住在我们的小屋里。
皮尔里前个夏天向北极进发时，他被扔在这儿。
小屋。
伊塔。
山上小屋里的爱斯基摩人。
这一切怎么还会在此？如同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时代，但却发现一切还是你出发时的模样。
库克医生和惠特尼闲聊起来。
惠特尼对皮尔里很不满，说皮尔里对他不好，他从皮尔里那里获取的报酬与他的劳动付出极不相称。
库克医生用一堆笔记本记录我们的行程，说这是我们曾到达北极点的科学证据。
笔记本的封面已经破碎。
支离破碎，肮脏不堪的笔记本用胶水和驯鹿皮做的绳子固定在一起。
我们不必和惠特尼一起等皮尔里，他决不会让我们上船。
最近的港口是乌佩纳维克，我们得步行到那儿，得走四个月。
库克医生说，如果步行这么远的距离，笔记本肯定会成碎片的。
“我必须把这些笔记本留在您这里，惠特尼先生。
”他说道。
“或许我该信任您，您会把它们安全带回纽约交给我妻子？不然，它们很快就毫无用处了。
”惠特尼说他会照顾好这些笔记本，也不会跟皮尔里说起它们。
库克医生告诉我，我们得尽快到乌佩纳维克。
没有消息说皮尔里何时会从北边回来，也不知道他已走了多远。
我们在乌佩纳维克与埃图克述克和阿瓦哈分了手。
我们和他们拥抱告别，尽量克制住自己不要哭出来，他们被我们的举止搞糊涂了。
他们只是腼腆地笑着，然后便转身向伊塔走去。
我们上了艘名为汉斯基号的丹麦船。
它应驶往哥本哈根，但中途拐到了莱威克，是苏格兰最北端城市，设得兰群岛首府所在地，也是最近一处拥有无线电设备的港口。
丹麦人告诉我们，如果直接去哥本哈根，就可能让皮尔里首先宣布他的胜利。
他们更喜欢我们，不仅因为他们可以载我们回归文明世界，而且还可以带我们去他们的国家。
那儿会成为第一个欢迎我们，为我们庆祝成就的国家。
从莱威克，库克医生给布鲁塞尔的科学院发了电报，告诉他们我们于1908年4月22日到达了北极点。
发报日期是1909年9月1日。
我们回来整整用了16个月的时间。
我给克里丝丁发了封电报，告诉她我“安全无恙，即将返家”。
我不知道过了这么长时间，她还会不会在乎我的安危。
库克医生给他妻子发了一份电报，给纽约《先驱报》发了封2000字的电报。
他简要介绍了我们到北极点的经历。
《先驱报》将此登在了9月2日的头版上。
“虽有斯特德先生与两位爱斯基摩人陪伴，我仍深觉孤单。
如此一处毫无生机之地，竟成多年来人之梦想。
处处紫雪，无生命，无土地，冰霜之地千篇一律。
我等仅为冰雪世界中脉搏跳动之生灵而已。
”他在电报中写道。
我们到了哥本哈根。
这样一条从旧世界到新世界的路真让人难以置信。
我刚从极地到了欧洲。
到了丹麦，到了那些曾打败英格兰人的部落中，到了那些英格兰人的祖先中。
老丹麦。
老哥本哈根。
库克医生、爱斯基摩人和我如同一个四个人的部落，刚刚穿越时空隧道。
我们曾到过斯巴布角的石器时代，曾在那儿身住洞穴，手持自己制作的骨制武器捕食猎物。
汉斯基号驶进哥本哈根港的时候，我想起自己第一次看到曼哈顿的情形。
刚经过昨夜的风雨，湛蓝的海水衬着天空。
港口布满小艇，很多都插着星条旗。
汽笛与喇叭声响成一片。
乐队开始演奏，每声号响会带出不同的乐曲。
我能听出的只有一首“看到远征的英雄归来”。
从我们到北极起，生活似乎变成了一系列的发现。
在发现之前，斯巴布角、乌佩纳维克与哥本哈根似乎并不为外界所知，一切于我如此陌生。
库克医生说，自我们坐火车从曼哈顿到格洛斯特算起，已经过去了27个月了。
数字、月份对我都没有意义了。
用数字来计量时间或者距离看上去如此荒谬，我不知道这种感觉会持续多长时间。
《纽约的探险家》第37章
到达了哥本哈根港，我们突然意识到自己会是一副什么样子。
库克医生和我穿的是七种破烂不堪的动物皮。
码头上，丹麦王子跟我们握手，脱帽向我们致意。
他们在船上帮我们做了清洗。
前一天，我和库克医生一样，头发及肩长。
这么长时间我一直很脏，好像不管多少肥皂和水都没法把我洗回正常的肤色了。
可是并无人介意。
成千上万的人到了港口，想看我们一眼。
没人知道怎样的赞美才合适。
有些人唱丹麦国歌，有些人唱美国国歌。
我们被介绍给神父，他们和我们一样感到迷惑，不知道为什么要被召唤来。
第一天结束时，我们的手疼得厉害，再也不能握了，为了提醒民众，我们进门出门都戴起手套。
与经历过的无边的空旷相比，哥本哈根看来如此反常与纤细。
在我的眼中，哥本哈根人没意识到，他们生活在包容了他们的黑暗之中。
城市如同大海，容得下每艘沉船。
楼房、桥梁、马车、汽车、电灯，一切看起来都微不足道。
库克医生曾尽力让我在最后一刻成为第一个到达北极点的人，但看来仍是一个象征性的姿态。
这次探险还是他的。
一家哥本哈根报纸这样写道：“慷慨而大度的库克医生让其初出茅庐的被保护人走完了最后宝贵的几步。
我们对斯特德先生高呼庆祝，但享受首位到达北极点的荣誉的人，还应是库克医生。
”有一阵，看到人们为看我们而开出很高的价目，库克医生非常高兴。
他不顾别人的反对，从《汉普敦》杂志那儿接受了3万美元，将独家刊载权卖给他们，那些人还说有人会出比这高十倍的价钱。
他从演讲组织者弗莱德里克·汤普森那儿拿了25万美元，准备为他演讲250场。
哈勃兄弟出版公司很快也要为书的出版权而出价。
我们在哥本哈根的凤凰酒店住了三个星期。
在雨夜中人群依然聚集在楼下，希望我们能够出现。
我们会时不时地出来，引起一片欢呼声和掌声。
我们呆在相邻的套房里，轮流去窗户边上，一起出现只有一两次，总在人群中掀起最响亮的欢呼声。
“库克，斯特德，库克斯特德。
”他们唱道。
政府官员把我们安置在这家酒店，告诉我们不要担心花费的问题。
我第一想到的就是食物。
我看到酒店的菜单便已经快晕倒了。
如果不是库克医生提醒我，我肯定会撑死的。
他告诉我，我的胃已经萎缩，如果立刻吃较多的东西，我会病倒。
如果再吃比较难消化的食物，我的身体会像吃毒药般地起反应。
无论我们走到哥本哈根什么地方，都有年轻漂亮的姑娘跟着我们。
一次，我们刚从车上下来，一群姑娘便围住我们献花，还和我们拥抱、亲吻。
她们跟着我们的车在街上跑过，边跑边喊：“我们爱你，库克医生，斯特德先生。
”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隔绝人世的生活，刚开始我们还无法适应现在的豪华。
我们在床上没法睡觉，只习惯于躺在床边的地上。
我花了两个星期，才离开地板睡在床垫上面。
我们访问了博恩斯托夫城堡，与丹麦的玛丽公主和到访的希腊公主喝了茶，她们都讲流利的英语，只是略带口音。
我们所作客之处的大多数人都如此。
看起来是多么奇怪，离开文明世界两年半以后，回来时却发现我听不懂当地的语言，好像我们已经离开了很长时间一样。
爱斯基摩语也没像丹麦语一样让我觉得这么不习惯。
我觉得很奇怪，这儿的报纸看来就跟家里的一样，我却一个字都不认识。
看着很熟悉，却都歪斜着，好像我受的磨难已经摧毁了我的认知系统，好像哥本哈根无所不在的这些莫名其妙的丹麦语会退化成英语，街道、建筑物会变成以前的形状，人们也会穿上以前穿的衣服，就像我刚开始看到他们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