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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去汉京大学，那里几十万份甲骨文等着我。我一个中国朋友周树人在信中告诉我，里面可能有关于我一直寻找的殷商东渡的证据……”藤田耀眉飞色舞的说道。
“我准备先在上海看看……”
“那好吧，我给你我在汉京大学的联系地址，我可能会在中国多呆一阵，你如果有空就来汉京找我。”
他们不知道的是，在检疫站的一间办公室里，几名国安特工正在谈论他们。
“老吴，这批的日本人的身份核实了吗？我看那个石原莞尔不怎么对劲，他怎么看都不像是来学术访问的……”一个留着小胡子的特工说道。
“那边已经核实过了，他们的身份都是真的。那个石原莞尔确实是6军大学的讲师，也确实是以自由访问学者的身份来的，当然他的目的肯定不会为了学术访问……”老吴把一份文件递给他。检疫的这五天，以中国的情报能力，早就把他们的跟脚摸清楚了。
“卧槽，日本人现在学乖了啊，直接亮明身份进来。”小胡子有些意外，摸着下巴说道：“他们这么进来，我们还真不好下手啊……”
要知道，本位面中国的反间谍能力是非常吊爆的，外国潜入的间谍基本上都是肉包子打狗，那是来多少没有多少，只有少数命大的能活下来，但是也被“感化”成了双面间谍。特别是那种隐姓埋名偷偷潜入进来的，因为在中国没有入境记录，那么从理论上说，这个人在中国就是不存在的。因此他们是成为“为科学献身的志愿者”，还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或是别的什么，就得看各个部门的需要和心情了。
中国也因此成了各国情报人员心目中的“龙潭虎穴”和“生命禁区”。秘密潜入的损失率实在太高了，高的让各国情报机构无比肉疼。要知道，培养一个专业间谍可不容易，这玩意儿真心又贵又费时间，像这种肉包子打狗一样的做法，任何一个国家都受不了。
因此现在各国情报机构也学乖了。索性就大大方方的以公开的身份进来，这样就算万一出了事也好捞人。免得像以前的那些失踪的倒霉蛋，中国根本不承认他们到过中国。海关那边只需把手一摊：我们的入境上没有xx的记录，这说明xx根本没到过中国。
“哪怎么办？他是公开进来的，如果没犯事，我们不好动手……”
小胡子说道：“嗯，那就定为乙级监控目标，通知各地部门注意吧。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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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5章石原莞尔的中国行（中）
ps1：昨天晚上突然有事，现在才，不好意思。
ps2：好吧，好吧，我错了，你们赢了！没想到对于金琳的归属反响那么激烈，鲁夏铭小胖子的未婚妻改成。改成金琳的徒弟“唐枫”妹子得了。想不到我也遇到这种事情了，以前只是在别的书遇到过，好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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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后的事实证明了“亚洲主义”的局限性，生活凋敝的人民就是最好的证明。一战的得利说明以前我们期盼的“亚洲主义”成功了，在中国的支持下，我们顶住了英法的压力，牢牢的掌握了摩杉，这是亚洲主义的成功。
但是因此得利的也只是财阀和权贵，广大日本人民并没有得到了应有的利益，他们仍然在饥寒线上挣扎。许多农民除了夏季紧张的耕耘土地外，冬季则须进城作工，即使如此，一年所得除去租税，往往难以维持一家人的温饱生活。有些农民，特别是长野县信浓川一带的山区农民，不得不全家人背井离乡随政府组织的开拓团到摩杉垦地谋生。在城市，有劳动力的青年男女进厂作工，尽管十分勤劳，每天劳动18个小时以上，所得微薄之工资，仍难以养家糊口。各财团势力以其产业、经济上的优势地位，残酷地剥削劳动群众。整个日本贫者越贫、富者更富的两极分化和资本垄断等问题比之战前更加严重。
为什么会这样？我以前也看过北先生（译者注：北一辉）的《日本改造大纲》，但还不以为然，认为他是危言耸听。等我到了中国，了解到这里的社会变化之后，才彻底醒悟过来。北先生是对的，日本人民的灾难正是天皇体制的固有缺陷，因为天皇本身就是财阀们的保护者，而反过来，财阀又成了天皇体制的最大支持者和捍卫者。只要天皇体制还在，那么无论我们怎么做都无法改变这种现象。
————摘自《从亚洲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作者石原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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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世纪的前三十年，尽管经过了甲午之战和庚子事变，俺大清已经被彻底打回了原型。但此时的一些日本人对中国仍然存在一些“同文同种”的感情，他们认为中日都是黄种人，都被白种人欺压，如果中国也和日本一样都崛起了，那么两国可以互相依靠了。
而且这种思潮在当时的日本还有不小的市场。比如侵华时多次担任相的近卫文麿的老爹——近卫笃麿，就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亚洲主义者。他曾经提出过“东亚保全论”和“亚洲一体论”，主张建立日清同盟，创建东亚同文书院，目的亦在于反对欧美、俄国主导支配中国，推广亚洲主义。
后来看到俺大清实在太废柴，他们又转而支持革命党，试图帮助中国革命，从而弄出一个强大的盟国。尽管到了后来侵华战争时，“中日亲善、东亚共荣”之类的亚洲主义口号彻底成了忽悠中国人的幌子。但在19世纪末到2o世纪初的半个世纪里，“亚洲主义”这种思潮在中日两国里都是有不少拥护者的，有不少人是真心相信这个理论。
这个石原莞尔也是其中之一。在原时空的1911年，石原莞尔正被派驻在朝鲜当少尉。当他听到武昌起义成功消息后，就把自己手下的一小队兵带到附近的一个山上，然后对天鸣枪，一群人泪流满面，使劲高呼：“中华民国万岁！”
而本位面中国革命的时间更早，19o7年“丁未革命”那时，他还没毕业。他就和6军士官学校的同学们一起跑到学校附近的山坡上，泪流满面的使劲高呼：“中华革命万岁！打倒清廷！”之类的口号。
后来中日生战争，日本被狠狠抽了一顿，割地赔款，多年扩张的结果毁于一旦。但是日本的惨败非但没有减少国内“亚洲主义”的受众，这种思潮反而比原时空更加火爆了。
怎么说呢？这是因为日本这个国家非常的奇葩，他们的大脑沟回和其他民族大不相同。别的国家如果是被敌国暴打了，肯定记恨一辈子。但日本不一样，他？是个天生抖的民族，被抽得越惨就越听话，被揍得越惨就越服你。这也是有先例的，比如在唐朝时，他们在白江口被唐军推了，于是就直接跪舔大唐了，什么都学唐朝。明朝万历时，丰臣秀吉被明朝暴打，接下来的德川就对明朝老老实实的。原时空的二战，被美国吊打，又被强喂了两个蘑菇，就老老实实的给美国当小妾了，啥都学美国。
所以要日本搞好关系的话，就得先把他们狠狠的抽一顿，抽得越惨越好。抽完之后，他们就会自动贴上来跪舔，赶都赶不走。这方法是绝对有效的，根本不用搞什么友好亲善之类的东东，那根本没用。只管逮着打就是，你把他们打得越惨，他们就对你越孝顺。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有特例，但至少绝大多数日本人的思维方式都是这种。
没错，这个国家就是这么奇葩。所以他们在中日癸丑战争后，“亲华派”以及“亚洲主义”的人数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打着滚的往上翻了。
“亲华派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看起来似乎不错，但却并不能让文总满意。因为他们所谓的“亚洲主义亲华派”并不是他们真正的对中国有多深的感情，至少绝大多数不是。他们之所以“亲华”，仅仅是认为这样做可以比“**”带来更多的利益。当然这也是人之常情，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最重要的是，他们仍然是“天闹黑卡”当作精神偶像，仍然倾向于君主制，这一点和以前的**派是一样的。
这一点尤其让文总不满，只要“天闹黑卡”这个旧的偶像不被车翻，那么日本的主流意识形态就不可能掰直了过来，科学社会主义就没办法壮大。倒不是说君主制和科学社会主义完全不兼容，而是日本奇葩的历史传统，他们的“天闹黑卡”带有非常浓重的宗教色彩，对日本整个社会阶层都有很强的影响，哪怕他们毫无实权也是如此。
文总对于日本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就是要彻底控制起来，这种事情如果仅仅靠武力是不够的，必须在意识形态上也掰过来，再加上经济控制，这样的控制手段才牢靠。经过这些年科社党在日本的展，已经证明了，只要“天闹黑卡”还在，科学社会主义就很难成为主流思潮，受到大多数日本人的认可。这当然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在文总的计划中，日本皇室是必须被消灭的，“天闹黑卡”这个精神偶像是必须完蛋的，而且必须是被日本人自己消灭，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尽快的接受一个新的思想。
所以如果仅仅是“亲华”，并不符合文总的计划。这也是近几年来中日关系始终不冷不热的原因，哪怕日本政府再怎么努力的搞什么“中日亲善”，高层访华频繁，中国的态度也只是在表面上和气和亲切，正常的生意照做，一般性的国际配合也可以，比如在非洲问题上，但是更深入的合作确实不要想了。
北一辉的日本科社党组织在一战期间那几年虽然展得不错，但那只是相对欧美国家而言。他们的同情者和支持者虽然很多，但却仍然对“天闹黑卡”抱有期望，这样的局面距离文德嗣的目标还差得太远。尤其是日本在一战中获取了大量利益之后，不断的胜利使得日本的社会矛盾有所缓和，科社党组织的展似乎到了一个瓶颈。
原本文总对此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经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