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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曰崇俭约以养廉。
昔年州县佐杂，在省当差，并无薪水银两，今则月支数十金，而犹嫌其少。昔年举贡生员在外坐馆，不过每月数金，今则增至一两倍而犹嫌其少。此所谓不知足也。欲学廉介，必先知足。观于各处难民，遍地饿莩，则吾辈之安居衣食，已属至幸。尚何奢望哉？尚敢暴殄哉？不特当廉于取利，并当廉于取名。毋贪保举，毋好虚誉，事事知足，人人守约，则气运可挽回矣。
三曰勤学问以广才。
今世万事纷纭，要之，不外四端：曰军事，曰吏事，曰饷事，曰文事而已。凡来此者，于此四端之中，各宜精习一事。习军事，则讲究战攻防守，地势贼情等件。习吏事，则讲究抚字催科，听讼劝农等件。习饷事，则讲究丁漕厘捐，开源节流等件。习文事，则讲究奏疏条教，公牍书函等件。讲究之法，不外学问二字。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问于当局，则知其甘苦，问于旁观，则知其效验。勤习不已，才自广而不觉矣。
四曰戒傲惰以正俗。
余在军日久，不识术数、占验，而颇能预知败征。大约将士有骄傲气者必败，有怠惰气者必败。不独将士然也，凡委员有傲气者亦必偾事，有惰气者亦必获咎。傲惰之所起者微，而积久遂成风俗。一人自是，将举国予圣自雄矣；一人晏起，将举国俾昼作夜矣。今与诸君约，多做实事，少说大话，有劳不避，有功不矜。人人如此存心，则勋业自此出，风俗自此正，人才亦自此盛矣。
劝诫绅士四条
本省乡绅，外省客游之士，皆归此类。
一曰保愚懦以庇乡。
军兴以来，各县皆有绅局。或筹办团练，或支应官军，大抵皆敛钱以集事。或酌量捐资，或按亩派费，名为均匀分派，实则高下参差。在局之绅耆少出，不在局之愚懦多出；与局绅有声气者少出，与局绅无瓜葛者多出；与局绅有夙怨者不惟勒派多出，而且严催凌辱，是亦未尝不害民也。欲选绅士，以能保本乡愚懦者为上等。能保愚懦，虽伪职亦尚可恕，凌虐愚懦，虽巨绅亦属可诛。
二曰崇廉让以奉公。
凡有公局，即有经管银钱之权，又有劳绩保举之望。同列之人，或争利权而相怨，或争保举而相轧，此不廉也。始则求县官之一札以为荣，继则大柄下移，毫无忌惮。衙门食用之需，仰给绅士之手，擅作威福，藐视官长，此不逊也。今特申戒各属绅士，以敬畏官长为第一义。财利之权，归之于官，赏罚之柄，操之自上。即同列众绅，亦互相推让，不争权势。绅士能洁己而奉公，则庶民皆尊君而亲上矣。
三曰禁大言以务实。
以诸葛之智勇，不能克魏之一城；以范韩之经纶，不能制夏之一隅。是知兵事之成败利钝，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近年书生侈口谈兵，动辄曰克城若干，拓地若干，此大言也。孔子曰：“攻其恶，无攻人之恶。”近年书生，多好攻人之短，轻诋古贤，苛责时彦，此亦大言也。好谈兵事者，其阅历必浅；好攻人短者，其自修必疏。今与诸君子约为务实之学，请自禁大言始。欲禁大言，请自不轻论兵始，自不道人短始。
四曰扩才识以待用。
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董子曰：“强勉学问，则闻见博；强勉行道，则德日起。”《中庸》所谓“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勉强工夫也。今士人皆思见用于世，而乏用世之具。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袒，勉之又勉，则识可渐进，才亦渐充。才识足以济世，何患世莫己知哉！
1869年3月，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上任前他便听说直隶“风气之坏，竟为各省所未闻”。甫一上任，他就采取一系列刚猛措施，“严立法禁，违者重罚”，着手整顿吏治，清理讼案。到任不足一月，曾国藩先后参劾知府、知县十一名，直隶政坛为之震动。五个月后，曾国藩又参革劣员八名。这些官员，皆为“性情卑鄙，操守不洁”、“貌似有才，心实贪酷”、“擅作威福，物议沸腾”、“品行卑污，工于逢迎”、“专事夤缘，贪而多诈”之辈，劣迹斑斑。裁汰劣员的同时，曾国藩极力保荐贤官廉吏十九人。不足半年，直隶吏治状况大为改观。
曾国藩直督任上整顿吏治的另一件事为清理讼案。他上任十个月，直隶审结登出旧案12074起、新案28121宗，积案基本得以澄清。曾国藩亲定《直隶清讼事宜十条》，规定：
一、通省大小衙门公文宜速；
二、保定府发审局宜首先整顿；
三、州县官亲自过问，“不得尽信幕友门丁”；
四、禁止滥传滥押；
五、禁止书差索费；
六、四种四柱册按月呈报悬榜；
七、严治盗贼，以弭隐患；
八、久悬未结之案“核明登出”；
九、分别皂白，严办诬告、讼棍；
十、奖励人才，变易风俗。
“用人之道”为要（1）
曾国藩的成功之道关键在于知人善用。其“知人之鉴，为世所宗，而幕府宾僚，尤极一时之盛”。曾国藩能够成就事功，贤才云集是一决定性因素。他的对手石达开对此深为折服，认为曾国藩“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画精严”。左宗棠自视甚高，以当世诸葛亮自居，自号“老亮”，尤不服气曾国藩，然论及识人用人，亦不得不承认：“知人之明，自愧弗如元辅。”有人评价说：“曾国藩首建义旗，终成大功，未尝自以为知兵，其所自负独在教练。”曾国藩“以‘惧’教士，以‘慎’行军，用将则胜，自将则败；杨岳斌、鲍超以‘无俱’为勇，以‘戒惧’为怯，自将则胜，用将则败。”言虽诙谐，却切中曾国藩成功之要害。
曾国藩认为，全才应德才兼备。“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若德才难以兼备，曾国藩更强调“德”，宁用有德无才，而不用有才无德之人。
曾国藩有知人之明。平素其为人威重，目光敏锐，见客时不喜多说，善于观察他人一言一行。客人走后，曾国藩用心记其优劣，随时备为采选之才。他第一次见江忠源后评价道：“此人气度不凡，忠义血性，必以节烈死。”果然，江忠源任安徽巡抚时在庐州被陈玉成的太平军击毙。曾国藩好友郭嵩焘云：曾氏“以美教化育人才为己任，而尤以知人名天下，一见能辨其才高下与其人之贤否。公识量恢宏，望而知其伟人生平，取舍是非，求信诸心，一言一事研核无遗，尤务规其大而见其远”。
曾国藩以八字总结用人之道，“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他新到一地，首先遍贴告示，访求人才。如第一次出师湖南，他发布的檄文主要涉及招揽本地英才，“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北上督师剿捻时，他又发布“寻访英贤”帖，写道：“淮徐一路，自古多英杰之士，山左中州亦为伟人所萃。本部堂久历行间，求贤若渴，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察酌录用。如有荐举贤才者，除赏银外，酌予保奖”。
曾国藩认为，得到人才首先须礼贤下士。“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得其余”。湘军名将塔齐布本为一不起眼的下级军官，但他练兵认真，黎明即起，后得到曾氏大力提拔。其次要因材而用，不拘一格。“世人聪明才力不甚相悬，此暗则彼明，此长则彼短，在用人者审量其宜而已。山不能为大匠别生奇木，天亦不能为贤主更出异人。上等贤哲当以天缘遇之，中等人才可以人力求之。在上者提倡之则有，漠视之则无”。第三是唯贤是举。曾国藩有识人本领，但并非仅凭面相，如早期湘军第二号人物罗泽南“貌素不扬，目又短视”，却被他称为奇才。
曾国藩并未将延揽之才放任自留，而是时刻勤加督导。李鸿章便是一例。李鸿章办团兵败后投到曾国藩门下担任幕僚。曾国藩有黎明议事、同吃早饭的习惯。李鸿章是江淮人，不习惯湘菜口味，且不愿早起，坚持一段时间后就不想去了。有一天，他以头痛为由，向曾国藩请假。曾国藩不准，命差人去请，李鸿章睡意阑珊，不愿起床。一会儿，差人又来，对李鸿章说：“曾帅还在等你，一直等到大家聚齐才开饭！”李鸿章无奈，“披衣踉跄而往”。曾国藩见到他，一言不发，阴沉着脸低头吃饭。食毕，曾国藩正色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从此，李鸿章改掉了睡懒觉的毛病。
曾国藩勤于身教使幕僚们受益匪浅。吴汝纶回顾自己在曾国藩幕府和李鸿章幕府的日子，慨然曰：“吾壮时佐曾文正幕，四十以后佐李文忠幕，遭际亦幸矣。然佐曾公时，日有进益，而佐李公幕十余年，则故我依然。何者？盖曾公每办一事，无适莫心，无人己见，但详告事由，命诸同人各拟一稿以进，择其最善者用之，且遍告曰：某君文佳。倘皆不合，始出己文。如有胜己者，则曰：吾初意云云，今某君文胜吾，吾用之矣，即将己稿弃去。于是人争自琢磨。事理愈细，文思亦愈精。李公则不然。每办一事，必出己意，曰：吾欲云云。合其意者用之，不合其意者摈之，无讨论，无切磋，于是人争揣摩其意、无越范围者，而文思乃日隘。二公之度量性情于此可见，而其能作人与否，亦于是焉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