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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生死状》已经是一个历史文物。不能够破坏。如果现在你也加签他也加签。那还算是文物吗？“张一平说道。
曲伟卿耸耸肩。说道：“只能够遗憾了。”
张一平说道：“对于选举，我是这样认为的：我知道现在中国的条件非常差，国情所限，进行直选的困难很大，这是中国的现实情况，我是理解的！但是我也知道，如果一开始不进行直选的话，也许永远也实现不了直选了。
在某些利益集团形成后。要想改变规则，就得损害这些利益集团的利益，到时的阻力和困难肯定比现在更大。所以就算现在有困难、条件不成熟，我还是要坚持直选，如果实在没有条件，就只能成立临时政府，或者让政府机构暂时空置，宁缺勿滥。”
曲伟卿说道：“组建临时政府当然由我们清廉党来主导，这对我们有利，等条件成熟进行直选的时候。我们会占据很大的先机。”
张一平说道：“总的来说，我对于选举有几个基本的要求：
一、各级行政官员。包括县长、市长、省长、总统都必须由直选产生，没有经过直选的官员没有权力。
二、众议院议员以各县市人口基数进行分配，人数控制在一千人以下。
三、参议院议员的人数，每省两个，不应超过一百五十个。
至于国家采用总统制还是内阁制等等，由新成立的议会通过法律来决定。”
曲伟卿沉吟道：“这样的选举会不会太多了一点，县长、市长、省长、总统、众议员、参议员，再加上省、县、市的议员选举，即使错开选举，一年内也有两三场，一场两三个月，一年下来，光选这个选那个的就花费了半年的时间，还要不要干活呀。”
曲伟卿问道：“不如县、市长直选，总统由国会选举，省长由总统或者总理任命。“
张一平说道：”这不行，我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下清廉高效的政府，官员就必须由选民来决定，不是由选举产生的官员，是不会对人民负责的，人民也监督不了他，特别是省长级别的那些高官，由于他的官位是中央给的，他只对中央负责不用对选民负责，人民也不能对他进行监督，这样的官，保证不用几年就会全部腐化掉。”
“没有那么严重吧！” 曲伟卿说道，“在任命官员的时候，我们会考察他的品德的。“
“在我眼中，只有健全的体制和人民的监督才靠得住，没有人民的监督，品德再高尚的人，也会很快堕落。”张一平说道。
“只是这也选那也选，也的确繁琐了一点。” 曲伟卿说道。“除非采取废省制。”
“废省制？”张一平说道，“这是谁的观点？”
“废省制的倡导者是康有为。”曲伟卿说道，“关于是否设置省府，其实在近几十年来，一直都有激烈的争论。”
接下来，曲伟卿向张一平简略地介绍了一下康有为的废省制：
清朝中叶，全国人口已达4亿以上，平均下来，一个省的人口2000万，超过欧洲的中等国家。省之下又有道、府、县三级行政建制，基层的民情很难上达朝廷。因此，清末的维新派人士很早便对省制提出了疑问。
康有为于《上清帝第一书》中，他批评了当时的官制，首次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张。在《上清帝第二书》中，提出了废除省制的具体建议：废除省、府这两级行政机构，只留下道和县两级。每道设一巡抚，上通章奏，下领知县。
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康有为又重申了此议。在戊戌变法前夕的《上清帝第六书》中，康有为仍然主张“宜用汉制”，但把‘每道设一巡抚’的建议改为‘每道设一民政局，妙选通才，督办其事’。
康有为的建议得到光绪皇帝的赏识，但不久就发生戊戌政变，百日维新成果付之东流，康有为、梁启超等亡命海外。
张一平听了之后就呵呵笑道：“康有为这个老顽固还是有一点眼光的嘛，特别是‘每道设一民政局。上通章奏。下领知县。’甚得我心呀，如果同县市自治联合起来，倒也是一个良法。行政区变小了，地方权力变小，中央集权就更加稳固，也就不会发生以后一省一省的独立事件了。虽然康有为是在为清廷作想，但也有可借签的地方。“
曲伟卿继续介绍说道：
本世纪初，梁启超的思想相当激进。几乎与革命派不相上下，他与欧榘甲等人积极鼓吹十八省分立之说。康有为闻讯，急忙作《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以极其严厉的口吻教训了梁启超等人。阐述了十八省分立的危害。
梁启超受到康有为的严厉批评后，放弃了革命、分立的鼓吹，转而附和老师的废省主张。并建议逐步推行裁督抚废行省的主张，不过他的主张遭到戴季陶的强烈抨击。
戴季陶在《天铎报》上撰文指责梁启超“废行省以长君权”，“是欲举全国人民举变为中央政府之奴隶也”。意思大概是说：废省制让中央的权力过大，不利于民主建设。
辛亥革命的爆发，就是先是由一省揭杆而起。宣告独立，其余各省争相愤发。群起响应。这让后来的当权者们终于看到了地方权力过大的危害。戴季陶主张的地方分治，在各省独立基础上建立中华民国的构想，也就没有人愿意提起。当时的政治领袖，无论革命党、立宪派、前官僚，除同盟会中姓孙的一派由于没有掌权，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外，多信奉中央集权的政策，亦赞同废省论。
1912年1月，又有一个叫做章太炎的创建了一个统一党，以“固结全国领土，厘正行政区域”为第一条政纲，并主张改省为道。他指出：剖一省为数道，全国不过六七十道，隶于中央，一道所领，不过二三十县，如是，则地方之治不纷，中央政令易行。因此，袁世凯的亲信、民国首任直隶都督张锡銮通电全国，称废省改道有三大利，请求“先从直省实行，为天下倡”。
1912年10月，袁世凯政府就省制问题向临时参议院提出了一个草案。该草案认为：“欲为根本之解决，宜废省存道，以道辖县。”它提出了两种具体办法：
第一种办法；分全国为四十乃至五十余道。道既为国家行政区划，又为自治团体；每道辖县四十至五十有余。县为国家行政区划，并为自治团体，与道同；每县辖镇若干，乡若干。镇乡纯为自治团体。
第一种办法为两级制。如果以分拆各省不便时。则拟用第二种办法如下。
第二种办法、仍留省制，合若干道为一省。省置中央专使一人，名称另定，专司监督各道。不为自治团体，故无省议会等自治机关。以上第二种办法为虚三级制。
这时候，张一平打断了曲伟卿的陈述，忍不住插口说道：“袁世凯政府的草案还是不错的，无论是两级制或者虚三级制，都是极好的。
我从中听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地方自治！看来这种‘地方自治’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就连袁世凯这个想做皇帝的人，他都赞同地方自治。看来，这个时期的民主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在我生活的那个时代，反而是一种退步…“
“你生活的年代，什么意思？“曲伟卿疑惑地问道，”总司令是说你在国外生活的时期吗？“
张一平醒悟过来，说道：”不错，我就是说这个。你继续说下去，我对这个废省论越来越感兴趣了。“
曲伟卿继续说下去：
1912年10月18日，国务会议根据上述第二种办法制定了虚三级制之大纲。不过在袁世凯政府采纳了“虚三级制”的方案后。康有为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长文《废省议》，力陈“去府存省道”之必不可行。他说：省必废，然而行政区只立府县二级。道可为军政区，只能够存在边疆地区，比如蒙古新疆西藏等地。
张一平说道：” 康有为这个老杀才，之前不是鼓吹道县二级制的吗？现在人家采用他的主张，他怎么又改成府县二级制了？“
曲伟卿没有回答。继续说道：
1913年8月26日。熊希龄就任国务总理。9月11日，由梁启超担任司法总长的熊希龄内阁组成。梁启超起草的《政府大政方针宣言》。《宣言》决定改地方行政为两级，以道为第一级，以县为第二级。
熊希龄内阁还拟定了改省为州和改省为道两个草案，前者将全国22省划分为83州，后者则将22省划分为80道。只是废省改道降低了封疆大吏的权力，严重触犯其既得利益；所以，熊希龄的废省计划最终失败了。
到了1917年段祺瑞担任国务总理时。梁启超、汪大燮等研究系人士再次入阁。与梁启超关系密切的范源濂兼任内务总长一职后，经过精心策划，于1917年春以内务部名义公布了《划分全国行政区域意见书》。
《意见书》主张采用郡县两级制，以郡统县，依据面积、山川形势、地理沿革、辖县、交通、人口财赋等九个标准划分郡。根据这九个标准，全国除外蒙古及西藏外，划分为57郡、7特别区域。
正当研究系准备推行废省改郡时，政局又一次出现动荡，先是府院之争，接着是张勋复辟。然后是南北战争…废省之说便再也无人提及。
张一平理了理思绪，说道：“我们要建立一个高效清廉的政府。就必须实行高薪养廉，同时又要尽量压缩行政支出，因此就必须压缩官员的数量，废省和地区自治都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另外基于选举的原则，众议院的议员要求每县一个，而且总数不超过一千个，所以我们应该把全国的县的数量合并在一千个以下。
另外，参议院议员的要求是每省两个，最多不超过一百五十个，因此我们可以将一千个县分成五十个省，每个省辖四十个县…”
曲伟卿说道：“既然参谋员的总数不超过一百五百个，不如组七十五个道，每个道两个参议员，每个道辖三十个县左右，岂不刚好？”
“道听起来怪怪的。省的数量太多也不习惯！”张一平这么说，让曲伟卿翻了翻白眼。
“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