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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美术最显著的成就体现在教堂建筑方面。
拜占庭早期的建筑主要继承罗马风格，沿用罗马陵墓圆形或多边形的平面结构以及万神庙的圆屋顶。到了中后期，四边侧翼相等的希腊十字式平面取代了圆形、多边形形制，成为教堂主要的布局模式，但早期的圆顶结构被加以改变而沿用下来。
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教堂（图50）是拜占庭美术里程碑式的建筑，也是拜占庭建筑艺术中最辉煌的成就之一。它是公元6世纪由皇帝查士丁尼下令两位以数学成就著称于世的建筑师修建的，其目的是在众多的宗教建筑中争雄，它不仅是宗教建筑物，同时也是查士丁尼大帝王权的象征，体现了政教合一的思想。圣索菲亚教堂最初是一个巴西里卡式的教堂，后来因火灾被毁。公元532年在教堂的废墟上重新建造，于公元537年竣工。
这是座带圆顶的高大建筑物，呈集中式分布，东西长77米，南北长71。7米，规模宏大，结构紧凑，气势十分雄伟。教堂在构思与建筑技术上受到罗马万神殿的影响很大，主要部分是一个巨大的穹顶，直径33米，高达60米，四周排列40个采光的窗口，中央圆顶与东西两头半圆穹顶以及更小的穹顶联为一体，南北两侧是拱形墙体，下面有列柱支撑，列柱后有过廊，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高大宽阔、气势磅礴、层次清晰的空间结构。建筑师们巧妙地解决了教堂结构和承重力的分布之间的矛盾，体现出相当高的技术水平。
教堂内部的装饰光彩夺目，十分华丽。墩子和墙上全用彩色大理石贴面，柱子为暗绿色或深红色；柱头一律为白色大理石，并镶以金箔；在柱头、柱础和柱身的交接处都以包金的铜箍镶饰；拱顶和地面均以马赛克镶嵌成图案。当阳光透过顶上的天窗射进教堂时，整个大厅五彩斑斓、金碧辉煌，神秘、豪华的景象十分壮观。置身其中，尘世的污浊荡涤一空，人们仿佛来到了基督教所宣扬的天堂。公元15世纪，土耳其人攻占了君士坦丁堡，把圣索菲亚教堂改建成了大清真寺。他们将内部的基督教装饰改成伊斯兰教的图案装饰；在教堂的外面四个角上建起了四座高高的尖塔，给雄浑的教堂平添了几分俊秀。
拜占庭建筑的代表作品还有位于意大利拉文纳的圣维塔尔教堂，它建于公元525～547年，查士丁尼大帝执政前就已开始修建，为纪念胜利，查士丁尼大帝命令继续修造使其成为皇家教堂。圣维塔尔教堂外观是八角形，外形简朴，内部装修精致华美，中间的穹隆用了八个柱子支撑，八根柱子都镶以华美的彩色大理石浮雕，柱头为重叠的复斗式，复斗的四面及拱壁上装饰着卷草与双兽的浮雕图案，加上精美的镶嵌画和其他装饰，教堂内部显得特别华贵。
拜占庭美术中镶嵌画和圣像画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镶嵌画在拜占庭艺术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是用小块彩色玻璃和石子镶嵌而成的建筑装饰画，是教堂内部主要的装饰形式。早在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人的艺术中就出现了这种形式，它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繁荣于罗马时代。古希腊罗马人用大理石做材料制作镶嵌画，而拜占庭镶嵌画是以彩色玻璃为主要材料，玻璃在阳光的照射下，产生一种眩目迷人、虚无缥渺的感觉，加强了宗教氛围。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是圣维塔尔教堂里的镶嵌画《查士丁尼大帝及其随从》以及《皇后提奥多纳和女官》。它们装饰在教堂的墙上，是为歌颂查士丁尼大帝而作的。《查士丁尼大帝及其随从》（图51）一画，在一片玄妙的金色背景上，查士丁尼大帝身穿紫红色长袍，长袍上饰物金光闪闪，手捧着向教堂献礼的宝盒。在他左边是两个穿白衣的宫廷文官，再过去是几个年轻的卫士，身穿各式服装，手持矛和盾。查士丁尼的右边是大主教，再右边是两个助祭者和三名随从。人物前后相叠，共12人，中间的皇帝俨然成了耶稣的化身，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画面上人物呈正面横排，人物被不成比例地拉长了，不仅高度相等，肩也一样宽，表情肃穆、威严，充满宗教气息。画面的色彩和明暗被提炼到最简洁的程度，不强调立体感，甚至有抽象意味。人物表情被统一在一种体现神性超越的神态中。作品把皇帝、主教、文武官员并列一起，象征中世纪的王权、教权、军权的高度统一。画面效果金碧辉煌，但形象十分呆板，这一点几乎成为中世纪基督教美术中人物形象的共同特征。
《皇后提奥多纳和女官》描绘的是查士丁尼皇后引领一班女官参拜基督的情景。画中人物宁静端庄，身着锦绣绸缎，珠光宝气，光彩照人，加之镶嵌材料的闪光，整个画面给人一种梦幻般的神秘感。这两幅镶嵌画都是在金黄色的底子上用各种彩色玻璃并间以金块制作而成的，工艺极其考究，呈现出金光闪闪、五彩斑斓、富丽堂皇的视觉效果，可以说是拜占庭艺术中镶嵌画的典范之作。
公元6世纪起，圣母、椅子常常一起被画在高高的祭坛上方的屋顶上，给人一种基督从天国的边缘俯瞰下界的感觉。圣索菲亚教堂内《上帝的母亲》是以圣像画的形式出现的镶嵌画。另外，在雅典附近的达芙尼小修道院的教堂穹顶上，有一幅《万物之主的基督》镶嵌画，当教徒们站在教堂里时，有一种仿佛被基督俯视或拥抱的感觉，与上帝同在，这样把圣像画与建筑巧妙结合是拜占庭艺术的一项杰出创造。
7世纪，拜占庭帝国国势日衰。8～9世纪，由于教会与封建贵族的矛盾，也由于人民对教会专横行为的不满，从而激起了捣毁寺院，破坏圣像的运动，各种宗教美术活动在东正教都遭到了禁止。这场混乱直到867年以后才逐渐平息。9～11世纪，拜占庭艺术迎来了第二个繁荣期，继续大肆兴建教堂，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建筑是威尼斯的圣马可教堂（图52）。圣马可教堂是一座高大华丽的建筑，平面呈四边等长的希腊十字型，每一边都覆盖着一个圆穹顶，十字中心还有一个大圆穹顶。圆顶为木结构，外包铜皮，再加上一个灯塔，更增添了教堂的高度和宏伟感，同时，灯塔也是航海者辨认方向的指示标志。
教堂内部装饰主要是镶嵌画，耶稣和圣母像总是画在最明亮最显著的地方，四周围绕教徒的形象。这些画已不再像早期作品那样以歌颂基督救世主的智慧和神迹为主，而是以表现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悲惨为主题，将人的感情因素同宗教题材结合起来（图53）。
破坏偶像运动以后，官方重申真正的崇拜仅属上帝，可视的形象是为了唤起教徒对上帝的敬仰，圣像是沟通天国与人间的纽带，是正教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导致了拜占庭绘画的严格固定、刻板的程式化。11～12世纪拜占庭的木版圣像画也很著名，这些画大都用鸡蛋清调和颜料画成，光洁、透明，画法概括抽象，但保存下来的很少。
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1000年里，拜占庭成为欧洲古典文明的保护者和传播者。拜占庭美术并没有因国家的覆灭而消失，而是源远流长，对欧洲美术的延续发展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早期中世纪美术
公元5世纪，来自东方、北方的日尔曼人、汪达尔人、克尔特人等游牧民族部落大规模迁徙到西罗马帝国境内，经过连年的战乱，最终于公元476年灭亡了西罗马帝国。因为这些游牧民族还处于氏族部落阶段，经济文化落后，而罗马帝国强大富足，于是罗马人轻蔑地称这些民族为“蛮族”或“野蛮人”。从此，西欧陷入战争、迁徙、封建割据的动荡局面，古罗马的文化艺术日渐衰败至荒芜状态，所以有人称这段时期为“黑暗时代”。
在动荡的年月里，教会幸存了下来，罗马成为基督教的中心——“上帝之城”。蛮族部落纷纷皈依基督教，使古典文明在修道院、手抄经本以及手工艺品中得以残存下来。同时各民族独特的艺术风格，给衰败的罗马艺术注入了新的营养，使之有了一些新的特点。
北方的民族有自己古老的艺术传统和本土杰出的手工艺匠，他们对鸟兽等动物形象特别感兴趣，早在铜器时代他们就开始仿造鸟兽形态制作手工艺品，风格独特，我们称之为“动物风格艺术”。
在“蛮族艺术”的遗物中，主要是手工艺品，大多是以金属模铸、错镀金银、镶嵌宝石、髹绘彩画等手法制成的日常用品。1939年在英格兰东海岸萨胡顿发掘出土的钱包盖是出自盎格鲁—撒克森人之手的墓葬品。这个铜质的钱包盖上嵌有宝石、珐琅，工艺精致，色彩神秘，有较强的民族特色。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两侧伴有野兽与人、鹰鸟组合以及野兽相斗的线形交织纹样。这种图案流传了很久，其设计动机可以在古西亚和地中海区域找到根源。这件工艺品揭示出克尔特—日尔曼动物风格艺术的来源和迁移状况，在美术史上有重要的地位。9世纪时，维金人把动物雕饰用在他们的海盗船上，如挪威奥斯伯格葬船上的兽头雕刻（图54）咧嘴瞪眼，写实的头形与鼻眼，面目狰狞，显得十分恐怖。其他部位罩上一层镂空的交织带状纹，像挣扎的蛇缠绕在一起，这似乎同英格兰萨胡顿的钱包盖表现手法相同。这件兽头雕刻可能是镇妖驱邪、保佑航海平安的保护神海龙的形象。
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的几个世纪里，日尔曼民族在西欧先后建立了几个封建王国，其中最大的是法兰克王国。公元8世纪，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历经数十年战争，统一了西欧大部分地区，建立起加洛林王朝，成为继西罗马帝国覆灭后西欧第一个皇帝。查理曼在文化上竭力恢复罗马的传统，他召集了一批文人学者在首都亚琛收集整理古代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