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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真心之时，在他终于为了两份残年的满足而使N痛不欲生之时，在他终于屈服在威胁和哀求之下离N而去之时，一头乌发忽如雪染的那个夜晚，他感到那两个字无处不在，周围旋卷缠绕着的风中淫淫荡荡正是那两个字的声色。
F和N坐在火车上。火车的终点是一个素不相识的小镇。F陪N去那儿堕胎。F的一个同学毕业后在那小镇上的医院里当医生，幸亏这个同学帮忙。
F忧心仲仲，他知道那会是怎样令人难堪的局面，医生和护士们的冷眼，窃窃地议论，背后指指点点，甩过来一句软软的但是刻薄的话，用那些冰冷的器具折磨她美丽的身体同时甩给她更为冰冷的讥讽，整个小镇都会因此兴奋因此流传起种种淫秽的想象。
“我不怕，”她在他耳边说，“你放心好吗？我什么都不怕。”
自从发现怀孕以来她一直是这样说。她甚至说她不怕要下这个孩子。她甚至说她不怕挺着大肚皮在人前走，那是生命，是爱，是真诚的结果，不是淫荡。她甚至说，为什么不在我们的结婚典礼上，让他或者她，也伸出小手接受一枚小小的戒指？为什么不让这个孩子，来证明我们的自由真诚呢？为什么不让他或者她，亲眼看见自己庄严的由来？
当然不可能。这世界不允许。
她说过：“只有这一点，我觉得遗憾。”
她曾说：“他，或者她，是在最美丽的时刻被创造的呀！”
她说：“因此，他们与众不同！”
她曾在日记中写道：“如果得请你们先回去，请你们先等一等，请你们别急晚一些再来，那，肯定是我们还太软弱，但我们保证：我们还要在那样的美丽时刻创造你们。你们有权利那样希望，希望自己不是来自平庸。”
车窗外有了灿烂的金黄色，有了一阵强似一阵的葵花的香风，那个小镇就要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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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二十多年，F医生在那片灰暗芜杂的楼区里徘徊了很久，朝那个牵心动魄的窗口张望多时，不见N的踪影也没有她的消息。这时，那个老人走过来。
“您，怕不是要找N吧？要找那母女俩，是吧？”
“是。”
看来还是当年那个老人，并不是那老人的儿子。
“她们搬走好几年啦。”
“搬到哪儿去了？”
“N的父亲回来了，平了反，落实了政策，他们搬走了。”
“搬到哪儿去了，您知道吗？”
“她父亲原来是个有名的作家，现在还是。是什么还是什么。”
“您不知道他们搬到哪儿去了吗？”
“您可是大变了模样儿了。除非是我，谁还能认得出您来？”
“没人知道他们搬到哪儿去了吗？”
“没有。我要是也不知道，这儿就没人能知道了。这么多年了，您可还好吗？”
“哦，这些年您也还好？您有七十了吧？”
“八十都多啦。好好，好哇。怎么还不都是活着？可活又说回来了，末了儿怎么还不是都得死？谢谢您啦，还惦记着我。”
F离开那片芜杂的楼区，没有回家，直接走进那个夏天的潮流里去了。他从老人那儿明白了一件事：凭这头白发，很少还有故人能认出他来了。他可以放心大胆地到N 身边去了，去提醒她，保护她。那道符咒顷刻冰释，男人的骨头回到了F身上。他想：现在，他应该在N 的身边。他想：她不会认出他来了，这真好，“纵使相逢应不识”，这着实不坏。这样，他就不至于受那种客套、微笑、量好的距离、和划定的界线的折磨了。他一路走一路想：他要在她身边，在危险的时候守在她身边，在她需要他的时候不再离开她，这是他唯一可做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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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未来——数月后或数年后，不管女导演N在哪儿（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如果她拍摄的那几本胶片没有丢失，已经洗印出来，她对着阳光看那些胶片时她必会发现，在那两个青年演员左右常常出现一头白发，那头白发白得那么彻底那么纯粹在炽烈的阳光下熠熠生辉。如果N对那头白发发生了兴趣，赞叹这个老人的激情与执着，想看清他的模样，那么她必会发现，这个人总是微微地低着头，那样子仿佛祈祷仿佛冥思仿佛困惑不解。如果N 放映这几本胶片，她就必会发现，这个一头白发的男人似曾相识，他的一举一动都非常熟悉，他低头冥思不解的样子好像是在演算一道难题，那神情仿佛见过，肯定是在哪儿见过。但无论如何，无论哪一种情况，不管N是在哪儿看那些胶片，都一样——那时F医生已不在人世。如果有人认出了他，如果时隔二十几年N 终于认出了他，大家记起了二十几年前那个乌发迅速变白的年轻朋友，那么，F将恢复男人的名誉，将恢复一个恋人的清白，将为一些人记住。否则人们会以为他那平静的水面下也只有麻木，从而无人注意他那一条死水何时干涸，年长日久，在被白昼晒裂的土地上，没人再能找到哪儿曾经是F医生的河床。
十二、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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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诗人L与F医生初识的那个夜晚，即L痛不欲生把一瓶烈酒灌进肚里的那个病房之夜，L就曾问过F：“你看我是不是一个淫荡的家伙？我是不是最好把这个淫荡的家伙杀掉？”
“这话从何说起？”
“医生，我看你是个信得过的人。”
“这个嘛，只好由你自己来判断。”
“我想你送走的死人一定不算少了，但你未必清楚他们走的时候都在想些什么，还在希望什么。”
“要是你想说说，我会守口如瓶。”
“那倒不必，我甚至想把自己亮开了给全世界都看看。我怕的只是他们不信。我只是希望你能相信我，相信我既是一个真诚的恋人，又是一个好色之徒。我希望你能相信这是真的，哪一个都是真的，真诚的恋人和好色之徒在我身上同样真确。出家人不打诳语，要死的人更是不打诳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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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说：我生来就是个好色之徒。我生来的第一个记忆就是，我躲在母亲怀里，周围有许多女人向我伸出手，叫着我的名字要抱抱我，那时我三岁，我躲在母亲怀里把她们一一看过，然后向其中的一个扑去，那一个——我大之后才弄懂——正就是那一群中最漂亮的。我不记得有过一岁和两岁，我认出自己的时候我已经三岁。我最早被问到几岁时，我伸出三个手指说：“三岁。”我三岁就懂得女人的美丽，圆圆的小肚皮下那个男人的标志洁白稚嫩，我已经是个好色之徒了。
诗人说：可我生来就是个真诚的恋人。我把我的糖给女孩儿们吃，把我所有的玩具都拿出来随便她们玩，随便她们把糖吃光把玩具弄坏我都会如愿，我只是盼望她们来，盼望她们别走，别离开我。我想把我的婴儿车也送给一个大女孩儿，她说“我可真的拿走了呀”，我担心地看看奶奶，不是怕她真的拿走，而是怕奶奶会反对，奶奶要是反对我将无地自容。我咿咿呀呀唧哩咕噜地跟一个大女孩儿说我的事，我想把我所有的心思都告诉她，我想跟她说一句至关重要的话，但我还太小，说不清楚。
诗人说：那时候我三岁，找不到一个恰当的词表达我的心意。但那心意已经存在，在那儿焦急地等待一个恰当的词。女孩儿们离开时我急得想哭，因为我还是没找到一个恰当的词，那句至关重要的话无依无靠无从显现。女孩儿们走后，周围的光线渐渐暗下去，渐渐地凉下去沉郁下去，越来越远越来越缥缈。我现在还能感觉到那光线漫长而急遽的变化，那孤独而惆怅的黄昏到来。我一声不响独自细听心里那句至关重要的话，想听出它的声音，但它发不出声音，因为我给它找不到一个词。母亲发现，三岁的男孩儿蹲在早春的草丛里，一声不响蹲在落日的前面，发现他在哭，不出声地流泪。母亲一定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而我无以诉说，那句话找不到一个恰当的词因而发不出声音。这真急人。这真难过。我依偎在母亲怀里，闭上眼睛不再看太阳，光线正无可挽回地消逝，一派荒凉。
诗人说：所以后来我一见到那个词，我立刻大舒一口气，仿佛挖掘了几千年的隧道非常简单地崩塌下最后一块土方，豁然开通了。那个词一经出声——爱情——我就惊得回过头来。“爱情，爱情！”就像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那样我立刻回过头来认出了她，知道我寻找了多年的那个词就是她。就是这两个字，就是这声音，毫无疑问。
诗人说：那时候我除了盼望女孩儿的美丽，并没有其它念头。那时我可能五岁，或者七岁，我对女孩儿的身体并没有特殊的关注，我觉得她们的身体和她们的脸、和她们的微笑、和她们的声音一样，都让我感到快乐和晴朗。和她们在一起充满希望。我跟在一群女孩儿身后跑来跑去，听凭她们调遣，心里充满希望。希望什么呢？现在我知道，是希望那亲密的时光永不消逝，希望她们高傲的目光依然高傲但不要对我不屑一顾，希望她们尊贵的声音总是尊贵但不会让我走开，希望她们跟我说话也听我说话，那时我就会把我心里所有的秘密都告诉她们，我希望任何时候她们都不避讳我都不丢弃我，不会转脸就把我忘记，亲密而欢乐的时光不会因为我只是去吃了一顿饭回来就变了样子，变得凄冷、陌生。我害怕忘记，我害怕那两个冷漠的字，“忘记”这两个字能使一切珍贵的东西消灭，仿佛不管什么原本都一钱不值。
（诗人可能还会想起我的那个足球。我想，L会不会也认识一个可怕的孩子？当然，对L来说那是一个残酷的夏天，诗人最初的欲望被那个夏天的末尾贴在了墙上。）
诗人说：而这一切希望，现在我知道，全是为了有一天我能把我的一切心意原原本本地告诉她们，让她们看见我的美好也看见我的丑恶，看见我的纯洁、我的污秽、我的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