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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当时40开外，身体较为高大，胖墩墩的。未见其人，已闻其声，嗓门很高，带着京腔徽调。他撩起夏布长衫，拿着折扇，登上楼来，嘴里还说着：‘今天可真热！’一来编辑部，他首先是翻看当天各家报纸，拆阅给报社和他私人的信件，然后和报社其他负责人谈谈，了解报纸出版时间和发行情况。他洒脱豪放，谈笑风生，有时高兴起来还要哼哼京戏。记得有一天晚上，左笑鸿从北平来（左笑鸿也是新闻界知名人士，当时主编《世界日报》副刊），他的装束与恨水先生差
第41节：创办《南京人报》（6）
不离，两人原是故交，自是无话不谈，说着笑着，这两位先生忽然一唱一和地来一段《连环套》，声调高亢，字正腔圆，而恨水先生竟至离开座位，摆起步来。他这一唱，引来了隔壁排字房的工人，无疑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尽管《南京人报》充满着和谐和朝气。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却加紧了对华的侵略。但是南京的达官显贵仍然承袭着“六朝金粉”，还是醉生梦死，沉醉在南明偏安一隅的迷梦中，居然要做“桃花扇里人”。父亲看到这一切，真是忧心如焚，强烈的爱国热情，使他愤怒地吟出：“凭栏无限忧时泪，如此湖山号莫愁。”为了中华民族，为了祖国，他愿意牺牲一切，所以他大声疾呼地喊出：“国如用我何妨死！”这种掷地做金石声的诗句，就是父亲心情的写照！
1937年8月15日，日军飞机空袭南京，南京城内100万市民陷入了战争的灾难之中，人心惶惶，人们开始疏散逃难，报纸的销量骤然下降，报纸没有人看，更没有广告，但是报馆的日常开支又必不可少，父亲身为社长，已无积蓄，又无收入，怎么办？幸亏印刷部的全体工友和编采部的全体同仁，体谅父亲处境，主动表示，为了抗日，同舟共济，只要几个钱维持生活，工薪全免了，大家还说，就是维持费发不出来，也要坚持，这是大家的报，不能让这“伙计报”先垮，而被“老板报”所窃笑，“玩命儿”也要“苦撑到底”！这一番表态和精神，父亲被深深地感动，也受到了巨大的激励！他咬着牙，硬是把《南京人报》办下去。
那时我家已搬到南京郊区上新河，他每日下午到报馆办公，处理事务及照应版面，一直到次日太阳东升，才可以下班，回到家倒头就睡，醒来之后又匆匆进城，从上新河到城区要步行十几里，每每行到半路，空袭警报就来了，南京郊区根本就没有防空工事，敌机一来，父亲就趴在田坎下，或是掩伏在大树下，抬起头，飞机扔下的炸弹，高射炮的射击，全都看在眼里，炸弹、炮弹的轰鸣，房屋倒塌的惨状，他都亲眼目睹。他把这些记在心里，写在纸上，既是向日本侵略者控诉，也是留待后来算账作证明！一待警报解除，父亲立即奔向报馆，马上着手当天的稿件。更重要的和最困难的则是筹措当天报社的开支。在那样的非常时期，向朋友借钱自然所借非时，即使是有钱存在银行里，也受着提款的限制，每日只能取几十元，父亲只有四处告贷。一天24小时，他都是在这种高度紧张、焦虑、恐慌中挣扎着，不到一个月，他就病倒了，一个从不得病的人，一病就是大病，而且来势凶猛。这次是疟疾、胃病、关节炎一齐袭来，只好卧病在上新河家中。人在战乱之中，即使是病了，也不能“养”，这一时期，他担心全家老小的安全，也惦记着报务，他既不能写作，也无心看书，生活一下子乱了套，也完全打破了他几十年来的生活习惯。为了父亲的身体，全家建议他到芜湖去养病，报馆的事务，暂时交给友鸾叔和我的四叔牧野先生。就这样，《南京人报》一直坚持到12月初，即南京沦陷前4天方才停刊。父亲自己办报的一页历史，就这样“翻”过去了，从此他再也没有自己办过报。而我那卷“海内孤本”的《南京人报》，自从“下落不明”后，我多方寻觅，始终也没获得一页，但愿得，我的“为伊消得人憔悴”，会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南京人报》留给我们的就只有那本《中原豪侠传》。
第42节：“国如用我何妨死”（1）
“国如用我何妨死”父亲于1934年冬由北平到南京有感而赋诗云：不必功名等白头，早将心迹托浮鸥。
国如用我何妨死，事总因人大可羞。
腹俭已遭家室累，卖文还作稻粱谋。
凭栏无限忧时泪，如此湖山号莫愁。
诗言志，这些掷地作金石声的诗句，就是父亲的心志，为了国家民族，他愿意牺牲一切，情愿投笔从戎，战死疆场，马革裹尸！这并不是书生的浪漫情怀，而是父亲身体力行真正去做的事！《南京人报》被迫停刊后，父亲于1937年底，把全家迁往故乡安徽潜山，安顿好了以后，他抛弃了全部家产和事业，还有他多年精心收集、视如珍宝的书籍和资料，停办了北平华北美术专门学校和《南京人报》，为了抗日，他毁家纾难，手提一只行李箱，只身入川。途经武汉时，我的四叔张牧野先生押运着装有《南京人报》的机器、铅字的木船，也到了武汉。父亲原来的计划是入川到重庆，或是复刊，或是把机器卖掉还债。可是在武汉，他看到许多爱国有心而又报国无门的人，内心充满愤慨和无奈。这时又传来了南京大屠杀的消息，父亲在震惊中更感到无比的愤怒！他虽然是无权无势的布衣，“百无一用是书生”，但是他有爱国的赤诚，浩然的正气，他要用可以调动的一切，投身到抗日洪流中。我的四叔劝父亲，干脆把《南京人报》的机器扔了，回故乡大别山打游击去！我的四叔虽是学艺术的，终日和点、染、皴打交道，但并非留长发穿怪衣不拘形迹的艺术家，他习过武术，练就了一身好拳脚，还保留了“将门之后”的豪气，“七七”事变时，他正在天津，参加了天津民众抗日的保安团，和日本侵略军进行过肉搏战，可以说是已经有过“杀敌的经验”。同时，武汉也聚集了不少家乡青年，他们都愿意回到家乡亲手杀敌，保卫自己的家乡，保卫自己的祖国。可是他们希望有些声望的父亲出面协助，好使他们能够名正言顺回家乡抗日。
这个建议，使父亲怦然心动，他想到家乡大别山层峦叠嶂，林密山险，正是打游击与敌人周旋的好地方。“国如用我何妨死”，这个愿望和诺言可以实现了，他愿意用他的声望和影响，号召组织一大批爱国青年，加入到抗日的行列中，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壮举！父亲虽已是43岁的年纪了，但他仍然热血沸腾了，他兴奋地同意了四叔与家乡青年的请求，他毅然决然地要投笔从戎，扔掉笔杆拿起枪杆。
经过一番认真的思考，父亲用他的名义亲笔写了个呈文交给当时国民政府的第六部，请认可他们的这个行动，并写明了他们不要钱，也不要枪弹，就只要第六部的认可，免得家乡人误会。呈文是递上去了，结果呢？被拒绝了！
父亲请缨无路，简直为爱国而发了狂，所以父亲入川后，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叫《疯狂》，就是他这种愤慨心情的发泄。由于当时的政治原因，连载时受到各方面的掣肘，下笔出言，都受到很大的限制，最后写成的与原意已有很大的出入，父亲自己对此书是不满意的。我的四叔不管这一套，硬是回到家乡，在潜山组织了一支抗日游击队，和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数年的游击战。父亲曾根据这支游击队的英勇事迹写了一部小说《巷战之夜》，其中的景物、地名都是真实的。
事隔多年，听母亲打趣父亲这段“投笔从戎”的往事时，我们实在想象不出父亲架上老花眼镜，手托步枪的情景，不免掩口葫芦，忍俊不禁，但是看到父亲那斑白的头发，笑而不答的清瞿面孔，我们笑不出来了，一种崇敬的心情，油然而生！
父亲在武汉时，还有一件事，也值得一书。那就是恰逢“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父亲被推选为第一任理事，他欣然从命。这在他是破天荒的，因为在此以前，他都是愿作“超人”，从不做官，从不参加任何党派，也从不参加任何文学团体，但是为了民族大计，为了抗日，他改变了自己过去的主张。
由于报国无门，父亲把爱国热忱及一腔孤愤，全都书之于纸上，这一时期，他写了大量的抗日游击战
第43节：“国如用我何妨死”（2）
小说，他是个“百分之百”的书生，对于军事又是个“百分之百”的外行，为了写好游击战小说，他积极地搜罗材料，并向打过游击战的朋友请教，而且《新华日报》的资料室，允许父亲任意索观有关文件。抗战初期父亲写的抗日游击战争小说有：《红花港》（发表于香港《立报》）、《潜山血》（未完篇）、《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发表于《立煌皖报》）、《游击队》（发表于汉口版的《申报》）以及前文说过的《巷战之夜》。
在短短的一两年内，父亲居然写出了这么多的有关游击战的小说，实在令人敬佩，尤其是《巷战之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父亲写小说从来都不是“照搬生活”，而是对生活的综合概括，提炼升华，在他写的一百多部长、中篇小说中，都是以生活为依据，然后进行艺术创作，但是《巷战之夜》和《大江东去》却是个例外，这两部书都是根据真人真事而加工的“半真人真事”的作品。
《巷战之夜》写于1939年，是应张慧剑叔之约而做的，那时他还未到重庆《新民报》工作，《新民报》“三张”尚未大会师。因友谊之故，父亲是不能不写的，所以就写了这部《巷战之夜》，连载于慧剑叔主编的重庆《时事新报》副刊《青光》上。初名《冲锋》，次年江西《上饶日报》转载，易名为《天津卫》。前一书名突出的是故事中的冲锋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