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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坛传奇作家:我的父亲张恨水-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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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火是没有了,在那瓦堆旁边,间三间四地有豆大的火光,在地面上放了一盏瓦檠菜油灯,那灯旁边,各放着小长盒子似的白木板棺材。有的棺材旁边,也留着一堆略带火星的纸钱灰。可是这些棺材旁边,全没有人。甄子明误打误撞地走到这小废墟上,简直不是人境。
  走到快近江边的所在,有一幢半倒的黑木棚子,剩了个无瓦的空架子了。在木架子下,地面上斜摆着一具长条的白木棺材。那旁边有一只破碗,斜放在地上,里面盛了小半碗油,烧着三根灯草,也是豆子大的一点黄光,还有个破罐子,盛了半钵子纸灰。这景致原不怎样特别,可是地面上坐了一位穿破衣服的老太婆,蓬着一把苍白头发,伏在棺材上,窸窸窣窣地哭着。甄子明看到这样子,真要哭了,看到瓦砾堆中间,有一条石板路,赶快顺着石板坡子向下直跑,口里连连喊着“人间惨境!人间惨境……”
  多么沉痛的描述!实在让人不忍卒读。这是父亲亲身经历的“人间惨境”!历史是不能忘却的,我之所以引用了较多的原文,正如书中南泉所说:“将来抗战结束了,我们这些生活片断,都可以写出来去留给后人。一来让后人知道我们受日本的欺侮太深了,二来也让后人明白,战争总不是什么好事。”
  《巴山夜雨》在控诉、揭露日寇令人发指的罪行时,更把笔锋触向了人物内心的精神世界,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让读者看到,战争不仅毁灭了人的肉体,而且撕裂着、吞啮着人的精神,扭曲着人性,污染着人的灵魂。小说通过主人公李南泉夫妇与邻居奚敬平夫妇、石正山夫妇、袁四维夫妇四个家庭的20天的生活以及三对性变态男女的“桃色新闻”,深刻而犀利地暴露了战争对人性的摧残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心理变态。诚如书中所说:“要说生活艰苦,这些新闻不宜产生。若说不艰苦,很少人家是不吃平价米的。”当事人作了进一步解释:“在这抗战时期中,男女都有些心理变态。”就连一些自认为“还能保持一股天地正气”的李南泉、吴春圃、甄子明等,也是夫妻吵嘴、烦恼、闹别扭。李南泉有段很精辟的议论:“在空袭的时候,个个都发生心理变态,除了恐怖,就是牢骚,这牢骚向谁发泄呢?向敌人发泄,不能够。向政府发泄,无此理。向社会发泄,谁又不在躲警报?向自己家里任何一人发泄,也不可能。
  只有夫妻两口子,你也牢骚,我也牢骚,脸色先有三分不正常。反正谁得罪了谁也没关系。”战争就是戕害着人的心理,腐蚀着人的灵魂。
  在《巴山夜雨》的众多人物中,除了上述的李南泉的几位邻居外,还刻画了京剧女艺人杨艳华,方院长公馆方二小姐、刘副官等各种类型的人物,几条线索的故事齐头并进,各自成章,又互相交织融合,把这些“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琐事,邻里绯闻,娓娓道来,自然真切。山村中这些平凡百姓在战争中的挣扎、恐怖、爱恨就更加深深打动着每一个读者的心。
  《巴山夜雨》揭示出的国民劣根性,烛照燃犀地作了入微的描绘。小说对刘副官、黄副官、奚太太、

  第54节:巅峰之作《巴山夜雨》(4)

  林茂然、方二小姐等人物的内心世界,都刻画得淋漓尽致。那个鱼肉乡里,为霸一方的黄副官,听到主子方院长叫他,“就觉得两条腿弹琵琶似的抖颤,只走到院长的休息室门口,情不自禁,他就跪下了。”林茂然是个乡村绅粮,所谓地方上的“头面人物”,习惯于攀龙附凤。在田副官叫他去见方院长时,战战兢兢、唯唯诺诺、手足无措地丑态百出,出得院长公馆,则又大肆吹嘘:“那不是吹,在社会上我总有个面子,无论到啥地方去,人家也得看我三分金面嘛。”还说:“别个完长(渝语,称院为完,如医完、完长等)那样大的人物和我握手。”得意之极,不想被茶馆上的佛香烫了手,幺师(茶房)要他擦万金油,他说:“你拿啥子家私我擦?我告诉你,我这只手,同完长都握过手的,你怕是种田做工的人,做粗活路的手,可以乱整一气?”奚太太自负是“家庭校长”而又极其世俗的女人,听到方二小姐要召见,居然半夜三更对着椅子鞠躬,背诵见方二小姐的“ 台词”。这些形象鲜明而又着墨不多的描写,把这些人物刻画得活灵活现。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父亲在描绘这些人物时,并没有把他们说成是十恶不赦的坏人,而是芸芸众生中的“ 凡夫俗子”,不过是国民劣根性的反映而已,在嘲弄中也含有某种怜悯。
  小说在揭露控诉战争对人的肉体、精神及人格摧残的同时,也刻画了李南泉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描述了他们在战争烈火中如何逐步熔铸成熠熠生辉的“精钢”的心路历程。李南泉敢于揭露重庆政府的贪污腐化,以及商贾的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敢于面对面触犯方二小姐的雌威,痛斥方公馆“是人骨头堆起来的”,方夫人的轿子是人骨头做的,汽车是人血变的,说他们是“没有灵魂”、“吃人肉”的“猛虎”。他痛恨战争,渴望和平,憧憬幸福而安宁的生活,他无限感慨地说:“好山,好水,好月亮,好的一切天籁,人为什么不享受,而要用大炮飞机来毁灭?”“何必为了少数人的血去涂染它?”进一步指出:“若站在人类的立场上,不但战争是残酷的,就是战争这个念头都是残酷的,好战的英雄们,此念一起,就不知多少人要受害。”
  但是李南泉并不是不分是非的非战者,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民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而被迫还击,是正义的自卫。他说:“中国人若不能对日本人予以报复,这委屈实在太大了。”他还进一步指出:“发动侵略的国家,也只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人民同样是被害者。”他发人深省地说:“若是日本失败了,这辈发动战争的人,他牺牲是活该。后一辈子的人,还得跟着牺牲,来还这笔侵略的债,岂不是冤上加冤?
  ”正是这种强烈的爱国心和对战争的深刻思考,使父亲把镜头从“外侮”再推移到“内患”的深层次中。
  他对麻木、愚昧的中国人痛心疾首,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对那些在国难期间自负为知识分子的胡闹和自私行为,更是发出了“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逭”的感叹。在书的结尾前,李南泉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大声疾呼:“天怒了,也许恼怒着日本人的侵略与屠杀。也许恼怒着囤积居奇、发国难财的人。往小地方说,也许恼怒着我们这村子里先生太太们的嚣张之气。要不然,这雷怎么老是在这附近响着呢?爆炸吧,把……”这铿锵有力、掷地作金石声的语言,是当头棒喝,而一连串的删节号,又向人们掷出了一个大大的令人深思的问号。
  《巴山夜雨》在艺术上也很有特色,父亲有意一改往日的文风,进行全新的尝试,用他的话就是“画眉深浅入时无”,他之所以在40年的创作生涯中,永远都是拥有读者群最多的作家,他的书也永远是最畅

  第55节:巅峰之作《巴山夜雨》(5)

  销的书,跟他不断的革新有关吧。在本书中,不以故事情节取胜,也不以他擅长的波澜起伏的结构引人,而是围绕着书中人物的性格发展来展开描述,侧重于人物的思想冲突和心理活动,把情节推向高潮。他以冷静深沉而又理性的笔触行文,越发使人觉得感情真挚而又亲切。他还以诗人特有的气质,运用优美恬淡的语言,展示了非凡的描摹能力,把这个川东山村写得极富诗情画意,因为故事发生在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前后,他用多层次,多侧面地描写了秋晨、秋夜、秋雨、秋月、秋林等景物,并使之交替更迭,读起来有如身临其境。且看父亲描写的秋夜:(李南泉)“ 悄悄打开了屋门,独自走到廊上来。这时,的确是夜深了。皎月已经是落下去很久,天空里只有满天的星点。排列地非常繁密,证明了上空没有一点云雾。想到明日,又是个足够敌人轰炸的一个晴天。走出檐廊下,向山谷两端看看,阴沉沉的没一星灯火,便是南端刘副官家里,也沉埋在月色中,没有了响动。回想到上半夜那一阵狂欢,只是一场梦,踪影都没有了。附近人家,房层的轮廓,在星光下,还有个黑黑的影子。想到任何一家的主人,都已睡眠了好几个小时了。虽然是夏季,到了这样的深夜,暑气都消失。站在露天下,穿着短袖汗衫,颇觉得两只手背凉津津的,隔着这干涸的山溪,是一丛竹子,夜风吹进竹叶子里,竹叶子飕飕有声。他抬头看着天,银河的星云是格外的明显,跨越了山谷上的两排巍峨的黑影。竹子响过了一阵,大的声音都没有了,草里的虫子,拉成了遍地叫着,或近或远,或起或落。虫的声音,像远处有人扣着五金乐器,也像人家深夜在纺织,也像阳关古道,远远地推着木轮车子。在巍峨的山影下,这渺小的虫声,是格外的有趣。四川的萤火虫,春末就有,到了夏季反是收拾了。山缝里没有虫子食物,萤火虫更是稀落。但这时,偶然有两三点绿火,在头上飞略过去,立刻不见了,颇添着一种幽渺趣味。他情不自禁地叫了句:‘ 魂兮归来’。”
  果真是幽渺空灵,让人徜徉在川东山村诗境般的恬静中,耳畔回荡着秋虫曲,为书中的情节作了渲染,自然把读者带入到气氛的效果中。这美如画卷的描写,并不是离开情节而孤立地写景,而是为了更好营造氛围和渲染人物的情绪,例如李南泉搜索枯肠,在闷热的茅屋伏案构思时,他的文思被触发了:李先生把茶杯端在手上,看到山头上鱼鳞片的云朵,层层推进,缓缓移动,对面那丛小凤尾竹子,每片竹叶子,飘动不止,将整个竹枝,牵连着一颠一颠。竹丛根下有颗不知名的野花,大概是菊科植物,开着铜钱大的紫色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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