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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业生产工具越来越多，农作物的品种和产量都有较大幅度地提高；制陶
工艺更加成熟，各地出现了不同类型的陶窑和制陶方法，薄胎陶、白陶等体
现先进技术的产品不断发现，并已出现了慢轮修整技术；玉石器制作工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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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沿海地区的辽宁、山东、江苏、浙江一带成绩非常突出，切割、抛光、
钻孔等技术得到进一步推广；竹木器、骨角器制造和加工业也比早期有明显
发展，一些地区出土的工艺品成为中国乃至古代世界的奇珍异宝；随着手工
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土木建筑和造船工业也呈现出新局面；丝麻纺织业继续
发展，出现了养蚕业和一些纺织新技术，从而为中国成为古代丝绸大国奠定
了基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当时水陆交通的发展，以物易物的交
换范围不断扩大，开始出现专门为交换而制作的商品；与此同时，采集和渔
猎经济继续作为农业经济的重要补充，仍是氏族成员经常从事的生产活动。
这一阶段不仅经济生产在各个领域里发展较快，而且各个地区、不同文化之
间的交流与融合也有迅速发展。中国的氏族社会在经济稳定发展的背景下，
呈现出同一性的趋势，但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以外的一些中心区域仍保持
着较浓厚的地方特色。这种社会经济发展的同一性和地方特色，为中华民族
的融合及多民族的文化结构孕育出雏形。
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1千多年的历程中，最富代表性的是黄河中游地区
的仰韶文化、黄河上游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黄河下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长
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西
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等。此外，华南地区、辽东地区、松花江及嫩江流域、
闽江两岸及四川盆地也都有一些农业氏族部落开发着当地的自然经济。在这
一阶段，黄河流域的一些氏族部落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居于领先地位，长江流
域的原始农业经济几乎与之同步发展，其它地区则相对落后一些。
仰韶文化是继承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发展而来
的，农业生产比早期有了很大发展，各氏族部落以种植粟、黍为主，有些氏
族也种植水稻，同时掌握了白菜、芥菜等一些蔬菜园艺栽培技术。这一时期
属于原始的锄耕农业阶段，采用刀耕火种的方法和土地抛荒轮休的耕作方
式，生产水平仍较低下。早期阶段用尖木棒等木质工具及石铲、石锄等挖掘
土地，用于砍伐山林的石斧形体厚重，收割农作物则用两侧有缺口的长方形
石刀和陶刀。中晚期出现了大量舌形、心形、长条形磨光石铲和有肩石铲，
提高了劳动效率。家畜饲养业也比早期有较大进步，已发现很多猪、狗和羊
的骨骼，马的骨头也有少量发现，鸡已驯化为家禽。这时，采集和渔猎经济
仍占重要地位，大量遗址都出土了狩猎和捕鱼的工具、武器，也发现了丰富
的野生动物骨骼和野生植物果实。半坡等遗址出土的彩陶盆及其它一些陶器
上绘画的鱼、鱼网等，显然是长期捕捞活动的真实写照。
仰韶文化时期，黄河中游的手工业经济与农业、畜牧业经济一样，主要
从事以自给自足为目标的自然经济活动。以物易物的交换形式已普遍存在，
但商品经济的萌芽还没有产生。一些典型遗址的遗迹与遗物及较大规模的氏
族公共墓地随葬习俗表明，氏族成员从事手工业生产劳动主要是以性别和年
龄为分工的，一些专业性技术已为长期从事、积累了一定经验的氏族成员掌
握，但专业分工尚不明确与规范。当时的手工业生产，主要是制陶业和石器
制作、骨角器制作、制革、纺织、编织等，也有一些人善于制作各种装饰品。
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向西部地区移民的一支部族创造
的，其分布以陇西平原为中心，包括甘肃和青海、宁夏及四川北部一带，年
代约为公元前3300—前2050年。马家窑文化的居民同仰韶文化一样以经营
原始的旱地农业为主，种植粟和黍。生产工具有石铲、石镰、石磨盘、石磨
棒、石杵、石臼等。饲养的家畜除了猪、狗、羊之外，还有家禽鸡。许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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镞，骨镞的出土和大量鹿骨，说明狩猎活动仍是经常进行的，鹿是主要对象。
原始手工业比较发达，尤其是木器制作和纺织业十分突出，青海柳湾氏族墓
地的许多人骨附近有麻布衣服的痕迹。制陶业与黄河中游有不同特点，在兰
州东郊白道沟坪遗址发现的大型窑场，窑室构造比仰韶文化更进步，充分显
示了氏族制有组织地进行较大规模生产劳动的情况。在马家窑文化晚期。手
工业产品日益丰富，并出现商业性交换的萌芽。青海乐都柳湾的晚期墓葬中
出现了海贝和以石、骨仿制的贝，来自遥远的东方，年代已接近中原地区的
夏代，可能是中国古代货币的象征。
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境内，中心地区在泰山周围，
东达黄海之滨，北抵渤海南岸，南部和西部波及江苏、安徽和河南的部分地
区，年代在公元前4300年—前2500年左右，已发现这种文化的遗址约200
处。大汶口文化的经济以农业为主，生产工具基本上与黄河中游各部落相同，
但中晚期出现的有肩石铲、大型有段石锛、石镐和鹿角锄等，表现出一定地
方特色。家畜家禽饲养业与黄河中上游一样，但比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发
展更快。各遗址普遍发现大量渔猎工具和动物残骨，说明渔猎经济占有一定
地位，已能捕获大而凶猛的水生动物扬子鳄。在手工业经济中，制陶业非常
重要。大汶口文化陶器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早期继承了北辛文化的传
统，均为手制，砂质陶火候较低，陶器种类也不多；中期开始使用轮制技术，
并烧制出火候较高的灰白色陶器，出现了一些新型陶器如鬶、簋背壶等；晚
期已使用快轮，生产大型陶器，并使用新原料坩子土烧制白陶。大汶口文化
晚期制作的薄胎磨光黑陶高柄杯，代表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制陶工艺的最
高水平。当时黄河下游的制石、制玉业也比较发达，选料、切割、穿孔和抛
光技术都超过了黄河中游的氏族部落。大量考古资料表明，大汶口文化晚期
一部分手工业已从农业中完全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部门，为商品
交换创造了条件。
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各地发展是不平衡的，马家窑文化显
然晚于仰韶文化，当黄河中游一带已经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阶
段时，黄河上游一带大部分地区仍处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在青海贵南等地甚
至生活着中石器时代游牧经济的氏族部落；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与仰韶
文化渊源不同，自成系统，独立发展近两千年。由大汶口文化发展形成的新
石器时代晚期山东龙山文化，也因其与中原文化的区别而长期与中原龙山文
化并存，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黄河流域相比较，长江流域的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经济发展呈现出更
加复杂的局面。长江中上游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是继新石器时代早期文
化之后陆续出现的，属于同一系统；长江下游三角洲的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
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接近晚期的崧泽文化也是一脉相承的；在屈家岭
文化和马家浜文化两大系统之间，还居住着生活习俗有一定差异的薛家岗文
化、北阴阳营文化等部族；湘江两岸和赣水流域的一些农业部落，生产比较
落后，受到屈家岭文化的强烈影响，但这些部落各自表现出与洞庭湖、鄱阳
湖以北原始文化的明显区别。总之，新石器时代中期，随着氏族制农业经济
的繁荣，长江流域各地的文化面貌十分复杂，乃至到新石器时代之末和青铜
时代，长江以南的各部族被中原统称为百越。
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期诸文化，虽然彼此间有或多或少的差异，但也
有许多共同的、区别于黄河流域的特点，主要区别是这一带的农作物以稻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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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多，不见北方的粟、黍等旱地作物；渔猎经济的成分也比黄河流域更多；
在手工业中，竹木器的制作加工技术比北方发达，装饰品工艺的内容更为丰
富。因此，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中期经济状况，呈现出与黄河流域明显不
同的色彩。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地理条件与黄河冲击扇不同，为连续的、坦荡的冲积
平原，河流密布，湖泊很多，气候暖热，雨量充沛。新石器时代到处是茂密
的阔叶混交林和水生植物、湿生草木植物。山林、河湖和沼泽间有较多热带、
亚热带动物，如亚洲象、犀牛、猕猴、孔雀等，这种自然环境为各地氏族部
落提供了稻作农业和渔猎经济的有利条件。公元前4400—前3300年，大溪
文化的先民生活在四川、湖北相接的三峡地区，氏族营地流行红烧土砌筑的
房屋和用竹材建房，红烧土块中常见稻草、稻壳的印痕。饲养的家畜家禽有
猪、狗、牛、羊和鸡。除了农业生产外，捕捞鱼、龟、鳖、蚌、螺等水生动
物是氏族成员的经常性劳动，狩猎活动在经济生活中也占一定的地位。手工
业方面除了竹木器生产加工外，制陶业的成绩也比较突出，白陶和薄胎彩陶
是大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