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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十一月，窝囊了一辈子的光绪皇帝和执掌朝政长达半世纪的西太后同时病危。但终究还是光绪皇帝早走了一步，次后西太后在福昌殿病榻前，召见了军机大臣载沣、张之洞和世续等人，商议立嗣问题。此时的西太后虽然病入膏肓，但是神智依然清醒，西太后之意是立三岁的溥仪为帝，由其生父载沣为监国摄政王。但张之洞和世续担心会出现光绪皇后隆裕重演垂帘听政的局面，所以主张不如径立载沣为帝即位。慈禧太后听后，沉思良久，然后表述了她的观点，实际上就是临终下的最后一道懿旨，她认为：同治、光绪二朝都是兄弟相继，假使再立载沣，则三代皆为兄弟相承，史无前例，不甚相宜，坚持立溥仪为帝。当然西太后有她自己的打算，她以为自己不会早死，幼儿易控制，又深知载沣生性懦弱，顺从听话。她作为溥仪的太皇太后不便再垂帘听政，但有了载沣这样一个听话驯服的工具当监国摄政，大权仍可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可高枕无忧。但是第二天，她就发现自己已大限将至，眼看载沣要挑起这份重担，肯定不堪重任，于是慈禧在临终前又下了一道遗诏，称：“……军国大事，摄政王当秉承隆裕太后意旨办理。”就这样，在此后的清朝最后三年里，载沣虽大权在手，但在事实上不免受制于隆裕太后。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一声炮响，革命风暴立即波及全国，清廷已是岌岌可危。面对如火燎原、势如破竹的革命浪潮，奉命应变的清军，在陆军大臣荫昌的统率下出征讨伐。可是战事屡屡失利，告急文书纷纷飞来。载沣在走投无路之际，不得不重新估计形势，“不用袁世凯指日可亡，如用袁世凯或可不之”。十二月三十日载沣下罪己诏，解散皇族内阁。次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组阁。不久，卸任的前监国摄政王载沣，以醇亲王的名义退归藩邸，结束了他短暂且备受煎熬的三年当国生涯，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之后不久，清廷的一切自卫堡垒，尽自行撤毁，只留下一个孤儿，一个寡妇，再无能力抵御袁世凯的操纵与欺诈了。
载沣被解除摄政王之职，退居醇王府，对他本人来说，不无是一件幸事。对于安于现状，生性淡泊的他而言，执政的三年才是一生中最难过、最不幸的三年。清帝逊位后，载沣生活很低调。他从不参与复辟活动，只求维持对皇室的优待条件和保持现状不温不火足矣。在“张勋复辟”的闹剧中，载沣表现得很没有兴趣，从头至尾都未参与，而是冷眼观看了这一幕只有12天的复辟闹剧。日后溥仪前往东北，载沣独认“凶多吉少”持反对态度。溥仪到东北建立满洲国后，曾多次要他全家搬去，日方代表也屡次来劝说他迁往长春，而载沣总是对他们所言缺乏信任感，并且一直把最小的儿子溥任，最小的女儿韫娱、韫欢留在身边不放。
在清朝遗族中，载沣是一个能较快接受新事物的人。他是遗老遗少中最早剪去辫子，安装电灯电话、穿西服、买汽车的人物之一，这也许与他出使德国，接受过新思想有关。他的这些举动，有人称赞他开明，但也有一些守旧的王公大臣们对他不满，甚至有人骂他“忘本”。一些皇族的后代受他的影响，改变了旧的生活方式。载沣为人宽厚，对亲对友从来都以诚待人，谦虚和蔼。载沣虽在政治上不如意，但在待人处事上却较为成功。载沣讷于言词，说话甚少，与亲友兄弟们在一起时，总是一位沉默的旁听者。他最讨厌应酬与交际，凡是来醇王府的人，无论呆多久，他一般不轻易留饭，照例是淡淡漠漠、敷敷衍衍的。即使是对待自己的亲戚本族的大事，他也只是露露面，寒暄几句，便赶忙起身告辞，留下其他人哭笑不得收拾残局。载沣的一切行动准则，概括地说，就两个字——“照例”。无论什么季节，他的饮食、穿戴、发式，甚至有病吃什么药，下人都不用请示，因为他们知晓，王爷的回答一定还是照例。在肩负国家重任，手握王权时，载沣是如此，遵循旧制——“照例”行事，不越雷池半步；对王府的生活开支费用，他也是如此，“照例”不闻不问，府中一切大小事物皆由其母刘佳氏管理。
在一个漫天飞雪、人鸟寂静的上午，起义者孙中山突然拜访醇王府。一位革命领袖访问一位被革命推翻的皇族权势人物，这在当时多么令人不可思议。然而，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孙中山竟然对被人斥为窝囊废、书呆子的庸碌王爷夸赞表扬了一番。他认为载沣在辛亥革命中辞去摄政王，是爱国的，有政治远见的行为；载沣能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摆在前头，而把家族利益放在一边，是难能可贵的。他又表示，深知载沣从戊戌政变中就看透了袁世凯，本来要决心除掉袁贼，只是因局势演变复杂，掣肘限制太多，力难从心。并且孙中山对载沣在“逊位”后态度冷静，不问政治，不参加复辟活动，予以充分肯定。孙中山访问载沣之事，不仅使载沣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还留下一张富有历史意义的照片，照片后有孙中山的亲笔题字：“醇亲王惠存，孙文赠。”在分手之时，两人本约好下一次载沣回访孙中山。但时隔一个月，便传来了孙中山逝世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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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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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北京解放后，载沣受到照顾。因生活问题，将后海房屋售予国立高级工业学校。解放后，载沣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怀照顾，铭感之下，也对公益事业做出一些表现，如将家存图书、文物捐赠北京大学，响应淮北水灾捐款，带头购买“胜利折实公债”（当时国家发行的一种国债）……载沣因多年老病感受风寒，于1951年2月3日病故，3月葬于北京西郊福田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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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亲王府的生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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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亲王府位于后海北沿。前身是清初大学士明珠的宅第。乾隆五十四年封其十一子永理为成亲王，并将明珠府赐永理。后被赐予醇亲王奕譞。奕譞的原王府在西城区太平湖东里。因光绪帝生于此府，成为潜邸，故光绪继位后醇王必须迁出。为区别，醇王原在太平湖的王府称南府，后海北沿的新王府称北府。北府坐北朝南。西部为王府花园。东部是王府本身，分为东、中、西三路。南府位于西城区太平湖东里，原为荣亲王府。荣亲王永琪是高宗第五子，乾隆三十年（1765年）封荣亲王。道光三十年（1850年）封宣宗第七子奕譞为醇郡王。咸丰九年（1864年）分府出宫，居太平湖。同治十一年（1872年）晋醇亲王。府称醇亲王府。俗称七爷府。府坐北朝南，分中路和东、西路及花园。同治十三年（1874年）同治帝载淳逝世，奕譞的次子载湉嗣位，因此醇亲王府迁北府。奕譞死后，太平湖的醇亲王府前半部改建为醇亲王祠，后半部仍作为〃潜龙邸〃。
王府中除了祭祀、宴饮、年节、寿诞、吊庆等日程外，居家饮食也并非都是山珍海味。一些制作精巧的市井饮馔占据着他们的餐桌，与百姓不同的是，食物品种和搭配上的讲究。王府中日常食馔分为一日五餐：早点、早饭（即午饭）、晚饭、中午点、晚点（中夜宵），比咱们老百姓每天多吃两顿饭，〃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在醇王府为府内的主子们提供一日饮食的厨房分大小两种，大厨房是全家公用的正式“法定”的厨房，小厨房则是个人专用的私厨房。在醇王府内，厨房里的服务人员，从掌灶、掌案的大小师傅到学徒的小伙计（当时叫做“小力笨”）为止，都是父死子继世世代代做着以割烹伺候主人的工作。因此，即使他们不去下工夫钻研烹饪技术，也照样能维持这个饭碗，从而他们的煎炒烹炸的艺术也就一代不如一代了，据说当年就有人“直言不讳”地说“醇亲王府里的饭菜中看不中吃”。府内大厨房照例是由首领太监管辖，饭菜虽然做得不怎样，每月的开销却相当可观，以致府内的主人竟然到月底为伙食开支过大而发过愁甚至流过泪，虽然此事不一定是真实的，但是也可以想象到其开销之大，管事太监也是饿“瘦”了主人，吃“肥”了自己。
虽然大厨房的饭菜着实不怎么样，但是能享有吃大厨房饭菜资格的还是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想一想，他们确实很有“口福”呀。
每当正午十二点和下午六点左右的正饭点儿，便有散差太监到大厨房去取饭菜。每顿饭都照例是四碗四盘，另有粥和饭以及一盘面类蒸食并两小碟的咸菜等。当厨房把饭菜分装在两个圆笼里面后，散差就用扁担把它挑起来，小太监在两只衣袖上安上白布袖头跟在后面。到了屋内，散差便把汤、菜等放在圆笼盖内，端到饭桌前，由小太监一样样摆在桌上。至于每日早餐，则是不分大人小孩，每人都有从外面买来的油炸果和马蹄烧饼各两份和一桶粥并一些咸菜。不过也有些特列，比如太福晋则要加上两个煮鸡蛋和一碗牛乳，王爷则是加上两盘炒菜，王爷福晋则加上一些熏鱼、熏肉之类或是另炒一些半荤素的菜，这些可能就是当时的营养配餐吧，总之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吃这些东西，确实是一般人难以“享受”的。
由于规矩繁琐，醇王爷家人每天都不得不吃冷饭凉汤。惊讶之余，不妨看一看王府内太监送饭是个什么规矩。每天午、晚两餐的饭菜既是放在无法保温的木条制的圆笼内，又由散差太监慢腾腾地挑起来，穿过七道门、三个大院落和两条好几百米长的更道和甬路。大约走上十多分钟，才把本来做得就欠高明的饭菜，送到屋内，再慢吞吞地把已经起了荤油的饭菜一样一样地放在桌上，全套程序下来自热饭菜出锅，到一一“躺”在桌上等待宰割，时间已经过去了大半个小时，无怪乎帝师陈宝琛感慨说：“醇王府的饭菜，每天就和上供的一样！”所以久而久之，吃大厨房的饭，成了王府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