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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学嘛，”他说。“什么事情都可以学会的。天下事难不倒德国人。您只要同意，可以免费上一期学习班。”
“呣，”我哼了一声。
“那么同意了？”
“不，”我说，“我不干。我要求提高我的抚恤金。”
“您疯啦，”他回答时语气既亲切又温和。
“我没疯，谁也赔不起我的腿，我连多卖些烟都不行，他们现在制造了种种麻烦。”
那个人把身子往后仰，一直靠到椅子背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亲爱的朋友啊，”他感慨地说，“您这条腿可真叫贵得要命。我知道您今年二十九岁，身体很好，除了这条腿以外没有一点毛病。您可以活到七十岁。请您算一算，每月一七十马克抚恤金，一年十二个月，那就是四十一乘十二乘七十。您算一下，不计利息就要多少钱。您不要以为只有您丢掉了一条腿，看来能够长寿的也不仅仅是您一个。现在您还要提高抚恤金呐！对不起，您真是疯了。”
“先生，”我说，我也照样往椅子背上一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看您大大低估了我的腿的代价。我的腿要昂贵得多，这是一条非常昂贵的腿。还得说一下，我不仅身体健康，而且很遗憾，头脑也很健全。请您注意。”
“我的时间很紧。”
“请您注意！”我说。“我丢了这条腿，救了好些人的命，他们至今还在领取优厚的退休金。
“当时情况是这样的：我单枪匹马埋伏在前沿某个地方，奉命注意敌人何时来到，这样就可以让别人及时溜掉。后面司令部已经在打点东西，他们既不愿意跑得太早，也不愿意溜得太晚。原先我们是两个人在前沿，但是那一个被敌人打死了，他不必再花费你们的钱。他虽然已经结婚成家，但是您别怕，他的妻子身体健康，可以干活。那个人的性命可真便宜。他当兵才四个星期，所以只花了你们一张通知阵亡的明信片和一点点口粮的钱。他在那个时候算得上是个勇敢的士兵，他至少是真正给敌人打死的。后来就只剩我一个人在那里，并且害怕起来，天很冷，我也想溜之大吉，嘿，我正要溜的时候，突然……。
“我的时间很紧，”那个人说着，开始找他的铅笔。
“不，请您听下去，”我说，“现在刚刚讲到有意思的地方。正当我要溜的时候，我的腿出了问题。我只得躺在那里。我想，既然溜不掉了，就把情况向后面报告吧。我报告了敌人的动静，他们就全都逃跑了，规规矩矩地一级跟着一级；先是师部，然后是团部，再后是营部，依此类推，始终规规矩矩地一级跟着一级溜走，只有一件混帐事，那就是他们忘了把我带走，您懂吗？他们跑得太仓皇。真是件混帐事情，要不是我丢了这条腿，他们全都没命了，将军、上校、少校，一级一级数下去，全都得完蛋，那您就不必给他们退休金了。好，您算算看，我的腿值多少钱。那位将军才五十二岁，上校四十八岁，少校五十岁，他们个个没有一点毛病，身体健康，头脑健全。他们那种军事生活使得他们至少可以象兴登堡①一样活到八十岁。您计算一下：一百六十马克乘十二乘三十，完全可以估计他们平均还要活三十年，您看对吗？所以，我的腿成了一条贵得吓人的腿，成了一条我所能想象的最最昂贵的腿，您看是不是？”
“您真疯啦。”那个人说。
“没有，”我回答说，“我没有疯。对不起，我身体健康，头脑健全，遗憾的是，我在这条腿出毛病前两分钟没被打死。那样的话，就可以节省好多钱啦。”
“您到底接受这项差使不？”那个人问道。
“不，”我说完就走了。
倪诚恩译
肖毛扫校自《伯尔中短篇小说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初版
①兴登堡（1847～1934），德国元帅，一九二五年起任德国总统。——译注
洛恩格林之死
两个抬着担架的人，上楼梯的时候放慢了脚步。他们早就不耐烦了。这差事干了有一个多钟头，到现在连买香烟的小费都没有捞到。两人中有一个是汽车司机，司机按理是用不着抬病人的。可是医院没有打发人出来帮忙，而他们也不能让那孩子躺在汽车里不管。再说，他们还要接一个急性肺炎病人，和一个上吊自杀在紧急关头被人割断绳子救下来的人。两人很恼火，猛的加快了脚步。走廊里灯光很暗，不消说散发出一股医院里特有的味道。
“干吗割断绳子救他？”走在后面的嘴里嘟囔着，他指的是那个自杀者。前面的那个扭过头来嚷道：“可不是，何苦来着？”他回头说话的时候，冷不防狠狠地撞到了门框上，担架上躺着的病人给撞醒了，发出一阵骇人的尖叫声，听得出是个孩子的声音。
“安静点！安静点！”医生说道。这是一个穿着实习大夫蓝领服的年轻人，金黄的头发，一张神经质的脸。他看了看表，已经八点了，早就到了换班的时候。等洛迈尔医生已经有一个多钟头，可是还没有等来，他大概被抓起来了；这年头，谁都随时有被抓去的可能。这位年轻大夫习惯性地掏出听诊器，一直注视着担架上的男孩，最后才把目光转向那两个抬担架的人，他们站在门口早就等得不耐烦了。医生不高兴地问道：“怎么啦，有事吗？”
“担架！”司机说道，“不能把他挪到床上去吗？我们马上得走。”
“哦，是这么回事，挪到这儿来吧！”医生指着皮沙发说。 这当儿，夜班护士进来了，脸上带着漠不关心却又挺严肃的表情。她托起男孩的两肩，另一个抬担架的，不是那个司机，径直抓住孩子的两条腿，男孩又发疯似地尖叫起来。医生烦躁地说：“别嚷，安静点，安静点，没有什么了不得……”
两个拾担架的人还是站着不走。不是司机的那一个回答了医生恼怒的目光，他平心静气地说：“那条床单。”其实这条床单根本不是他的，而是出事地点一位太太拿出来的，她觉得总不能让人把这个摔伤腿的孩子无遮无盖地送到医院去。这个抬担架的心里想：医院会把床单留下的，不会再还给那位太太，而这条床单既不属于那个男孩，也不是医院的，管他呢，干脆问医院要走，反正医院里床单有的是。拿回去让老婆把它洗干净，这年头，床单也可以卖不少钱哩。
那个孩子还叫嚷不休。他们把床单从男孩腿上卷起来，随手交给了司机。医生和护士互相瞅了一眼。孩子那样儿可真惨，整个下半身都是血污，亚麻布的短裤扯得稀烂，破布和血粘在一起，看着真怕人。他的双脚毫无血色，他不停地叫喊，叫声很长，一声接一声，令人毛骨悚然。
“快！”医生低声说，“护士，注射器，快一点！”护土的动作已经够熟练和敏捷了，但医生还在不停地催着“快！快！”医生神经质的脸上，嘴巴无法控制地张开着。孩子还是喊个不停。但护士打针的准备工作可实在不能再快了。
医生摸着孩子的脉，他那苍白的脸，由于疲惫而肌肉不停地抽搐着，心神不宁地连连低声说，“安静，安静！”但那男孩还在叫喊，好象生下来就为了叫喊似的。护士终于拿着注射器走过来了，医生熟练而敏捷地打了一针。
他把针从几乎象皮革一样坚韧的皮肤里拔出来时，长叹了一口气。这时门开了，一个修女慌张地跑进来。她正要开口，一看见受伤的病人和医生，又闭住了嘴，蹑手蹑脚地走过来，亲切地向医生和脸色苍白的护士点了点头，然后把手放在孩子的额头上。孩子蓦地睁开眼睛，惊愕地望着站在他床头穿黑衣的女人。表面看来，好象是那只冰凉的手在他额上一捺，便使他安静了下来，其实是打的针这时起了作用。大夫手里还拿着注射器，他又长叹了一声，因为终于静下来了，出奇的安静，静得每个人都能听得见自己呼吸的声音。他们都不说一句话。
孩子大概是不再觉得疼了，安静地，好奇地瞧着周围的一切。
“注射了多少？”大夫小声问夜班护士。
“十毫升，”她同样轻声地回答。
大夫耸了耸肩，“稍多了一点，等一会再看吧。利奥巴修女，您给我们帮帮忙好吗？”
“当然可以，”修女象从沉思中被惊醒，急忙答道。屋里安静异常。修女按住男孩的头和肩膀，夜班护士按住腿，他们把他身上浸透了血的破布片弄下来。现在才看清楚，血和一些黑东西混在一起，孩子全身都是黑的，脚上是煤末，手上也是，上下都是血、破布和又黏又厚的煤末。
“我知道了，”大夫喃喃说道，“从正开着的火车上偷煤，摔下来的，是不是？”
“是的，”男孩用尖利的声音回答说，“没错。”
他的两只眼睛清醒着，含着罕见的幸福感。那一针一定是很顶事。修女撩起他的衬衣，齐胸往上卷，一直卷到下巴底下。上身瘦得真可怜，象只老鹅似的皮包骨头。锁骨旁边的窝深陷下去，在灯光下形成了很明显的黑洞，大得连修女那只又白又宽的手都能放得进去。接着他们又看他腿上没有受伤的地方。两条腿瘦极了，显得又细又长。大夫向护士点了点头说：“可能是两腿双骨折，需要透视一下。”
夜班护士用酒精纱布把孩子的腿擦干净以后，就不那么难看了。这孩子瘦得可真怕人，大夫一边包扎绷带，一边直摇头。现在他又替洛迈尔医生担忧了，他或许被他们抓起来了，即使他什么也不交待，但毕竟是件难堪的事，让他为盗卖毒毛旋花子素①去坐班房，而我自己却安然无事，可是，弄好了，我倒要分点好处。妈的，一定有八点半了，街上一点声音也没有，静得让人坐立不安。医生扎好了绷带，修女把孩子的衬衣又拉到腰下，然后从柜子里取出一条白床单，给孩子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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