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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词来。屋里阒无一人，可是我肯定有人在窥视我，便装出一副醉心于工作的人明知无人注意也应有的样子，我急切地从衣兜里掏出自来水笔，拧开笔套，在最靠近门口的桌子旁坐下，象一个性情急躁的人在饭店里拿过帐单时那样，唰的一下把试卷拉了过来。
第一题，人只有两条胳臂、两条腿和两只耳朵，您以为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这时我那喜爱思考问题的习惯第一次有了收获。我毫不迟疑地写道：“即使有四条胳臂四条腿，外加四只耳朵也不能满足我的事业心。人身上的装备少得可怜啊！”
第二题：您能同时使用几部电话机？
回答这个问题同样易如反掌，犹如解一道一元一次方程式。“如果只有七部电话机，”我写道，“我将闲得发慌。要加到九部电话机，我才感到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力量。”
第三题：您在工余时间干些什么？
我的回答是：“我已不认识‘工余时间’这个词——我在十五岁生日那一天，就已把这个词从我的词汇里划去了，因为我是个工作第一的人。”
我受雇供职了。事实上，就是管九部电话机，我也没有忙碌不堪之感。我无非对着电话机的送话器大声说：“马上动手！”或者“请您办理！——非办不可——一定照办——事已办妥——应该办理。”之类的话而已。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用命令式，因为我觉得只有命令式才同厂里的气氛相称。
中午休息是很有乐趣的。我们都坐在工厂食堂里，一片无声的欢乐气氛，吃着维他命丰富的午餐。在冯西德尔的工厂里，聚集着一大批人，他们特别热衷于讲述自己的履历，这正是事业心强的人物所喜爱的。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履历比他们的生命更重要，只要让谁开个头，他们都会一本正经地细述起自己的履历来。
冯西德尔的副手是一个名叫布罗舍克的人，他颇有些名声，因为他在大学读书时就已经靠做夜工养活七个孩子和瘫痪的老婆，他卓有成效地同时身兼四家商号的代理人；尽管如此，他还在两年之内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两项国家考试。有一次记者问他：“布罗舍克，您究竟在什么时候睡觉？”他回答说：“睡觉简直是作孽！”
冯西德尔的女秘书靠打毛线养活她瘫痪的丈夫和四个孩子，她同时取得了心理学和乡土学的学位，饲养许多牧羊狗，还化名“狐狸精七号”当裸体歌星而走红。
冯西德尔本人是个大清早一睁眼就决心干事的那种人。“我要有所作为。”他们这号人一边使劲系住浴衣腰带，一边这么想。“我要有所作为。”这号人一边刮胡子，得意洋洋地瞧着同肥皂沫一起从刮脸刀上冲下来的胡子茬儿，一边这样想。刮下的胡子就是他们事业心的首批牺牲品。即使蹲厕之类私事也会使那号人得到某种满足：哗哗地冲了水，使用了手纸。这都叫做事已办妥。面包吃下去了，煮鸡蛋的一头磕碎了。
那些最最微不足道的举动，在冯西德尔看来都是有所作为：诸如他戴上帽子，他——因为用力过度而浑身发颤——扣上大衣扣子，吻他妻子的脸颊告别，—切的一切都是有所作为。
每当冯西德尔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他用这样的话向女秘书问好：“非办不可！”女秘书心情愉快地高声答道：“一定照办！”接着冯西德尔到各部门一一视察，愉快地高声说：“非办不可！”人人都回答说：“一定照办！”每当他走进我的屋子，我也容光焕发地向他高呼，“一定照办！”
我上班后一周之内，就把使用的电话机增加到十一部，第二周内增至十三部。有一件事使我感到乐趣无穷，每天清晨，我在电车里编造各种新的命令句，或者把办事这个动词变成各种时态，变成主动式或被动式，变成虚拟语气或直陈语气；有两天之久我只说一句话：“早就该办了嘛”，因为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美。又有两天我专说另一句话：“不该这么办嘛。”
有一次果真出了一件事，我这才感到真正发挥了自己的才能。那是一个星期二的早晨——我还没有来得及坐端正——冯西德尔冲进我的屋子，高声说道：“非办不可！”可是，他脸上某种难以捉摸的表情使我犹犹豫豫，不能按照规定心情愉快地回答“一定照办！”大概是我犹豫太久的缘故，冯西德尔这个平时很少大叫大嚷的人竟然对我咆哮起来：
“您回答！您按规定回答！”我就象一个孩子被人家逼着低声而又抵触地回答说：我是个坏孩子。我使了好大的劲才说出那句话：“一定照办。”我这句话刚一出口，就真的出事了；冯西德尔一头栽倒在地，滚到一边，横躺在打开的门前。
我一眼就看出是怎么一回事了，当我慢慢地绕过桌子走到他身边后，又得到证实：他死了。
我摇了摇头，从冯西德尔的身上跨过去，慢慢穿过走廊，朝布罗舍克的房间走去。我连门都没敲就闯了进去。布罗舍克坐在他的写字台旁，两手各拿一个电话听筒，嘴里咬着一支圆珠笔在便笺本上写电话记录，同时用赤裸的双脚操纵放在办公桌下的一台打毛衣机。他就用这种办法帮助解决全家的穿衣问题。
“出事了，”我轻声地说。
布罗舍克吐出嘴里的圆珠笔，挂上两个电话，犹豫不决地把脚趾从打毛衣机上解开。
“究竟出了什么事？”他问道。
“冯西德尔先生死了。”我说。
“不会的。”布罗舍克说。
“真的，”我说，“您来看嘛！”
“不会的，”布罗舍克说，“这是不可能的。”但他还是赶紧穿上拖鞋，跟我走过走廊。
“不会的，”当我们站在冯西德尔的尸体旁时，他还在说，“不会的，不会的！”我不去反驳他，而是小心翼翼地把冯西德尔翻过身来，让他朝天躺平，替他把眼睛闭上，并且沉思着凝视他。
我感到自己对他几乎可说是温顺体贴的，我也第一次认识到，我从来没有恨过他。他脸上的表情，就象某些孩子执拗的面孔，他们无论如何也坚信圣诞老人是有的，不管其他的小朋友用多么充分的理由说圣诞老人是不存在的。
“不会的，”布罗舍克说，“不会的。”
“该办后事了，”我轻轻地对布罗舍克说。
“是啊，”布罗舍克说，“该办后事了。”
事情就这样办了：安葬冯西德尔时，我被选中拿着纸做的玫瑰花圈，走在棺材后面，因为我不仅天生喜好沉思默想、无所事事，而且我的面孔和身材都特别适合穿上那套黑色的丧服。显然我的模样——手中拿着纸做的玫瑰花圈，跟在冯西德尔的棺材后面——很出色，所以我收到了一家高级殡仪馆的聘书，请我去当职业送殡人。“您是天生的送殡人，”殡仪馆经理对我说，“行头我们给你准备。您的脸——妙不可言！”
我向布罗舍克辞职，理由是我感到在那个工厂里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虽然我一个人要管十三部电话，但是我的一部分才能还是被埋没了。在我第一次干完职业送殡人的差事后，我就意识到，这是专为我安排的工作岗位，真可谓得其所哉！
我站在棺材后面、哀乐乐队中间，默默沉思着，手里拿着素花一束，乐队奏着亨德尔①的《广板》，一首不受人注意的乐曲。公墓咖啡馆是我常去的地方，职业送殡之余我就在那里消磨时间。有时候，虽然没有人请我，我也去送殡，还自己掏腰包买一束鲜花，同慈善机关的职员一起，跟在流离失所老死他乡的人的棺材后面走着。有时我还到冯西德尔墓上去看看，因为我终究得感谢他，是他使我找到了这个合适的职业，做这种工作时，沉思默想正是人们对我的要求，无所事事则是我的职责。
后来我才想起，我那时从不关心冯西德尔工厂制造什么产品。大概是生产肥皂吧。
倪诚恩译
肖毛扫校自《伯尔中短篇小说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初版
①亨德尔（1685～1759），德国作曲家。——译注
一桩劳动道德下降的趣闻
在欧洲西海岸的某个港口，停泊着一只渔船，里面躺着个衣着寒伧的男人。他似睡非睡，两眼朦胧。一个衣饰入时的游客踱到这里，他马上就往照相机里装上一卷新的彩色胶片，打算拍下这一幅田园诗般的画面：蔚蓝的天空，绿色的海洋，海面上轻波荡漾，波峰如雪，黑色的小船，绛红色的渔人便帽。咔嚓！再来一次，咔嚓！好事要成三，保险再保脸，来个第三回：咔嚓！单调的，惹人反感的咔嚓声吵醒了那个似睡非睡的渔人。他睡眼惺忪地坐了起来，迷迷糊糊地伸手去摸他的烟盒。但是，还没等他拿到手，殷勤的游客已经把一包香烟送到他鼻子底下，虽然没有把烟直接塞到渔人的嘴里，可也递到了他的手中。第四声，咔嚓！打火机燃着了，就此仓促地结束了他的客套。这样手脚敏捷地献殷勤不免过分和做作，造成了令人不快的尴尬局面。这位对所在国的语言十分精通的游客想攀谈几句以便摆脱窘境。
“您今天会捕到很多鱼的。”
渔人摇摇头。
“可是人家告诉我说，今天的天气非常有利，”
渔人点点头。
“您今天不出海吗？”
渔人摇摇头。游客愈发神经质起来。他真诚地替这位衣着寒伧的人的健康操心。错过表示关切的机会准会使他难过的。“哦，您的身体不舒服吧？”
渔人终于放弃了摇头点头这样的信号语言，张嘴说话了。
“我身体好极了，”他说，“从来没有这样好过。”他站了起来，舒展了一下身子，似乎要炫耀一番他结实得象个角斗土。“我觉得自己是惊人的健壮。”
游客脸上的表情越来越难堪，疑团却越来越大，似乎快要把他的心脏炸裂了，使他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