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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关心联想，也关心柳传志和杨元庆。他曾经测算过柳传志与杨元庆的距离，是公里，如果算直线距离则只有7公里。他距离上班的地方是10多公里。他说他从大钟寺的家出发骑自行车上班，要超过一个小时，到上地一般差10分钟到8点。如果从中关村的家骑自行车上班则方便得多。
他每天这么周而复始，从未抱怨，坦然面对这触目惊心的剧烈差别。20年过去，他从未在联想扮演过重要角色，也从未有过成为“仲裁者”和“代言人”的理想。在他眼中，柳传志还是当初那个乱叫他“老李”、“小李”的兄弟，而不是塑在他心中的一尊偶像。20年过去，他不曾为联想留下什么光辉业绩，如果留下了什么，只是一线光亮。一线照亮无数人内心的人性的光亮。
黑夜里的一点英雄形象（1）
公元1984年的冬天，柳传志和另外10个人创建了联想。20年后，那个冬天被附会上了特别的内涵，变成了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开始，变成一个中国真正融入全球化的象征。有时候人们不免夸大其词，过分地渲染了那个偶然的冬天；但我们回头来看，又不免为中关村感到幸运了。
“衔着红色银勺子出生”
柳传志于1944年4月29日生于上海，他的祖籍江苏镇江。美国《商业周刊》说他“衔着红色银勺子出生”，意即他出身富贵，其家庭又富有革命传统——他的父亲柳谷书彼时周旋于上海金融界，与共产党关系密切。
1949年，共产党取代了国民党，开始掌握这个国家的命运。威廉·曼彻斯特说：“孙逸仙五十年前要建立民主中国的幻想破灭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指望蒋能成为非共产主义世界的东方支柱，现在也成泡影了。”［1］
柳传志随其父亲来到北京。他在北京25中读书时有机会实现成为一名飞行员的梦想。但就在高考前夕，他被通知取消当飞行员的资格。后来他才知道他有一位亲戚是“右派”，正是这层关联，改变了他的人生。
沉湎于飞行员梦境中的柳传志不得不重新拿起书本，为自己的前程做计算了。他的情绪不太好，父亲见状便与他谈话，告诉他：“只要你能够做一个正直的人，考不上大学也没关系，我们一样喜欢你。”
如果现存资料全部可信，则柳传志受到了父亲的巨大激励，将一腔热血全部抛洒在了复习功课上。他的如何努力无须赘述。他后来终于考上了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并有望在那里成长为一名军事工程师。
在整个风云际会的1960年代，柳传志亲历了中国的变乱和动荡。
“惊心动魄”的改变
柳传志抵达西安，在那里他将接受军事化管制、严格的体魄训练和思想教育。这些倒难不倒他，他本来就喜欢锻炼，足球踢得不错，思想方面，因为“衔着红色银勺子诞生”，自然耳濡目染受到熏陶，成为先进分子，还当上了小组长——相当于军队中的班长。
他要求进步，有一年为了学习贫下中农，“磨练自己的工农感情”，他放假回到北京，还约了在北京的几个同学去掏大粪，整整掏了一个礼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几年后爆发了，其爆发前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对柳传志的性格“产生了巨大考验”。
1965年，21岁的柳传志以军人身份下乡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说是去搞社教，最后往往变成“修理”农村干部。编制方面，有工作团，下设工作队，工作队下又设工作组，工作组下面有时候还设工作小组，到村子里面“整农民干部”；说农民干部有四清四不清问题的，都是工作组和工作小组。
柳传志到了宝鸡县的一个生产大队。那个大队有一个流氓，他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骂人，村里人都怕他。工作组来斗村干部，流氓便跳将出来。他表现勇敢，把村干部们骂得一无是处，工作组就管他叫“勇敢分子”。
“勇敢分子”不久便名声大噪，就连公社书记也对他表示欣赏。社教运动很快向纵深发展，不但批斗村干部，还可上去揍他们了。这时候“勇敢分子”便带头上去揍他们。又因为勇敢，公社里便要求柳传志他们发展“勇敢分子”入党。
本来“勇敢分子”变成党员顺理成章，可就在此时，几个年轻农民悄悄向柳传志哭诉：这个人真够恶，是个流氓。柳传志所在的那个工作小组共有3人，他们商量了一下，一致认为应该坚决抵制“勇敢分子”入党。柳传志告诉那些哭诉的农民说他们会向上反映，你们也可以向上反映。
几天后，工作组在村中的庙里开会。柳传志走到会场，发现气氛森严可怖。工作组领导问他们对贫下中农政策和坚决走贫下中农路线有什么看法，他们说坚决支持。领导问他们为什么反对那个人入党，为什么上告？他们说反映情况是他们的权利，为什么不能上告？领导怒道：“你们为什么还要煽动农民上告？”
他们一下子呆了。柳传志知道，煽动农民上告的性质有多么严重。他就没敢承认自己的确说过“你们也可以向上反映”。但是领导立即把证人找了出来，正是那些向他哭诉的农民。农民们说：“他要我们向上反映情况。”
气氛顿时极其紧张，柳传志突然变成不支持走贫下中农路线的阶级敌人。就在那时，他们工作小组的另外两人倒戈相向，说：“老柳比较坚持这事。”
领导开始要求柳传志承认错误，然后听候处分。柳传志非常紧张，他知道自己如果真被定性为不走贫下中农路线，这一辈子就完了。好在他亲眼目睹过“反右”斗争，所以他不说话，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有人威逼利诱他说：“你承认算了，承认之后只给你工作团内的处分，不给你更大处分。”他依旧不吱声。
会在沉默中散了。柳传志拔腿就向公社驻地跑，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跑了多远，许多年后他估计至少有5公里。他一路狂奔，一路恐惧、委屈、迷惘……
在公社驻地，他找到了在宝鸡县社教运动中担任工作队副队长的指导员，其级别比工作组长正好高一级。柳传志就告诉他工作组怎么开会怎么收拾自己。
黑夜里的一点英雄形象（2）
指导员一直没有说话，等到他说完才问：“你反映情况属实吗？”柳传志说：“句句属实，没有一点虚假。”指导员说：“那你回去吧，你不要随便承认。”
柳传志心头石头落地，又是一路狂奔，回到了村庄。此后面对种种威逼利诱，他始终没有承认自己反对贫下中农路线，直到这件事突然静止，烟消云散。
后来社教的风向发生了转变，开始反对“勇敢分子”打人，柳传志一下子变得无比正确。再后来回到学校，出卖他的人为自己的出卖行为付出了代价。
“说这段话什么意思呢？”柳传志后来有一次说，“一个是我经受过暴风雨的考验，另外一个我确实不是一个心胸多宽阔的人。”
没有人知道，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奔跑究竟对柳传志的未来人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是否进而影响了联想的成长。但在1965年柳传志以一连串的奔跑为自己找到了出路。多年后他创办联想，始终能在“黑暗时刻”中保持奔跑的清醒，始终未尝宣布放弃，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后为联想找到了光明出路。
“对一切事物都另有看法”
运动比比皆是，然后文化革命便势不可挡地到来了。“当时我在学校进行毕业设计，”柳传志说，“我们都以政治敏感自豪，谁跟随毛主席谁就政治敏感。”
然而，他越来越觉得自己的政治敏感出现了问题。学生们开始分裂为两派，一派“造反”，一派“保皇”，两派经常辩论，柳传志是造反派的领袖之一，联想控股后来的副总裁曹之江则是保皇派的核心。
“我当时脑子好使，是辩论团的核心，那个感觉你们很难体会，”柳传志说，“两派，一边是我的，上去的时候，这边人哄哄高叫。曹总那帮很小，人数和规模跟我们没法比。他们是以教员为主的，学生挺少，厉害的全在我们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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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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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15节
作者： 迟宇宙
柳传志他们最初经常干些不讲理的事说些不讲理的话，自己还挺得意，后来他突然发生了转变，令许多人莫名惊诧。他们始终未尝明晰，到底什么力量驱使其领袖退隐江湖，变成了逍遥派的代表人物。
1966年夏天，北京大学的造反派串联到西安，他们在西军电讲话，将北京造反的情况告诉这些远离首都的年轻人。他们说江青称阶级斗争已经到了他们家，一个张文秋的政治骗子想方设法把女儿嫁给了毛主席的儿子毛岸青。
柳传志听到这话，顿时吓了一跳。“张文秋是我爸爸的老领导，我去过他们家。张文秋是老革命，当年两次结婚，都是丈夫被杀时她被陪绑。她是一个非常豪爽的老太太，而且对毛主席真是忠心耿耿……”他开始觉得文化革命不太对头。
他们开始琢磨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你把门一关，两个同学一议论，他也这么想，”柳传志后来说，“西军电有一些军队高干子弟，他们熟悉北京的动向。我父亲那时候已经受到批判，但是他没写信跟我说，我还真不是因为他……”
冬天到来，柳传志脱离了文化革命运动。为了排遣内心压抑，他边踢球边搞对象，顺便还设想毕业后的人生。他后来很庆幸自己当年的选择，说：“如果我昧着点良心，在那时候出头的话，文化革命完了后一定会被当成‘5·16’抓起来，因为我的能量比他们大。政治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