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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各样的材料,戴明发负责看守料厂。柳传志他们去偷木头和水泥的时候,大多约好两三个人,他先去跟戴明发搭讪,跟他一起抽颗烟,然后李勤他们去帮他拿点油毡、木头和水泥出来。
很多年后,联想已成中关村明星,柳传志摇身变为“民族英雄”。有一天他回家,发现门口站着不少计算所里有头有脸的人,他没跟他们打招呼。突然,他抬头看见戴明发,顿时满脸堆笑上前招呼老戴,把戴明发紧张得不得了,就连龚国兴看了都觉得挺奇怪。后来回想起来,柳传志发现那是一种条件反射,是对自己当年偷木料、油毡和水泥的回忆。一想起这些,柳传志就偷偷地乐。
李勤他们帮柳传志盖好的小厨房有4平方米,原来的自行车棚有12平方米,又另外违章搭建了4平方米,柳传志这下拥有20平方米的住房了。说是20平方米,可以住人的,依旧是原来的12平方米。最多时住了八个人。
生活如此,现实折磨他们,他们却没有怨言。所有知识分子都是这样,即或那些大知识分子、著名的科学家,也是如此。周晓兰的先生1956年大学毕业,他们住的房子与柳传志并无二致,想到这些,他们也就坦然了。
偶像的诞生
就这样浪荡了十几年,1984年,柳传志终于等到了机会。那一年,他40岁。他开始创业。他此前在六室做了13年磁记录电路研究。“虽然也连续得过好几个奖,但做完以后,却什么用都没有,一点价值都没有……”
柳传志已经“憋得不行”:“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突然来了个机会,特别想做事。科学院有些公司的总经理回首过去,总喜欢讲他们从前在科研上都多有成就,是领导硬让他们改行。我可不是,我是自己非改行不可。”[2]
柳传志已经40岁了。他串联办公司的背景是:中关村已鳞次栉比,办起一片公司,计算所也开始有人走出去帮人验机,取得每天三四十元的验机收入。
曾茂朝想让计算所自己办个公司,上缴点钱给所里解决急需。柳传志则要改善生活,他迫切地需要富裕和改变。他已不在意是否会失败,他说:“当时的情况已经是最糟了,还能怎么糟?”
他们互相都有需求,他们都要借助对方的势能。
1984年11月,柳传志出任“联想”副总经理,1986年7月正式接任总经理,从实质和形式上双重取代了王树和。后者事实上在1986年初便已失去联想,只是柳传志拥有总结1986年和展望1987年的权力还要象征性地等夏天到来罢了。
他从此成为一个偶像,一个奇迹,一个“中国改革风云人物”。他被认为是一个创业的传奇。有人说,这个传奇的意义不仅在于他领导联想由11个人20万元的小公司成长为中国最大的计算机公司,更重要的是,他的传奇故事对许多立志创业的青年人来说,是一种激励,这个传奇让每一个中关村创业青年都可以怀有这样一个希望——“如果我足够地努力,也可以像柳传志那样地成功。”[3]
【注释】
[1]《光荣与梦想》,威廉·曼彻斯特,美国,商务印书馆,1979年5月第1版。
[2]、[3]《知识英雄:影响中关村的50个人》,刘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
历史从侧面进出(1)
莫里斯·迪克斯坦说:“一个时代的情感可能是统一的,但从不千篇一律。回顾历史的观察家能分辨出主导观点和各种影响的主要线索。如果他做得过于粗略,他就易于抹杀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而将它们混合成一个虚假的整体。”[1]
我们不难发现,那时候,虽然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生机勃勃的1980年代,但对于中关村来说,1984年依旧是一个随大流和消沉的年份,一股股保守和恐惧的臭气不时地从科学城的毛孔中冒出来。但局域的保守和恐惧,阻挡不了时代前进的洪流,也阻挡不了一种新情感的兴起。
现存资料显示,柳传志认同一个“大时代”,似乎也可接受乔治·艾略特的格言:“没有一个人的个人生活不被一个更为广阔的公共生活所限定。”
所以,在1984年冬天,我们有机会看到一个被时代选中的中关村“仲裁者”和“代言人”,抛弃了梅勒所描述的那种思想上的专制主义:“一种随波逐流带来的缓慢的死亡,使一切创造和叛逆的本能遭到窒息。”他不再靠当一名激进派而得意地把自己看作社会的精英一员,他知道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寻找成长之路
当联想成长为一个民族工业的象征和中关村的标杆后,有人曾描述联想最初如何寻找成长道路:
夜已深了,计算所两间小平房灯却还亮着,公司全体11个人正在沉思。20万元的开办费,不了解市场,不熟悉经营,更缺少人才和资金,在这种条件下,公司该如何发展呢?“倒卖钢材吧,这样能挣大钱”,“出售小商品吧,这样稳妥些”,大家都在出主意。这就是创业之初的联想;这伙人的首领就是柳传志。[2]
1984年开始的故事,在传说中有无数个序幕。很多人曾绘声绘色地描述,仿佛他们身临其境,目睹了联想历史上最为关键的一幕。事实并非如此,所有的合理想像,后来都被证实为善意的谎言。
1984年冬天,被命运不经意之间选中的11个人彷徨无着,不知道前途到底通往哪里?他们肯定有过热烈讨论,有过激情冲动的吵闹,也有过电光石火的灵感,然而那些一刹那的创意,后来都胎死于慢慢被耗掉的流水时光中。
他们的景况并不让人看好,计算所投资的20万元一个月后方才到位,一间20平方米的小平房阴冷潮湿,端着计算所铁饭碗的11个人心猿意马。柳传志在2001年底有一次回忆说:“小平房是寒冷的,张总的那条腿就是在那里冻坏的;但小平房又是温暖的,因为注定要成长出中国计算机产业的参天大树。”
尽管豪言壮语,但与中关村很多公司相比,除了有一块计算所的牌子和20万现金外,他们几乎一无所有,更不能与“两通两海”相提并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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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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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17节
作者: 迟宇宙
王树和、柳传志和张祖祥三人,实在想不出更好的主意。他们眼花缭乱、意兴阑珊,又迷惘无助、内心恐惧。有时下班后他们还在路上讨论不停,聊得兴起时就来来回回送对方回家,这就是联想有名的“十八相送”。他们的公司实在太小太不起眼。他们不知道自己能干些什么,更不知道努力的风向标会指向何处。
那时候他们只能凭运气找项目。柳传志记得,有时候政府部门开会,他们总是早早地到场,坐到第一排。如果获得参与讨论的机会,他们一定会抢着发言——他们觉得,只有如此方能引起领导注意,才能为日后获得支持埋下伏笔。
他们四处打探消息,四处参加会议,连青岛和呼和浩特的会议都不放过,觉得那样似乎可以找到一丁点机会,为公司探索出一个光明前景。
然而,他们的努力差一点在瞬间破灭。在1984年,电视机是紧俏商品,他们觉得倒卖彩电可以赚钱。倒霉的是,他们遇到了江西的一个女骗子,她信誓旦旦地向联想的业务员说有电视机批文能让他们做彩电。业务员没有经验,女骗子一说也就信了,没与柳传志他们商量便欢天喜地把钱打了过去,等准备提货时才发现人已失踪,也根本没有什么电视机。
后来柳传志回想往事,唏嘘不已,说是中国当时的技术人员,真是一脑门子的书呆子气,初入商业领域闯荡,不受骗几乎不可能。
那一场被骗,使他们损失了整整14万元。出师不利,王树和、柳传志和张祖祥陷入了信任危机中。贾绪福后来分析:“对我们一般员工来讲,那时候14万是很大一笔钱,钱没有了,资金来源没有了,是怎么去做买卖和个人信誉没有了的问题;对领导来讲压力更大了,是怎么向所里交待的问题。”
压力的确很大。要知道他们当时每月工资不过几十块钱。以当日的收入水平计,要让他们用工资弥补亏空,可能终他们一生时间,也力有不逮。
很多人听到联想创业之初卖菜(柳传志后来说:“菜,我是没卖过,但是确实是做小买卖出身。”)、卖电子表和旱冰鞋的故事,曾经怀疑联想创业遭遇磨难的真实性,他们并不知道,联想的第一笔“大生意”,就让14万打了水漂。20万元创业,在经历了残酷的“电视机骗局”后,事实上已变成6万元创业。
王树和、柳传志和张祖祥知道自己惹了大麻烦。曾经为找不到突破口为苦恼的11个人,现在顿时觉得天昏地暗,前途惨淡无光。
挫折使他们满腔热血冷却下来,他们开始认真思考:突破口到底在哪里?挫折也使他们想到了戒烟。“联想”诞生时,11个创业者中6人吸烟,他们工资不高,若是公司来了客人,自己掏钱请人抽烟不太现实,用公款买烟又非他们所愿,所以柳传志他们干脆把烟戒了,“后来大家戏说起往事,都说最有效的戒烟方法,一是得病,一是穷苦。”许多年后,当年的戒烟者里,张祖祥烟瘾复发,终于没能坚持下来,王树和偶尔会抽上两支,只有柳传志和李勤果真从此与烟草绝缘。
历史从侧面进出(2)
他们拼命节省每一分钱,有时却因过分节俭而耽误大事。
周晓兰记得:“当时只有一个内线电话,想要安个外线,需要200元钱。当时我们一是还没认识到电话的重要性,二是钱实在太少,200元钱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