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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几种策略中进行选择，参与各方所要进行的只是“对局”和“破局”而已，谋略之局则是单方布好，对手并不知晓，也毫无应对的准备。［4］
“局”是中国智慧，其精髓便为谋略。《智慧算术：加减谋略论》一书说谋略论的精髓在于“作局”，完整的谋略过程包括局前分析、设局（作局）、对局和结局。阴阳（察势）和生克（度数）是局前分析，加减是设局和对局，成败和回到阴阳是结局。而博弈论只研究对局和结局。
“在谋略论里，一个谋略局一般不产生于几项规则和局中人的协议，而产生于设谋者单方面的设计。局面、局限（人限、时限、区限、事限）、局中人和对局规则都是设谋者自己选定的，而且越出乎其他局中人的意料越好。”［5］
在本书作者看来，“局”的圆满过程，应该包括局前、布局、对局、破局、结局、局后和局外。只是因为具体事件不同，参与者也不尽相同，时间、空间都发生改变，所以在不少局里，有些过程可以省略，或可忽略不计。
所谓“布局”，《辞海》的释义有三，一曰：“全面的规划安排。”二曰：“围棋术语。指一局棋的开始阶段，双方抢占要点，布置阵地，准备进入中盘。”三曰：“象棋术语。即开局。”
所谓“对局”，《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为：“下棋。也指球类比赛。”
所谓“破局”，《辞海》和《现代汉语词典》均无条目。本书作者的解释是，在对局过程中寻找克敌制胜的方法，打破对峙局面，以求进入“收官”阶段。
所谓“结局”，《辞海》的释义有二，一谓：“结束。”也指最终的结果。二谓：“叙事性文艺作品中人物性格和情节发展的最后阶段。即矛盾冲突已经解决，人物性格已经完成，事件有了最后结果，主题思想得到了充分展示。也有没有结局的‘结局’，即把矛盾或问题悬置不顾，交给读者或观众去思考。”
“局后”寻求结局的后果，“局外”则寻求看似与此局无关之人的反应。都是一“局”结束之后所需观测和反思的现实，同时也是新局开始的参照。
《智慧算术：加减谋略论》说，察势和度数的结束，就是作局的开始。在加减谋略里，作局就是编制一道加减算式或一个加减方案。所有新设的局都是在既定局的条件下设的。“谋略必定包括设局（新局）和入局（入新旧两个局）。”［6］
也就是说，所有的局都是关联的，所有设局的人都是局中人。旧局的结束意味新局的开始，一个局内人的退出意味其他局外人的加入。
在“局”的运行中，布局与入局奉行不同的原则，布局要求布局者看到并寻求各种优势，入局要求入局人看到并利用诸多劣势。既然入局是加盟别人的组织，是被加，那么被别人加的入局者就必须看到别人对其需求程度，看到加数越小，被加数越大，被加数在和数中所占的比例就越大，位置就越重要。
“在同等条件下，越处于劣势的组织对你的需求程度就越大。成功的组织对新成员的欢迎程度总是不高的……加盟一个组织要在两者之间作出权衡：一是组织在社会中的地位，一是你在组织中能获得的相对地位。越是劣势组织，越是危难中的组织，对你的需求程度越大的组织，越可能使你处于很高的地位。”［7］
在联想局的各个环节里，曾经有无数人成为联想历史上的过客。他们的离开各有缘由，有人因为触犯了“联想天条”，有人把联想当作了跳板，也有很多人至少因为作为入局者进入了需求程度和“对新成员的欢迎程度”并不很高的组织中，最终在对局中为文化的冲突付出了代价。
从技术层面上看，加减法是完成一“局”最切实有效的方法，“天之道好生恶杀，好加恶减。人道有加有减，友我相加，敌我相减；加以求利，减以避害；战争是竞争的互减，和平是合作的互加”；“加减法，用于物的探究是科学，用于道的询问是哲学，用于利的追求产生了谋略学……千谋万略，一加一减。”［8］
打个比方，人们下棋的时候，罕有和棋，是因为竞技的共同特点是你死我活。这种状态有两个特点：没有合作的可能；除了对抗的双方，没有第三方介入。在博弈论中，这种境遇叫做“零和博弈”，是一种纯减法谋略。
博弈论中还有一个最大最小原则，指的是博弈者所采取的策略能使自己获得的最小收益最大化。一“局”的运行，其目的就是利益最大化，亦即正效用的最大化和负效用的最小化，加法或减法只是技术手段而已。
从中国局到联想局
联想无疑是一个局，也是一个迄今无法明晰的谜。要理解联想局就必须理解：
◎中国企业为什么必须做起来？
绪论：局的精神与联想局（3）
◎中国企业到底要做强还是做大？
◎怎样去做？
第一个问题探究联想创业的意义；第二个问题解读联想的战略取向；第三个问题研究联想战略的制定和执行。回答了这三个问题，我们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是联想？为什么是柳传志？
世界是一个局，在这个局中，作为经济体的国家和跨国公司是其主角，它们以其决定性力量掌握了世界局的命运。中国曾经扮演一个因其“红色”而受关注的角色，虽然地位举足轻重，经济实力上却易遭到忽视。自1978年12月，“中国局”发生转折，这个国家的命运发生了变化，闭关锁国变成了改革开放，思想既已解放，活力便可迸射，才有了20多年来奇迹一般的发展。
“中国局”在“世界局”中的角色转换为中国企业成长提供了机会，联想从中国的变化中获得空间，经历不知凡几的磨难后，演变为中国高科技产业的象征与中关村的标杆。它成为“中国局”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因为中国只有一个联想，只有一个曾高呼“扛起民族计算机产业大旗”与跨国巨头风雨角逐中不落下风的联想。柳传志因之成为中国企业家的领袖，其一言一行均极受关注，或被引据为经典，或被嗤之以鼻，或被不加节制地赞扬，又或受到刻意地质疑与批判。
这一切声音曾经影响了人们对联想某个切面的观测，却改变不了联想及柳传志在“中国局”及20年历史中所标榜的口号、演出的戏剧。柳传志之于联想，联想之于中国，中国之于世界，就像是一个演员之于他的舞台，在什么样的舞台上表演，就决定了他最终会获得怎样的历史地位。
在联想历史上，柳传志无数次提到船，管理上传说是从“平底快船”开始，经历“大船结构”抵达“舰队模式”，文化上则倡导“大船文化”；表扬一个人则说其具有“大船思想”，斥责一个人则谓之“违背大船思想开小船”；说改革要使一批人先下船，等把船修好了再上船，说联想的蛀虫就是早早准备好了救生艇，上了船就凿洞，又或者痛斥他们整天打洞撒尿，想破坏联想大船……
船似乎是柳传志心中的一个标志，他从来未曾提及“船”到底对他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可以冒昧揣测，其内心是否要为联想描绘一张“联想海图”。
柳传志一代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知时间的宝贵及贫穷的可怕。他们渴望中国富强，赢得与时间的战争，追回失去的美好时光。他们大部分人是理性、温和的民族主义者，对强权和霸权深恶痛绝，渴望中国在“世界局”中翻身得解放。他们中具有经营天赋的佼佼者，如今演变为出类拔萃的企业家，其通晓中国企业成长的意义，不仅为国家发展贡献了力量，更可提供一种可能，使中国实力及地位得到提高，亦可为中国经济发展及企业成长提供管理与改革的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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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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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3节
作者： 迟宇宙
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有一个500强之梦。他们并非空想，而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有人曾问柳传志：未来联想是想做强还是想做大？柳传志犹豫了半天说：“那还是做大吧。”他知道，很多企业因为掌握了一两项核心技术，在某个人们容易忽略的领域几近垄断，它们不追求上市及扩张，而追求直接的利润。他们同样是杰出的企业，人们称之为“隐型冠军”。柳传志不希望联想变成“隐型冠军”，而是要成为“中国局”中值得尊敬的一个数字，希望作为经济体本身联想就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数字。所以，联想的战略取向便是做大，其布局本身便体现了做大的欲求。以此判断，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柳传志希望联想在国际化的道路上快速前进？为什么他脑海中是一幅“联想海图”？
既然布置了一个联想局，那么柳传志及其搭档李勤则对战略的制定和执行颇费心机。他们十几年来所进行的“入模子”培训大都希望能够观念相同、步调一致，像斯巴达克斯的方阵，步步为营，稳扎稳打，赢得与跨国巨头们的较量。
仅有好的战略及执行力尚不足以完成上述之历史使命，联想的幸运在于其拥有一对“黄金搭档”。在联想，柳传志精神领袖的地位不可动摇，李勤就像柳传志的影子；有时他们的位置则颠倒过来，柳传志似乎又像李勤的影子。他们是联想的灵魂，尽管多年来他们一个被印刷术、无线电波和数字技术塑造为神，另一个则长隐于幕后扮演着无名英雄的角色。他们发出不同的声音，吩咐出不同的指令，最后却引领联想走向相同的结局。
与柳传志“代言人”和“仲裁者”的角色不同，李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