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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立南在联想局中第一次出场，是1989年4月14日。那天联想与深圳华星及Quantum合资成立深圳联想电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90万元，三方各占三分之一。柳传志出任董事长再次掌握权力，华星的孙秀珍及吕谭平出任副董事长。孙秀珍担任了总经理，华星的朱立南和联想的刘耀担任副总经理。
苏州人朱立南在上海交大耗费了自己从1980到1987年的7年时间，他得到硕士学位后便南下深圳，加入了深圳华星。他最初去为华星做软驱研究，上班后却干起了统计。朱立南在华星花费很长时间却没弄清楚公司结构。这种混乱和复杂加深了他的记忆，使他多年后仍然记得华星有生产线、线长和车间主任。
朱立南最初未获任何职位，但老板孙秀珍试图培养他，便赋予他特权，让他拥有公司唯一一台电脑的使用权。朱立南倒也没有使电脑变成一种装饰，他用电脑进行生产信息统计，核实每天的设备使用情况和生产及销售的变化。后来老板见他余勇可嘉，便让他干起了调度，不过是统计每天配置多少料上线和生产多少。他又干得似乎不坏，于是在一年后他干上了总经理助理。
1988年底华星开始与联想谈判，华星首席代表朱立南与柳传志对局。那是他第一次见到柳传志，对柳传志印象不坏，觉得其人还算坦率，做事风风火火，“谈事情就是谈事情”。柳传志对他没有特别印象，后来才觉得他是个人物。
他发现当日联想要成立生产基地，但其既无经验，又异常谨慎，不愿独冒风险。他以华星制造型企业之优势比较联想需求，发现联想需要一个生产基地。于是，他与柳传志一拍即合。
刘耀对这段经历记忆清晰，他记得真正筹建深圳联想是他与朱立南两人。他们的生产基地，只有600平方米，因其是联想第一个工厂而具有象征意义。
朱立南在后来的人生变乱中经历了不少风霜，但命运似乎为了表彰他生命的活力，教他后来因与吕谭平龃龉离开了联想，又因缘分重新与柳传志握手。他在1989年扮演的角色无关大局，可是当他后来隐于幕后导演联想分拆，他以前的规划好像全部被他自己否决了。
1989年4月，朱立南的出场无乃为联想开启了一条重要线索，这条线索所展示的问题迄今仍无确切答案。他奉柳传志之命，以优雅和高尚对付联想侧面的危机。在此情形下，2001年的联想完成分拆并非一个联想局的分裂点，它恰恰像1989年一样，成为联想史上又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
关键时刻
5月29日，柳传志为联想1988年总结大会讲了《开拓进取，自强不息》，说公司的“大船结构”和“小步快跑”完全正确后，就收拾行装准备去香港。
那时北京已陷入混乱。6月3日，开始戒严。那天下午，联想总经理室召开干部会议，柳传志要各部经理一定要抓好青年职工的思想工作，“不要上街，不要围观，不要传播谣言，严格遵守戒严令，保证不出问题”。接下来的两天，联想的职工“没有去天安门和其他出事地点，无一伤亡和损失”［3］。
在此之前不久，联想公布了一批中层干部的任命，后来的风云人物孙宏斌成为企业发展部副经理，郭为被任命为公关部经理。他们在当日并未展示出指点江山的气魄，但###们都知道未来归其所有，因为他们谁也斗不过时间。
柳传志试图与时间斗，他在6月5日惊慌失措地登上去香港的飞机。四通的###见大局已定，也一跑了之。因为时间相差无几，所以中关村到处传说柳传志和###一起逃跑了。
过了很长时间，当柳传志重新出现在中关村的时候，人们才知道柳传志没有出事，当年惊慌失措的行动也迥异于###一般的逃跑。他的确去了香港，他的确面临危机，却不是逃跑。他要去香港“打吕谭平的屁股”！
吕谭平让柳传志恼火：1988年底与Quantum成立的合资公司开始大亏损。1989年6月，时间仅过半年，柳传志的100万美元贷款便“亏得快没有骨头了”。面对前所未有之挫败，柳传志焉能不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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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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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31节
作者： 迟宇宙
吕谭平后来描述那段历史说：“Quantum公司初办时由于缺乏经验，产品质量不好，致使资金积压、军心动摇。Quantum是被联想买下来的公司，它原来的老板拥有股份，同时也在Quantum管理层任职。此时对公司的前途大感怀疑，所以公司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4］
离开北京前，柳传志打电话给在香港的张祖祥，令其不要向吕谭平泄露自己的行踪，更不要让吕谭平接机。他怕自己一见吕谭平便无法遏止胸中怒火，在机场便对其进行痛斥。他并非照顾吕谭平面子，他可不想在机场发一通火了事。他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发作”，教吕谭平从此不敢造次。
瞻前顾后的基点（5）
柳传志将所有人都叫到面前，他满腔怒火。他咆哮着，几乎语无伦次：“我今天是个要跳楼的人了，这100万美元是我在国内的全部资产，如今全丢了，我没脸面再在世上活了。”“一个要跳楼的人说起话来百无禁忌，但我说什么，你们必须听着，不听不行。”“吕谭平，今天也要打你的屁股！”［5］
柳传志不仅想咆哮，不仅想“打吕谭平的屁股”，他要行使董事长的权力。借助愤怒，他宣布撤了蒋国辉的职。蒋国辉大感委屈，说愿意就此退股不干。吕谭平见蒋国辉要走，急忙要他按比例清偿债务。柳传志摆手道：“蒋国辉是一个老实人，就让他走吧。”未让蒋国辉还账，即或放在今天亦属国有资产流失，但若蒋国辉不曾退出，以他在联想所持股份，至少可摇身而变为百亿富豪。
吕谭平的导远已于柳传志逼迫之下关张，他已无出路，唯有与柳传志一条路走到黑。他说他佩服柳传志，当他发现柳传志“能关在房间里，早上9点到晚上六七点，几天几夜，一路总结经验教训，直到找到答案和出路”时，简直要把柳传志奉为神了。他后来心绪颇为复杂地说：
“1989年6月5日，柳董事长从北京赶来，改组了董事会，调整了管理层。任命我担任Quantum公司总经理。为了表示破釜沉舟的决心，我愿以全部家产做抵押，进行贷款。由于柳董事长和我们齐心协力地狠抓产品质量，加强管理，建立制度，很快使生产走上了正轨，产品一次合格率由30％提高到95％。”［6］
其所回忆的这段往事，正是柳传志后来多次说起的“捆手榴弹”，意即要同生共死，活下去便一起活，爆炸了便同归于尽。柳传志的凶狠，尽显于此。
柳传志觉得他们在内地赌的是政治前途，如果输了便全盘皆输；香港商人没什么政治前途，真正关心的是现实利益，他们最要紧的东西便是身家性命，所以他便要吕谭平拿出最重要的东西抵押给银行贷款，彼此付出，共同承担风险。
吕谭平起初犹豫得紧，抵押全部身家毕竟不比生意场上的打打闹闹，若是输了便一无所有。他后来心有余悸地说：“对我个人来讲，这第二次投资确实是一步险棋。第一次投资是我们几个同伴解散导远公司，完全并入联想公司，当时真是毫不犹豫。但这一次就不同了。香港联想有固定的收入，经营前景很好，财源不断，而Quantum公司是办产业，有很大的风险。我从联想转入Quantum，很明显在经济上要受到很大损失。对我和我的几个伙伴来讲，原来的家庭并不十分富裕，眼看就要到手的几百万港币分成确实有极大的诱惑力。但是当我们回顾起当初创办公司时的初衷，便再一次坚定了信念。”［7］
尽管吕谭平他们“再一次坚定了信念”，柳传志依旧采取了非常手段。他怕香港人欺负大陆人，来香港的时候便带上了周晓兰和陈恒六。一到香港，先是撤了蒋国辉的职，接着便任命周晓兰为香港联想副总经理。周晓兰在北京的职位不过是部门经理，离高层位置尚有一段极难逾越的距离，她之获副总经理的职位，与她“厉害”、“嗓门儿大”有莫大的关联。
周晓兰后来离开香港，也是因为她“厉害”和“嗓门儿大”。倪光南在香港设计286主板时，柳传志曾叮嘱周晓兰：“设计出来的主板一定要再三审查清楚，再去生产，批量生产后，再发现错误，损失就太大了。”有一次倪光南急不可耐，强令周晓兰投入批量生产，结果出了大错。柳传志要追究责任，周晓兰和倪光南大吵了起来。周晓兰执意要求给个说法——到底谁该为此负责。
柳传志知道周晓兰委屈，但他依然狠着心肠对周晓兰咆哮：“和老倪发生的任何矛盾，都是你的不是。做这件事情，出了成绩，是倪总的，有错的话，你就得担着。不行，将你调回北京。”
最终，周晓兰回到了北京。在1989年往来于北京和香港的传真中，有一份柳传志写给她的道歉信，它代表了柳传志对事实的清晰，也代表了联想史曾在此处发生过一个小小的偏差、一段小小的插曲。这封道歉信如今沉埋于联想档案中，为那一年柳传志与李勤的众多决定和擘画所湮灭。
尽管收到了柳传志的道歉，周晓兰却始终不肯原谅柳传志，她从此呈现给柳传志的都是一张冷若冰霜的面孔，让柳传志每次见了都感到内疚。
十几年后周晓兰有一次拿出了在香港写下的厚厚一本笔记，指着其中的一个记录说：这就是倪光南当时做的板子。她的很多笔记本都已遗弃，唯独这本保留了下来，每次拿起来，她的记忆就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