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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童宝根回忆说：“经过一个星期的采访，我觉得步鑫生是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他对于过去那种‘大锅饭’、‘铁饭碗’的旧体制深感不满，利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机会，作了一些大胆的改革尝试，使企业得到迅速发展。他对外努力搞活经营，到市场上去竞争，以品种多，花色新的优势在大上海取得了一席之地。在企业内部，他改革了分配制度，按职工劳动实绩进行分配，并从生产实际出发制订了一整套严格的管理制度，生产现场管理也颇具特色。”［1］
童宝根的报道首先作为内参送到了胡耀邦总书记案头。胡耀邦当即批示：“对于那些对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讲，步鑫生的经验应当是一剂治病的良药，使他们从中受到教益。”
来自中南海的支持使步鑫生成为一个榜样，一个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可供借鉴的样板。他的大胆探索，使人们隐约看到改革的方向。新闻记者们蜂拥而入海盐县城，写下了各种各样长篇累牍的报道，数十天之间，“造星机器”使步鑫生成为这个国家最知名的工厂厂长。
重返1984（3）
“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团挤满海盐县城。自海盐建县以来，人们从未见到那么多的外地人，他们操着各地的方言，往来于海盐县各条街道。口头词是：步鑫生，市场竞争和企业自主权。而步鑫生本人则匆匆地往来于祖国各地，在掌声与鲜花之间，他一次次地演讲改革的经验……”［2］
步鑫生成为新时代的偶像，但他和童宝根不曾想到“偶像的黄昏”来得如此之快。新闻的倾斜和失衡，以及瞬间的光芒使步鑫生完全陶醉。他开始像个皇帝而非厂长一样出现在工厂里。他开始深藏于一间许多道门后面的豪华办公室里孤独思考，还规定不提前约定，副厂长也不能随便见他。
步鑫生终被市场抛弃，辉煌瞬间破灭。“改革厂”招牌和中南海的支持未使海盐衬衫厂永立不败之地，仅仅过了一年，海盐衬衫厂效益就开始大幅下滑，上海和杭州城里的海盐衬衫厂专柜，产品开始蒙上了薄薄的灰尘，而他投资600万元兴建的西装厂，生产线刚铺完，西装热已烟消云散。又过了一年，海盐衬衫厂“生产流水线停产，下水道、厕所堵塞，生产萧条，人心涣散，走掉了近一半职工”。步鑫生的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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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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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10节
作者： 迟宇宙
然而，没有人忘记步鑫生最早完成从厂长到企业家的过渡，也没有人忽略他的影响。人们记得，正是在步鑫生改革背景下，那一年4月22日，福建省55名厂长、经理写信给省委领导说“现有体制条条框框捆住了我们手脚，企业处在只有压力，没有动力，也谈不上活力的境遇，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要求下放包括“厂长负责制”在内的十个方面权力。
在叹息中拉开的序幕
从1978年冬天开始的希望又开始出现新的局面。在一个崭新的“中国局”里，中国正在寻找破局的新技巧并期待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
那些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一定还记得，邓小平那一年有一次在会见外宾时说：6年前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点是在农村进行改革，这次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则要转移到城市进行改革，这将是一场全面的改革。
中关村。北京西郊的一条街。起点是今天黄庄路口向北300米左右矗立那座雕塑的地方，终点则是北大南门附近海淀路与中关村大街的交叉口。后来被称为“中国硅谷”和“骗子一条街”的喧嚣之地。
1980年代初，中关村慨然长叹——虽然在这条街上行走的人有大量知识分子；虽然你走路一不小心就可能撞到一个“国宝”；虽然这里人才云集，被誉为科学城……可是它依旧在长叹。“不仅在夜深人静之时，就是在熙熙攘攘的白天，仍然能听到这条街一声声的叹息。”［3］
叹息是1980年代初期整个中关村的呼吸节奏，无论高级职称还是普通职称的，无论搞数理化还是搞天地生的，无论年老还是年轻的，在这个封闭体系下，在这片充满叹息的土地上，纵有惊天动地的能量都得不到充分的释放。
然而，时代的大潮已经涌动，它将以浩浩荡荡之势席卷整个中国。那些后来被称为“弄潮儿”的风云人物此时正蠢蠢欲动。他们不甘于平庸和碌碌无为的命运，他们要拉开中国的强国之梦，要按下启动“中国硅谷”的回车键，要在中关村纪念碑的基座上刻下自己的名字。
序幕已经拉开，渐渐扩大为一个崭新的“中国局”。在这个“中国局”中，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小人物叫柳传志。许多年后，整个中国都知道了他的名字，他变成了一个象征，一个熠熠闪光的神，一个布局的人，一个局中人。
【注释】
［1］、［2］《人民记忆50年》，宋强、乔边，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
［3］《大潮交响诗：中国硅谷》，陈放，选自《中国的要害》，###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
入局：诞生（1）
可惜现实并不是一首美好的诗，其中没有多少让人轻松和幸福的事，尤其是压抑和悲痛一再重复出现。就这样，在怀柔双阳宾馆“爆发”之后不久，在鼓励那些年轻人“天将降大任于联想”，说联想前20年“不过蓄势而已”之后不久，柳传志又要面临一桩新的悲痛。
父亲与《怀念亲爱的父亲》
2003年9月5日凌晨，82岁的柳谷书在北京逝世。生老病死最自然不过，况且逝者长眠于82岁的高寿，但柳传志悲痛欲绝。联想控股公司一位高级员工说：“我们去柳总家里看望他，他表面上还算平静，但是一连几天说话都是哭腔。”
没有什么比父亲的健在更舒适、更幸福，父亲在的时候，那是一个井然有序的家族，现在它结束了。
9月11日，农历中秋，一个偶然的机会，本书作者见到了柳传志几天后在父亲葬礼上要念的悼词——《怀念亲爱的父亲》。那份悼词字迹潦草，再也看不出柳传志以往的细腻，而使人轻易察觉出他悲痛得近乎失控的情绪。有几处被涂了又改，改了又涂；还有几处，字迹模糊，是泪水留下的印痕。
就在联想蓄势待发，准备布置一个新局的时候，9月15日上午10点，八宝山新礼堂，柳谷书追悼会。200平方米的大厅水泄不通，痛悼亡灵的生者排到了厅门外。一位参加了追悼会的年轻人说，那天没有去八宝山绝对是一种遗憾，因为失去了一个在柳传志最脆弱的时候了解和理解这个人内心的机会。
柳传志为父亲致了悼词。《中国企业家》杂志后来描述说：“可能是怕念悼词的时候情绪失控，悼词是事先录好的。播放过程中，柳谷书的晚年照片在屏幕上切换。柳传志的声音多次嘶哑。”
那份悼词很简短，却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很多对柳传志持有顽固偏见的人，因为这份悼词而改变了对其评价，转而认为他是一位“完美企业家”的典范。
那份悼词记述了一段段故事。像所有儿子一样，当柳传志在协和医院的病房里守着父亲的时候，不祥的预感阵阵袭来，那个时候他就想过，如果那个不幸的时刻真的到来，一定要他对父亲的一生说几句什么，他该怎么说呢？
他想到1984年冬天他到深圳出差，当时63岁的父亲正在香港创办中国专利代理公司，专门从香港赶过来看儿子，“飘散的头发，满面的风尘”。
他想到今天的中国专利代理制度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然而20年前，这块沃土还是一片板结的荒地。他想到一次下大雨冻病60多岁的父亲，想到父亲圆满地处理了迪斯尼的案子，圆满地处理了维他奶的案子，“一个又一个案子的成功，让外国人对香港中国专利代理公司的品牌开始有了信心，对中国专利法的实施开始有了信心，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真诚有了信心。”
他想到1990年代的香港中国专利公司已具相当规模，资产也有几亿。父亲和母亲却住在华润大厦C座一房一厅的斗室。他去看他们时，看他们在不到8平方米的厅里忙着在地板上为他铺褥子、垫枕头，不由得热泪盈眶。
他想到自己不可能全部学到父亲的才华风貌，但父亲做人的正直和清白却不敢忘。他记得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刚刚被解放就去看望帮助还在水深火热中煎熬的老朋友们，结下了许多生死之交。他记得父亲戴着阶级异己分子帽子、只发50块钱生活费的情况下，每月还依旧给孤寡的老邻居赵大妈10元钱。
父亲一生做人清白，公私分明。“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工作性质不同，事业有大有小，但我们每个人挣的每一个铜板都是干干净净、清清白白，我们永远不敢忘记，我们是您的孩子！”他想起自己17岁那年突然面临严峻考验，父亲和母亲对他说：“我的孩子不管做什么，只要做一个正直的人都是我的好孩子。”那句话如此刻骨铭心，指导他走过了40年的路程！
父亲活着的时候，柳传志曾在多种场合提到他对自己的影响。他说父亲极敬业，“他60多岁到香港去开办事业，贷了80万块钱，后来做成了，为国家变成5个多亿的资产。60多岁了，下雨天徒步上班，为了省下6毛钱电车费。”他说父亲极重信誉，“像不迟到这件事情，真的就是他做得最好。什么时候请人吃饭办事情，从来守时守点，说出去的话一定要做到。”
父亲在他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