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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4月28日，默多克飞抵布里斯班，参加由澳大利亚广播管理委员会召集的电视执照申请听证会。他对广播管理委员会说，他担心在布里斯班颁发两个执照会为阿德莱德开创先例。他敦请委员会不要考虑所谓城市小、资金有限以及同广播网的关系等问题，第二天，他作为一个直言不讳的垄断主义的鼓吹者出现在听证会上。当被问到商业电视台的垄断利弊何在时，他答曰：益处无穷。他有一家垄断性的晚报，认公众角度来看。这张报纸要比悉尼的两家相互竞争的报纸强过百倍，其原因就是因为没有竞争。回阿德莱德途中，他接受了墨尔本一家电视台的采访。在记者问他是否想获得垄断时，默多克又狡猾地说，他去布里斯班意在不让墨尔本先驱集团的垄断“进一步蔓延”。
经过精心的调查和准备之后，在阿德莱德地区举行的听证会上，默多克又从经济角度对开设一个商业频道的可取性进行了详尽的论证，他的观点明确、论据确凿、论证合理，给广播管理委员会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该委员会已获悉广播网的幕后活动，在其提交给政府的报告的附录中公布了现存执照持有者们讨价还价的情况。至此，广播管理委员会的态度已很明朗：每个城市发一个执照，申请者不得与现存持照者发生所有权上的瓜葛，且不得参加广播网。
然而随着选举年的到来，谋求连任的政府要寻求大报团的支持，广播管理委员会的报告最后被搁置一旁，继而又提出在阿德莱德和布里斯班各发两个执照的建议。
1958年10月13日，广播管理委员会宣布了新建议。结果，阿德莱德广告报团资助的公司获得了7频道，而9频道则由南方电视公司掌握，新闻公司握有其60％的股权。《新闻报》在一则报道中引用反对党领袖阿瑟·卡尔韦尔的话作为反应，说广播管理委员会是“可怜的、没有脊梁骨的、毫无用处的工具”。这则报道还敦促取消这个委员会。两周后，默多克再次出国考察国外电视业。
里维特对孟席斯政府的外交政策一直持批评态度。竞选运动开始后，《新闻报》又对联邦政府的其他政策表示不满。它在评论反对党领袖的竟选演说时说，他的主张与许多经济学家的观点一致。在评论孟席斯的施政纲领演讲时，既承认他的阅历和政绩，又对他拒绝考虑反对党的经济建议表示遗憾。到了选举日的前一天，默多克和里维特索性采取骑墙态度。《新闻报》的社论说，成千上万的人对现政府不满，但他们对唯一可能取而代之的替换者也同样感到恐惧。国内所有大报都支持现任政府，反对党取胜的希望渺茫。而《新闻报》竭力反对任何一个可能的胜利者，这充分表明，新崛起的默多克虽然在商业上取得了进展，但是在政治上还是一个新手。
对默多克来说，1959年中期是一个充满着希望的时期。9频道不久将抢在其对手7频道前开办。对里维特来说，这一年他更是声名鹊起，因为他将卷入一场使阿德莱德四分五裂的官司，最终把默多克也扯了进去。
鲁珀特·斯图尔特受雇于一个杂耍剧团，被指控于1958年年末在距阿德莱德800公里的塞杜纳强奸并杀害了一个9岁的小姑娘，现在正等待绞刑。斯图尔特是来自澳大利亚中部的阿龙塔人，他的英语很糟糕。对斯图尔特的指控令人毛骨悚然。《新闻报》和《广告商报》都以大量篇幅报道了这一案件。
里维特的介人是在7月24日由大学联合会会长弗兰克·博兰安排的一次午餐上，他与托马斯·狄克逊神父结识后开始的。狄克逊是斯图尔特上诉案的中心人物。狄克逊曾在阿龙塔人中当过传教士，懂得他们的语言。他是第一个去阿德莱德监狱，用阿龙塔语同斯图尔特交谈的人。
博兰在午餐上向里维特解释道，狄克逊对斯图尔特的定罪持怀疑态度。狄克逊了解到，一份据认为是斯图尔特向警方自白的口述笔录，成了给斯图尔特定罪的主要证据。他怀疑英语极差的斯图尔特能口述那份供词。他将那份材料交给阿龙塔语的大学语言学家特德·斯特里罗。后者经与斯图尔特交谈后写了一个意见书，认为那份供词不可能是口述的。斯图尔特的辩护律师在得到这一最新证据后，向澳大利亚高等法院提出上诉。高等法院虽然没有推翻原判，但很重视斯特里罗的意见。结果，一份新的上诉经高等法院呈交给伦敦枢密院。
狄克逊认为他能找到进一步的证据，甚至提供斯图尔特不在犯罪现场的抗辩。辩护律师从未找过杂耍团的人，也无人知晓他们的去向。狄克逊在接受一家电视台采访后，接到布里斯班《信使邮报》打来的电话，来电告诉他杂耍团当时在昆士兰北部。狄克逊准备启程去追踪杂耍团。
狄克逊没有意识到，他的一系列讲话已改变了新闻报道的角度。以前，对这个申诉案的报道总是从“杀人犯”讲起，现在一开始总是讲“一个阿德莱德的牧师”如何如何。不过里维特还需要进一步的保证。在和狄克逊共进晚餐时，里维特还怀疑狄克逊只不过是一个“死刑反对者”，以为他不过是利用斯图尔特案宣传他的主张，而不是只为了斯图尔特鸣冤叫屈。然而狄克逊向里维特解释说，如果国家将绞刑法定为一种刑罚，教会也只能遵循这一法令。里维特听后当即改变了报道方针，他设法与有关方面达成默契：《新闻报》将陆续报道狄克逊旅行的情况：所有新证据在报告给枢密院后，首先由《新闻报》独家发表，里维持越来越深地介入了这个案子。
狄克逊找到了杂耍团的老板和他的妻子，他们的宣誓声明几乎可以证明斯图尔特当时不在犯罪现场。不久，枢密院拒不允许上诉，说新证据需先经南澳大利亚政府审核。第二天，《新闻报》在“牧帅说：斯氏有充足理由抗辩”的大字标题下，发表了杂要老板夫妻的宣誓声明，并要求延缓执行死刑。当日下午，州总理普莱福德表示，州议会和最高行政会议将研究新证据。次日，《新闻报》发表教会界人士表示不安的言论。州反对党领袖立刻着手进行调查活动。对《新闻报》来说，这是一场干净、利落的漂亮。看上去普莱福德好像还将被迫承认，在他这个本来是无可挑别的州里，也可能发生审判不公案件，这也是对一贯独断的普莱福德本人的沉重打击，而这一打击是许多人，当然包括默多克和里维特所希望看到的。
然而普莱福德最后还是没有承认失利。当晚，普莱福德宣布了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及其人员组成。有关其职权的条款没有说明要复审那份所谓的供词，而委员会的三名成员中有两名是正在处理斯图尔特案的法官。第二天，《新闻报》在头版的评论中要求扩大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评论旁的一幅漫画暗示普莱福德选错了人。阿德莱德的读者们已经好久没有看到过这样咄咄逼人的笔锋了，舆论界立刻兴奋起来。
与此同时，狄克逊及其周围的一伙反种族主义者、废除死刑主义者和法律改革者印刷了2。5万份反对绞刑的传单，由中学生在街头散发。整个阿德莱德沸腾了，连那些从不过问政治的人也在谈论斯图尔特案。而对州政府来说，斯图尔特案件最后酿成了斯图尔特事件：六七个警官因供词是否确实一
事接受审查，州总理的判断也遭到攻击。从警方到政界人士，个个灰头土脸，而新闻媒体则开足马力大肆鼓噪。面对这一派“大好形势”，默多克本人也开始坐不住了。
默多克亲自介入了这场官司，然而他是个谨慎的人，在让自己的报纸更深地卷入这一事件之前，他计划亲自摸摸狄克逊的底。于是他同那个谦逊的神父在一起吃了一顿晚餐，结果默多克感到很满意。就在这时，里维特又采取了新的行动。他发表了斯特里罗给州首席检查官的一封信，这封信指出供词是伪造的。他本人还亲自赴昆士兰州，获取了两份支持斯图尔特不在现场这一抗辩的宣誓声明。其他州和包括伦敦《泰晤士报》在内的外国报刊对这一事态的发展进行了连续报道。伦敦《新闻纪事报》称里维特是“南澳大利亚的左拉”。在强大的新闻舆论压力下，普莱福德再次作出让步，决定委员会将调查供词的背景。
听证会于8月10日开始。澳大利亚最优秀的刑法律师之一杰克·尚德专程从悉尼赶来充任斯图尔特的辩护律师。听证会开始不久，委员会便直接告诉尚德：动摇人们对判决的信心是他的任务，但他们没有重审此案的义务。委员会的这种态度激怒了尚德，使他们之间的分歧日益尖锐。听证会进行到第四天，委员会主席、南澳大利亚最高法官梅利斯·皮内尔打断了尚德对一个退休警官证人的诘问。尚德第二天上午在听证会上愤怒地指出，在他的律师生涯中，他从未在洁问证人时被人打断过，因此他宣布退出听证会。
对南澳大利亚人来说，德高望重的尚德退出听证会标志着州法律制度的威信的彻底衰落。这一天《新闻报》的标题最为辛辣、激烈，其反响一直持续到1960年中期。委员会继续听取证词。一名资深的当地律师被选为斯图尔特的第二个辩护律师，但不久后他也退出听证会。第三个律师从维多利亚赶来，这次是用公费支付其报酬的。至此，斯图尔特的死刑已减为无期徒刑。宣布减刑的那天上午，默多克也在法庭。至10月听取完诉状，委员会便宣布体会。《新闻报》与州总理之间的战火硝烟在盛夏的酷热中慢慢地散去。但是，普莱福德从此对里维特和默多克恨之人骨，因为正是他们让州政府名誉扫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