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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为什么我不能干预呢？那让我来做什么呢？闲坐在那儿，眼看着报纸走下坡路？就是
因为我不应当干预？简直是开玩笑！这就是《世界新闻报》开始衰败的原因。”
默多克命令萨默费尔德解雇一些报纸的专栏作家，如负责写航空方面报道的道格拉斯·巴德尔——英国的战斗英雄，由他来选择人接替他们。他还通知萨默费尔德，没有他的同意，不能向国外派记者。当萨默费尔德对这些干预进行抱怨时，默多克说：“你要么接受，要么走人！”
1969年夏，当萨默费尔德去西班牙度假的时候，默多克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动作，对报纸进行了新的设计。萨默费尔德匆匆地赶回伦敦，反对默多克的命令。然而，尽管在许多方面不一致，他还是帮助默多克得到了讽刺性杂志《偷看》，至今仍然在默多克的手里。它是《世界新闻报》的一个经典故事。
克里斯汀·科勒尔是一个漂亮的应招女郎，她的故事关系到冷战期间国家的秘密。约翰·普罗福莫和一个苏联大使馆的海军武官尤金·伊凡诺夫，在1962年曾经使哈罗德·麦克米伦政府尴尬万分。普罗福莫向下院撒谎，拒不承认，后来承认了，并因此引咎辞职。
《世界新闻报》支付给科勒尔23000英镑，以获取对丑闻的回忆录。由于这一原因，它受到了“新闻委员会”的非难、指责。新闻委员会是个半官方的实体，负责监督报纸的行为。
1969年夏，科勒尔对这一事件到处散布新的“说法”。为了增加销售量，萨默费尔德打算再次刊登它。默多克起初有些犹豫。因为普罗福莫在离职6年来一直在伦敦东区服务，处境悲惨，他以虔诚的悔过行为受到了人们的尊敬。但是，《世界新闻报》为了这个回忆录已经支付了21000英镑。取舍与否？真是令人头痛。
“新闻委员会”在丹尼斯。汉密尔顿的怂恿下，由《泰晤士报》的主编要求对此事进行彻底的调查，而萨默费尔德和默多克则拒绝参加。委员会又一次指责《世界新闻报》。汉密尔顿后来说：“我认为向默多克表明这是重要的，这种方式在英格兰行不通，这儿与澳大利亚不是一个地方。”
赫南，英国著名的天主教红衣主教，取消了一项为《世界新闻报》撰写文章的协议。而对此事负有责任的萨默费尔德非但没有认错。还告诉《每日邮报》说，他很不理解红衣主教为什么不希望通过《世界新闻报》的版面向5000万罪犯演讲。
默多克开始认识到他可能是犯了一个错误。当他读到萨默费尔德对红衣主教的指责时，非常生气，匆匆写了封信给赫南。向他表示道歉。他告诉萨默费尔德，今后要想说什么，必须先同他打个招呼，因为风险不只是《世界新闻报》承担。
但是，默多克只靠自己的力量是难以抵挡得住的。他曾经说：“只要准喜欢，只管嘲笑或嘘他，我能多卖出15万份报纸就行。”这当然是很坦率。出大价钱买下回忆录，其目的就是多卖出报纸。在一次电视采访中，他承认普罗福莫可以被原谅，但又说，他的行为是不应被忘却的。当默多克接受“伦敦周末电视台”记者戴维·弗罗斯特的采访时，最糟糕的时刻到来了。
在这个时候，弗罗斯特有英国”首席电视检察官”的美名。他在电视观众面前采访客人，如同审理一宗案件。
弗罗斯特正襟危坐在他的大椅子上。默多克试图说，《世界新闻报》的文章焦点集中在丑闻的议会方面，工党的作用等等。但弗罗斯特指出，第一周所刊载的东西完全是性的描写。默多克辩解说，在系列中，有一些新披露的事实——但他不能公开这些人的名字，没有命名标题。坏事来了！
在商业广告之后，弗罗斯特让电视屏幕上显示出他先前制做好的一个节目，是采访赫南大主教，这是另外一个弗罗斯特，在电视上，他就像一个好斗的侦探，面对着他的受害者默多克。而与大主教在一起，他却显得忐忑不安、小心翼翼。大主教表示，他对《世界新闻报》的卑鄙行径感到震惊，他关心“这个出色的人”普罗福莫。
默多克掉进了电视陷阱，随着弗罗斯特运用技巧，默多克似乎是一个不正直，善于诡辩，妄图蒙混过关的小人。
采访过后，弗罗斯特带着火冒三丈的默多克去会客室，安娜等在那里。他请他们喝饮料，但安娜轻蔑地对他说：“你的好客，我们已经领教够了！”默多克离开这座大楼时发誓，他要买下伦敦周未公司，解雇弗罗斯特。
这件事情伤害了默多克，使他极为愤怒。他感到他再一次成了英国卫道士、伪善小人的牺牲品，就如同他当年在牛津时一样。安娜·默多克则觉得受到了弗罗斯特极其无礼的侮辱和耍弄。她发现难以在英格兰交朋友，这一事实，她部分归咎于英国的特性，部分原因是科勒尔事件。
他们能够经常从伦敦去纽约访问。他们发现纽约既让人兴奋，也更友好，最终他们决定搬到那儿去住。但首先在伦敦还有另外一场战斗在等待着他们。
第七章 “舰队街”
“魔鬼工人”
马克斯韦尔“栽了”
默多克得到了《太阳报》
控制“伦敦周末电视台”
政府当局排挤默多克
一件可怕的事情
回到悉尼
60年代末的英国，己很难再寻到往日帝国的辉煌，许多产业都显露出衰败的迹象。但在所有重要的产业中，还没有任何一个像报纸出版业那样暗淡，没有一丝生气。许多报纸都一直亏损，负债累累。即使没有亏损的报纸，也是利润微薄，更有说不尽的苦恼，报纸的经理们和印刷工会之间不断地争吵，似乎有打不完的仗。
问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50年代的《快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时新闻纸张配额制度也逐渐被取消了。进入50年代“舰队街”开始繁荣起来，报纸发行量和广告收入都在急剧增加。由于大把大把的钱进来，报纸的老板们也就忽略了对印刷工会采取某些限制。更重要的是，许多人都像《快报》的老板比勒布鲁克那样，并不在乎提高工人们的工资，目的是为了与其他报纸进行竞争，甚至就是要挤垮它们。
比勒布鲁克为了让印刷机正常地开动，以印出足够的报纸，向印刷工会提出一个新奇的建议。就是让工人们多干点儿活，而多给他们发几个人的工资，比如说给80个工人付100个人的工资。这样，工人名单里就出现了一些虚假的名字，如“米老鼠”、“亚伯拉罕”、“林肯”或“道格拉斯”等等。工人们把这些虚假的人称为“魔鬼工人”，他们轮流来领“魔鬼工人”的工资。这样，一些工人常常因此而能够领取两份工资，甚至是三份工资。这种办法很快为舰队街其他报纸所效仿，而印刷工人们也渐渐习惯于此。这就意味着，伦敦的印刷工人是英国工资水平最高、纳税最少的工人。
这样一来，就等于是工会在负责雇佣工人，尤其是对于星期天报纸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它们每周都需要雇佣临时工。几年过后，每家报纸的工会领导人都积累了很大的能量，可以与报纸老板们相抗衡。如果某家报纸工人所得到的待遇稍微好些，其它报纸的人就会立刻要求提高待遇，否则就不印报纸。在50年代后期，这种态势已经时常将报纸老板们逼得毫无办法。
在波弗里大街的《世界新闻报》办公室里，默多克发现给工人们支出的工资过多。他还发现，印刷设备简直是“古代的”，其混乱不堪的程度让人难以置信。他试图让印刷机和工人每大部工作，但很快发现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意味着要开办一份日报。于是，他去找《联合报》的老板洛德·罗斯梅尔，想从他手中把一份处境很艰难、发行量也不怎么多的小报买下来，但没有成功。这样，他被迫去想其他的办法，开办一份新的报纸，从而引出了《太阳报》的故事。
《太阳报》是《镜报》集团总裁胡佛·卡德莱普的“宝贝蛋”。它创于1964年，前身是《论坛日报》。《论坛日报》曾经是一份很严肃的报纸，常常反映左翼派别的意见。在30年代，《论坛日报》曾经自诩是英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但从战后开始，它渐渐衰落了。1961年，《镜报》的老板买下了它。
1964年，《论坛日报》改成了《太阳报》，从此它也获得了新生。它的读者主要是战后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这个“成长的一代”渴望有一份新的、更有综合性的大众化报纸，来反映他们的价值观。然而，好景不长，到1969年，《太阳报》的发行量从150万汾下降到了85万份。《镜报》集团公司亏损了1200多万英镑。股东们不耐烦了，授权董事会马上卖掉它，或是干脆关门了事。
第一个对《太阳报》表示有兴趣的人是罗伯特·马克斯韦尔。1969年夏，他做出一个有意接受的样子。马克斯韦尔非常小心，就像一条担心有鱼钩的鱼。他为了让《镜报》集团将报纸卖给他，还很诚恳地保证说，如果他买下这份报纸，他就计划削减报纸的预算，裁减人员，并保持较低的发行量，这样就不会威胁到《镜报》了。《镜报》集团的董事们很高兴，差一点没有把报纸白送给马克斯韦尔。他们最后让马克斯韦尔付5万英镑的预付款，然后再根据报纸今后的发展情况，交25万英镑到50万英镑。
但是，工会领导人当然不希望损失几百个工作，他们拒绝了马克斯韦尔。工会明确向《镜报》集团表示，如果将报纸卖给马克斯韦尔，就可能会带来很多麻烦。该集团的另外一份报纸的工人也发出了这样的威胁。到1969年夏，马克斯韦尔本人遇到了其他的问题。他计划把他的佩尔加门出版公司卖给纽约的一个财团莱斯科公司，价格是2500万英镑。但就在此时，莱斯科公司打了退堂鼓，这样一来，马克斯韦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