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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法克斯最初是英格兰瓦尔维克郡的一个小出版商。
1838年，正值悉尼庆祝它建城50周年时，他仅揣着10英镑移民来到了这座城市。当时悉尼只有5份报纸，其中最重要的一份是《悉尼论坛报》。《悉尼论坛报》始创于1831年，最初是周报。每份报纸卖7分钱，比其他的报纸都便宜。到1836年。它已经从开始时的750份增加到1600份。而且增加到每周两期。1840年，该报从德国引进了一种新的半旋转式的印刷机，从而使它变成了日报，每天印刷3000份，价格也降到了6分钱一份。费尔法克斯到悉尼后，一度也曾在《悉尼论坛报》工作，并自己出版了一份副刊，1844年，他买下了这份报纸，扩大了版面，并将名字改为《悉尼论坛晨报》。同时，他还引进了当时刚发明不久的科佩尔式印刷机，1856年的最后一天，他成立了约翰·费尔法克斯父子公司，这家公司垄断了悉尼报业许多年，一直到默多克的出现。
与悉尼相比，墨尔本报业的历史要短一些。直到1854年10月墨尔本才出现了第一份报纸，它就是现在凯思所在的《时代报》。
凯思工作很努力，而且他发现，他的口吃往往还能够引起他所采访的人的同情，他生活得很节俭。甚至可以说是吝啬。他将每一分钱都存起来，为的是能够有一天到伦敦经济学院学习，并且想办法医治他的口吃。到1903年。也就是23岁时，他已经攒了500英镑。这笔钱已足够他买一张去伦敦的船票，以及一年的生活费用。
但是，仰慕已久的伦敦却使他大失所望，他的理想很快就破灭了。在伦敦，他既没有找到能够医治他口吃的办法，也没有寻求到他理想中的事业。甚至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住房，交上一个诚实的朋友。远离亲人和家庭，他感到孤独和压抑，于是，他在伦敦痛苦地生活了一年多后。于1910年途经美国返回了墨尔本。
墨尔本的《时代报》重新给了他一份工作，到1911年年底，他的工资已经从以前每周4英镑长到了7英镑。1912年，他又成了悉尼一份很活跃的晚报《太阳报》驻墨尔本的特约通讯员和记者他对政治越来越感兴趣，最仰慕的是两位工党领导人安德鲁·费舍尔和威廉·莫里斯·休斯。费舍尔也是他父亲的朋友，在1908年—1915年间任澳大利亚总理。而休斯在1915年—1923年间接任总理。他们对澳大利亚命运的信念鼓舞了年轻的凯思，使他成为他们的思想观点忠实的崇拜者和追随者，凯思不再将自己看作为一个苏格兰移民的后裔，而是一个“澳大利亚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澳大利亚派出了人数多达33万的志愿者，参加了一些激烈的战斗，伤亡率甚至高于许多欧洲参战国家。
1915年4月25日，一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联军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加里波科登陆，他们被由穆斯塔法·凯末尔率领的土耳其军队压在了一处陡峭的悬崖峭壁下面，死伤达16万多人。
谁应当为此血腥的屠杀负责？许多澳大利亚人认为是英国将军们的责任。
年轻的凯思，勇敢的战地记者，因为对英国人的命令感到不安，踏上了去加里波利的路途，并不顾英国人的“军事审查”，记录下了真实情况。其结果是，正如英国司令官所回忆的，对土耳其的战争被放弃了，并成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调查这场战争。有人甚至说，是凯思导致了英国政府的垮台。这件事情对鲁珀特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
1915年，凯思被任命为澳大利亚一家新闻机构驻伦敦的记者和编辑，他父亲的老朋友、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安德鲁·费舍尔，授权他在去伦敦的途中，在埃及停留一下，以便调查澳军队关于他们的信件延误的抱怨。
在开罗，凯思。默多克给达达尼尔远征军司令官汉密尔顿将军写信，要求允许他采访加里波利前线，他向司令官保证，将遵守新闻检查规定。汉密尔顿同意了。
1915年9月2日，凯思到达了汉密尔顿将军的司令部，这是联军登陆后的约4个月。汉密尔顿后来回忆时说：“一位眼珠黑黑的、思维敏锐、很会讲话的年轻人，他说他对士兵和战斗一无所知。”他还对汉密尔顿解释，他对澳大利亚的责任，以及为什么用笔比用来福枪做得更好。这些使这位英国将军感到有些不舒服。
凯思在那个地区呆了不到一周，大部分的时间他呆在记者站里。在那里，他与伦敦《电讯报》的记者埃里斯·巴菜特混得很熟，成了好朋友。巴莱特同样也是一位不同寻常的战地记者，消息灵通，他将自己听到的所有重要消息都记录下来，并透露给凯思。
一天，巴莱特告诉凯思，他准备给英国首相赫怕特·艾思奎斯写封信，抗议这场战争的指挥情况，并将此信的副本给了凯思一份，但是，不幸的是汉密尔顿知道了该计划，他驱逐了巴莱特，此时凯思已经离开了前线。于是，汉密尔顿又给伦敦的战争办公室打电话。因而，当凯思到达法国的马赛港时，他遇到了一位英国情报官员，这位官员迫使凯思交出了那封信和记者证。
在紧急情况下，凯思给自己的总理费舍尔写了一封长信，这是一份非常有力的文件。这封信的语言尖刻，夸大其辞，有许多不实之处，将伤亡夸大了40％。他在信中还没有根据地指责英国军官，说如果士兵掉队，他们就“朝自己人开枪”。说他们把年轻人投入了战争游戏，这些士兵忍受着肉体和精神的折磨。“我不应评价汉密尔顿，但事实是明摆着的，有无数的事例可以证明他的无能，他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以无能来谋杀”。与此相反，他赞扬了澳大利亚人，“我可以告诉你许多关于澳大利亚军队的真实情况。。”
凯思原打算只把他的信给澳大利亚总理，但在伦敦，他将他的故事告诉了《泰晤士报》的一个编辑。该报的老板是洛德·诺斯克利弗，他于1908年买下了《泰晤士报》，成为最早的报业大王之一。他一直反对英国政府在达达尼尔的角逐，而这位记者的信，成为诺斯克利弗用来向政府施加压力的工具。
在诺斯克利弗的鼓动下，凯思将他给费舍尔的信的副本寄来了，成为一份内阁文件。经过英国内阁的讨论，认为凯思的信虽然有一些错误，但必须采取某些行动以改善达达尼尔的情况。
尽管汉密尔顿将军力图证明这封信里所说的许多情况都是不真实的，但他还是被撤换了，取代他的是查尔斯·蒙罗将军。不到3个月的时间，澳大利亚军队从这个半岛撤出了。
很难估价凯思这封信的影响。这一系列事件使凯思在伦敦和澳大利亚都成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幸运的是，直到他去世15年后，这封信才被公开发表。他后来也承认，他犯了一些错误，夸大了事实，并为此感到遗憾。从他第一次访问英国时，他就对英国人非常痛恨。当时，他在伦敦没有找到医治他口吃的办法，又没有工作，他把罪责推到了英国人身上，而澳大利亚士兵在距离海滩三英里远的地方“遭受屠杀”也加深了他的这种仇恨。
1989年，当鲁珀特被问及他父亲的那封信时，他回答说：“那是一封伟大的信，它也可能有些不太公正，但他改变了历史。。”
1990年3月3日，伦敦的《泰晤士报》刊载了两篇长文，纪念加里波利登陆战役75周年。第二篇文章的标题是《终止了一场战争的记者》，颂扬凯恩·默多克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称他“几乎是一手停止了战争”。由于他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凯思在澳大利亚成了一个著名人物，一座纪念碑。他的儿子鲁珀特·默多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长大的——他的父亲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了不起的英雄。
50年代，澳大利亚最有名的作家西德尼·诺兰曾描述过加里波利的故事，“作为现代澳大利亚伟大的里程碑，是当时澳大利亚人都经历过的感人至深的事件”。80年代，鲁珀特资助拍摄了一部爱国主义影片《加里波利》。
凯思在伦敦度过了战争其余的时间。他对他的“杰作”自鸣得意。在比利·休斯接替安德鲁·费舍尔担任澳大利亚总理之后，他任命凯思·默多克为澳大利亚驻伦敦首席非官方通讯员。当休斯来到伦敦时，凯思举行了超级私人晚会，有劳埃德·乔治和诺斯克利弗参加。凯思的感觉简直是妙极了，在诺斯克利弗那里，他学到了许多报业知识，他后来将这些知识用于自己的事业，并传授给了他的儿子鲁珀特。
凯思·默多克在第一次访问伦敦时。曾在l909年的帝国新闻联盟会议上见过诺斯克利弗，但当时他还没有机会认识诺斯克利弗，他给父亲写信说，原因是他“没有一件像样的礼服”。
诺斯克利弗成了凯思·默多克的好朋友，他对凯思的生活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既是朋友，又如同父子。诺斯克利弗让凯思担任了联合电报公司的伦敦分部的编辑，年薪1200英镑，合同是三年。凯思的工作非常出色，并且将新闻业务扩展到了印度和南非。同事们都认为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热情奔放的澳大利亚人。
到了1920年，凯思引起了墨尔本《论坛报》和《泰晤十周报》公司总裁的注意。公司总裁给他提供了《论坛报》编辑职位，年薪为2000英镑。诺斯克利弗敦促他的门徒接受了这一职位。
《论坛报》最初是一份早报。
1869年，戴维·希姆买下了它。将其改为晚报后又卖掉了，因为他自己有一份早报。即《时代报》，这样就等于消灭了一个竞争对手，当凯思接手时，《论坛报》的发行量达到约10万份，它的第一版是下午两点半开印。第二版是4点开印，城市外面的故事通过电话传人电话间，记者迅速将稿子念完，以节省电话费，再由电话间打印下来，然后送到编辑部，进行必要的加工、润色，甚至重写，最后才能交给印刷车间，排成铅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