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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早上，尼尔来做记者们的工作，说“我是你们中的一员”。只是许多人仍然不相信他。人们普遍怀疑尼尔从一开始就参与了瓦平计划，因为他不是去起哄，而是尽可能地控制局面。
那天晚上，投票表决开始了。结果是非常地接近。谁都没有想到，有68名记者倾向于去瓦平，而60个人反对。绝大多数人接受了多数人的决定，但一些人觉得他们仍然不喜欢这样。
他们这些人自然是反对人们称他们为“渣子”。默多克急于留住他们中的一些人，而报纸的经理阶层给他们提供了优厚的条件，并让他们对此保密。他们接受了。
到了最后，在全部四家报纸中，只有60名记者拒绝了默多克去瓦平的建议。其他的人都去了，尽管一些人为这一事实感到遗憾。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进行更顽强、更坚决的抵抗。他们可能已经认识到，他们对于报纸是多么地重要。他们可能也感到，他们对不起其他的工人。
自1984年至1985年间英国政府面对采矿工人的罢工以来，这是对英国工会的最严峻的挑战。而在这场残酷的战斗中，默多克将得到政府的全力支持。
第一次来到瓦平的那些记者们，为他们新的工作场所的“壮观”景象给惊呆了：一条狭窄的通道，高高的栅栏上布满了铁丝网。巨大的大门、探照灯、阻挡卡车的障碍物，而这所巨大的、阴森恐怖的报纸工厂，矗立在一些低矮破旧的仓库中央，那些旧仓库被当做《星期日泰晤士报》和《泰晤士报》的编辑们的办公室。保安人员不停地巡逻，要求出示出入证，每一处要点都有一摄像监视器监视。进入这所高技术“武装”的营地，要乘坐带有装甲板的大轿车。他们以最安全、也是最屈辱的方式通过检查口。
栅栏里面还布置了一层铁丝网。据说它的作用是为了驱散示威的群众。记者们还听说在工厂的旁边停有一架直升飞机，是用于最后撤出默多克和他的亲信，留给暴动的印刷工人们的将只是那些他雇佣来的文化人。
在《泰晤上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记者们旧房子里面的每一张办公桌上，是新的阿泰克斯系统计算机终端。从美国来的培训员等在那里：“你好，我是辛迪。”他将这些文化人带进了20世纪末。尽管辛迪非常友好，但许多记者们还是想念他们的老打字机。他们派一支小规模的“搜索队”回市中心的原来的办公楼，去搜集回一些忠实的老设备回来。在过去的那些岁月里，他们就是用这些老掉牙的东西，写出了成千上万份的报纸。
《太阳报》和《世界新闻报》的记者们也来了，此外还有广告部以及行政管理人员。在那座大楼里，有一个很体面的小卖部，至少比起原来老厂的地下室的小卖部要好多了。而原来波维尔大街的厨房，老鼠成群出没。印刷工人、记者和默多克本人都憎恨那种等级制度，即给主编们配专用餐厅和经理们的客房，但是一些哥们儿知道了默多克的一条新规则后，颇为震惊，甚至痛苦，原因是在瓦平里面不允许有酒精。
如果说瓦平大门里的幽默是黑色的话，外面的却完全不是。大多数的工业纠纷开始时总是轰轰烈烈的，然后就逐渐地消退了。相反，瓦平似乎是愈演愈烈。
罢工者大约有5000人左右，他们一开始就绝望了，因而他们义无反顾。但战斗在开始之前实际上就结束了，默多克已经不声不响地用计谋战胜了他们。他得到了英国首相的支持。
到1986年，撒切尔夫人把劳工法改革视为头等大事，当作她最重要、最伟大的成就。她给报纸的老板们提供了新的武器，专门用以对付工会。根据新的法律，工会要通过秘密的投票选举，选出他们自己的领导人，并通过投票来决定任何的行动，决不允许随随便便地罢工。在罢工发生时，只有那些参加罢工的才有资格劝阻别人上工，而且只能在自己的工作地点进行劝阻，除此之外，任何人，以任何形式的劝阻或者是威胁都是非法的。
然而，在此之前，还几乎没有私人部门的老板，利用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力来解雇罢工的工人。最后他们总是选择留下工人，而默多克却不一样，至少不是把所有的劳动力都留下来。从一开始默多克就利用了法律，整个国家的老板们都在睁大眼睛，吃惊地看着他。
默多克可以考虑利用政府的所有力量，尤其是警察，而印刷工人们却甚至不能考虑其他工会的帮助。在以往，其他产业的工人们都佩服印刷工人，认为他们有办法，在近年来赚了很多的钱。但同时，印刷工会对于其他的工会也表现出傲慢自大的姿态。这时，整个国家的工会成员都拒绝通过封锁默多克的报纸分销系统，来支持他们在伦敦的工人兄弟。
默多克小心翼翼地准备着瓦平的防卫工作，他想让罢工者无可奈何。他非常精明，他分散了他的业务，进行了一系列新的注册登记，成立了一些独立的公司，尽可能地给那些劝说罢工的人增添困难。
罢工的印刷工人要求复职，但这时，默多克不打算给他们这样的机会。在4月初，他曾经提出将《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伦敦市区的旧工厂给工会，让他们印刷自己的报纸。他在瓦平接受电视采访时解释道：“我们觉得他们被误导了，给我们制造了困难和麻烦。。这给了他们工作的机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工人运动是否得到他们自己的报纸。。我们没有用了。”最后这个建议没有能够实现。
现在，瓦平周围的道路被封锁了。在夜里，路口的信号灯一直是绿灯，以使运输报纸的卡车直接地开出这一地区。然而，到5月3日的夜里，在工厂外面发生了暴乱，有250多人受了伤。
第二个周末，暴乱又发生了。伦敦警察局说，大约有1000多人聚集在工厂的门口，阻止工人上班。晚上相对平静，但警察指控说大约有400多人试图阻拦TNT的卡车车队。示威者们向警察投掷石块、瓶子和烟雾弹。警察们在深夜一点钟开进了这一地区，平息了暴乱。
暴乱仍然在继续，但很显然，新的生产设备和销售网络取得了胜利。5月26日，默多克从纽约飞回了伦敦，在希斯罗机场附近一家饭店里会见了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人。他告诉他们，他不会容忍在瓦平的暴乱：“我刚刚从恶梦中解脱出来，我不打算回到老路上。”他提出了最后的条件，为失业的工人提供总额为5000万英镑的补偿金。
当天晚上，他在电视采访中说：我们完全没有义务支付任何钱。我们为彻底解决纠纷出了非常高的价格。
6月6日，伦敦的工会总部拒绝了默多克所提出的条件。默多克将这次的拒绝描述为“第二次自杀”。第一次是工会决定采取罢工的行动。现在印刷工人们将会是一无所获，他说：“没有工作，没有承认，现在是没有金钱。”
所以，这次血腥的纠纷消退了。默多克受到的左翼政治势力的抨击，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还没有任何一个老板受到了如此猛烈的抨击。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似乎是撒切尔革命中最没有道理的、最野蛮的象征，许多左翼的知识分子也在批评他。他现在终于成了魔鬼。工党的地方当局曾经一度禁止他的报纸进入全国各大学图书馆的公共阅览室中，而工党的领导人则拒绝来自默多克的任何报纸的记者的采访。到处都有人在焚烧他的肖像以泄私愤。一个抗议者的集团小组名叫“抵制默多克的妇女”，她们在游行中高喊着：“饶！烧！烧死这个婊子养的！”在公开场合下，默多克很冷静。“也只有这样的地方才会有这样的事。”他说，“他们都失去了理智。这是很自然的。”坦率地说，他的这种反应也表明了他厌恶英国的态度。
对于默多克来说，更为严肃的问题是瓦平的记者们的反应，尤其是《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记者们。一些人离开了，因为他们不能忍受他们的主编，或者是无法忍受主编们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态度。另外一些人，则是觉得他们不能再继续为默多克工作了。无论是亲自参加的人，还是仅仅卷入的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大多数记者都憎恨印刷工人过去的历史，但现在记者们中的许多人都同情他们，为他们现在险恶的处境和未来的前途担心，罢工的不仅仅是印刷工人，记者协会的领导人也在劝阻线上。
现在，许多人去新的报纸寻找工作，这就是《独立报》。这份报纸是三个《每日电讯报》的记者在秋天发行的。新报纸许诺它对得起“独立”的名字。到七月份，它所雇佣的115位记者中，有1/3是从瓦平来的。后来有更多的人来了。
对于记者的大规模出走，默多克并没有生气，相反还挺高兴。但是，记者出走得太快了，他不得不大幅度增加工资，以留住那些还没有走的人。一些记者接受了，但许多人没有。“默多克如果想使记者们忠实于他，他必须让人们相信，他是想使《泰晤土报》成为一份好报纸。”报纸的一个专栏作家这样写到，他也离开了。
尽管默多克所取得的胜利打击了印刷工会，将使整个“舰队街”得到好处。但其他报纸的心情复杂，迟迟不愿意表态。《观察家报》甚至屈服于工会的压力，拒绝让那些在自己报纸工作的人为默多克工作。在当时的报业，有些人是业余打工的人，他们有时临时为别人工作。这家报纸还拒绝发表由报纸的一位长期的撰稿人贝纳德·莱文写的一篇评论，仅仅是因为他是《泰晤士报》的一个专栏作家。《每日电讯报》拒绝接受一个从新闻公司来的广告商。
1987年1月，默多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