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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最受欢迎的版面。日后他的报纸、广播和电视积极从事体育报道及转播就是深受这个小发现的影响。
凯思爵士放心不下初次离家、独自生活的鲁珀特，一回到澳大利亚，马上就给鲁珀特写信。他充满深情地说：“亲爱的孩子，我希望你不要太累着，一定要合理地充分利用好时间，保持身体健康。。我相信你将非常充实圆满地离开伯明翰，高兴地对你的同事、你的老板和你的朋友说再见。”
而鲁珀特在《伯明翰新闻报》实习完后，立即就给帕特·基伯森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应当解雇报纸的编辑查理斯·芬拜。芬拜是一个很严厉而又温和的人。因为芬拜不断支使鲁珀特·默多克，使鲁珀特苦不堪言。基伯森没有接受鲁珀特的建议。
1950年10月，鲁珀特离开伯明翰，去了沃瑟斯特学院。二战中，英国大多数大学生没有毕业就去军队服役，然后其中的一些人重新回到学校学习，社会的磨练使他们成熟了。对于这个离开学校不久、年轻的澳大利亚人来说，与他们交谈，总是话不投机，似乎彼此之间缺乏共同语言。鲁珀特认为他们太乏味了。与鲁珀特共同毕业于基隆语法学校，又一起来到牛津读书的罗德·卡内基对此表示赞同，他也认为大部分英国人对远离家乡的澳大利亚人“一点也不热情”。
鲁珀特·默多克在牛津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尽管一些教员认为这个澳大利亚青年反应迟钝，迟迟赶不上牛津的水准，但鲁珀待·默多克中津生涯的最大收获仍在于遇到了几个对他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人。首先要提到的是鲁珀特在牛津的主要指导教师亚瑟·布里格斯，他正力图成为英国情报界、学术界和广播界精英群中最能干的成员之一。他个了不高，身体不是很肥胖，可以称之为“丰满”，他的眼睛总是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布里格斯不像一心从事研究的其他人沉默寡言，他非常活跃。积极参加各种活动，时人热情。布里格斯1941年毕业于剑桥大学，他同时取得厂历史学和经济学的学士学位。二战爆发后，他投身于军队情报部门，大部分时间里他和其他情报专家破译、分析德军的情报。他从这些专家身上学到了许多课本上学不到的情报分析方法和情报观点，受益非浅，战后，他来到了牛津从事教学。他对学生要求严格，有着严谨的治学态度，他在课余潜心从事研究工作，作为一个求知欲强烈的学者、一个富于创造力的作家、一个天才的健谈者，布里格斯一心想成为英国最优秀的政治理论学者。当鲁珀待·默多克遇到他时，布里格斯已经在历史学界崭露头角，正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后来他又对媒介，尤其是广播业的理论和实践产生特别的兴趣。
凯思爵士给布里格斯写了几封信，告诉布里格斯他对鲁珀特的期望和要求。根据凯思爵士的请求，布里格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鲁珀特在一起，他教给鲁珀特逻辑性思维的方法。鲁珀特·默多克亲切地称他为“亚瑟”，布里格斯也很喜欢这个爱称。他们俩的一个共同朋友是另一个年轻的历史指导教师哈里·皮特。
鲁珀特在牛津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他不太注意他的同学和他的班级发生的变化，他喜欢沉醉在他自己的世界之中。鲁珀特花费很多时间学习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因为这些课程要求极其严格。他真正的兴趣在布里格斯讲授的政治学上，他对傲慢的哲学和复杂的经济学没有热情。当他与他的老同学罗德·卡内基有一次谈论在牛津的感受时，鲁珀特脸上闪耀着兴奋的笑容，他说：“在这里，我得到我所期望的。我爱好自由，喜欢情报的刺激。”课余时间，鲁珀特非常喜欢去不同的俱乐部和工会。对他来说，小型的进餐俱乐部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有一段时间，他几乎天天去进餐俱乐部享受美餐，有时兴致勃勃地听别人的争论，有时也参与到其他人的热烈讨论中。
然而，像他的父亲一样，在他自己的第一次英国之行中，他没有对英国产生激动不已的感觉。当时鲁珀特赞成大部分人的论断，即“大多数澳大利亚人认为英国的每一件事物都好，双手拥抱它，而拒绝接受澳大利亚的每一件事物”。他很瞧不起这些澳大利亚人。与他们相反，鲁珀特对澳大利亚充满了向往和感情。他经常宣称：“我极其憎恨在英国的那些自称永不回去的澳大利亚人，我对澳大利亚非常动情，它是一块特殊的、神奇的土地，它是一个与其他大陆截然不同的国家。它有着温暖的大沙滩，独一无二的袋鼠和考拉，有我的父母和姐妹。”
在英国，他发现这个国家还没有看清二战后的形势，不承认美国的实力已远远超过英国，全国上下还沉醉于世界强国的假想中，自鸣得意，缺乏迸取。至于这个国家的领导阶层，更是不相信金钱的作用，看不起商业，藐视商业活动。在他们的影响下，整个社会都形成这种认识，并产生一种社会性的藐视商业的潮流。这股潮流对英国造成巨大伤害，并伤害了那些希望英国蓬勃发展的人的美好愿望。这也许是英国后来远远落后于美国、日本和德国，发展一直缓慢，在国标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微弱的原因之一。鲁珀特因此对英国的领导阶层充满了怨恨，这种怨恨一直存留在他的心中。
在牛津，鲁珀特·默多克的生活是最高档的。在学院最好的、最宽敞的“德昆西套房”中，鲁珀特·默多克分享了一套，享受最好的服务。他还拥有一辆小汽车，对一个未毕业的大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几乎前所未闻的奢侈消费品。他经常驾驶汽车旁若无人、趾高气扬地驶过学校，向英国人炫耀他的财富和与众不同。也许他想以此激怒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对他的纨绔子弟的生活方式非常不满。当然，小汽车也给他去看望朋友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入校不久，他加入了牛津劳工俱乐部。他言谈举止锋芒毕露，经常出口伤人。在推举俱乐部司库人选时，他被排斥在外。那些比较保守的校友们批评他一面占据舒适的“德昆西套房”，一面又侈谈社会主义。当一名澳大利亚同学提名他为板球队候补队员时，他再次被否决。
‘与此同时，他的思想也与众不同。冷战开始后，东欧国家纷纷投入了苏联的势力范围。鲁珀特对别人的劝说充耳不闻，我行我素，投身于这股热浪之中。以至于许多人认为，如果他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也可以称之为忠诚的社会主义者。在其他许多方面，他也极具挑衅性。
鲁珀特·默多克在基隆语法学校的朋友理查德·西尔柏也在英国，就读于科普思克里斯第学院。他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经常吸引别人的注意。他是一个狂热的古典崇拜者。他与鲁珀特相处的时间比较多，很了解鲁珀特，他一直说：“在政治上，没有任何人能影响鲁珀特。”亚瑟·布里格斯也对这个评论表示赞同。鲁珀特的金钱万能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崇拜及其他的傲慢无理使得他不为许多人喜欢。
在牛津之外。鲁珀特在英国的最好朋友可能是罗汉·里维特，里维特和他的妻子南希、年幼的孩子住在离牛律驱车不到一个小时的地方。鲁珀特非常喜欢他们一家，经常开车去拜访他们。可以说是他们家的常客，鲁珀特每次去他家，几乎从不修边幅，胡子拉茬，衬衫的下摆总是露在外套的外面。但他总是精力充沛，说话幽默。和年幼的孩子在一起，他就像一条生气勃勃的“大狗”，玩得很投入，以至于他家小孩特别崇拜他，敬佩他。里维特和南希一直关心鲁珀特，尽可能地照顾他的生活、学习及其他方面。南希·里维持认为：“鲁珀特总是尝试向他的母亲证明他和他的父亲一样好。”里维特经常写信给凯思爵土，向他汇报鲁珀特的思想和学习。1950年底，里维特写给凯思的信说：“我可以预言鲁珀特将以某种我们难以相信的方式赚取他的第一份百万资产。”
1951年初鲁珀特去巴黎旅游。在旅游期间，鲁珀特极其精明，任何开支都精打细算，决不大手大脚地花钱。他似乎成熟了一些，令里维特和南希很高兴。1951年复活节的假期，鲁珀特随里维特一家去了瑞典，沿途鲁珀特显示出他自己第一流的办事能力和天资。当遇到他无能为力的事情时，他也能极其轻松地请求别人帮他完成。在任何方面他都是里雄特和南希旅行中最好的伴侣。鲁珀特没有被沿途的风光完全吸引，他念念不忘他的本行，从起程的第一分钟到回到英国住地，他一直在收集着信息，不断地向里维特及路人发问，热情高昂地吸收着新的事物。
鲁珀特周末有时也和克里斯托弗·堪塞洛呆在一起。堪塞洛是路透社的主管，他们常讨论英国的报业现状，分析英国的媒介问题。潜移默化中鲁珀特向他学习了不少报社管理经验。偶尔鲁珀特也拜访帕特·基伯森，帕特的房子离学校有一段路程。一天，鲁珀特开着一辆崭新的劳斯莱斯轿车前去拜访帕特，他对迎接他的帕特说：“我觉得到你这里应当有一辆体面的汽车。因此，我给汽车公司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在这个周末借给我一辆车，我愿意在我们的报纸上为他们的车写一大版评论，宣传这些车。”听到那些话，基伯森被他的新奇想法震惊。在当时从没有人用如此方法借东西。后来基伯森对别人谈论这件事。他说：“这使我认识到鲁珀特是一个不遵循常规的人，我们非常喜欢他，他是那么地有趣，对他的长辈总感到不满。”在与基伯森的交谈中，鲁珀特很少不批评长者，不管这些人的年龄有多大，鲁珀特照批不误。基伯森承认鲁珀特的这些批评很有特色。
鲁珀特在牛津读书期间，凯思爵士不断地给他去信，告诉他有关他们家的报纸的发展情况，希望能引起他强烈的兴趣。而这段时间，凯思爵士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