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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诗人。。杜尚从不否认他是在纪尧姆•；阿波利奈尔陪同下在安托万剧院观看过《非洲印象》之后，才开始创作《被她的独身者们脱光衣服的新娘》。
雷蒙•；鲁塞尔作品中主人公的原型是“美好时代”（指1900年之前的几年，被一致认为是全民都无忧无虑的美好时代）上层社会中一位有钱的年轻人。他让菲利普•；苏波想起了普鲁斯特•；德•；卡布尔：他们同样的风度翩翩，在吃穿方面有着同样的嗜好，在文学方面有着同样的需求和愿望。
在他的第一部作品《替身》失败之后，鲁塞尔得了“一种可怕的病”＇HTH＇［摘自1963年发表的雷蒙•；鲁塞尔的《我的有些书是如何写出来的》］，此病折磨了他很长时间。后来，由于其文学创作无法到达最崇高的境界，他在狂怒与失望情绪的折磨下，痛苦到竟然倒在地上打滚的程度。
他乘坐一辆房车到处游逛，车里装配有几个房间、一个卫生间和一个厨房。车辆行进过程中，他一直在坚持写作。所有的窗帘都放下，以免窗外的一切干扰他的工作。他的家里雇用一个园丁照顾他的花园，园中有着大量的鲜花，而他却整日忙于写作，对它们视而不见。他花钱资助出版自己的书籍，出版的书却没有销路；自己出资排演戏剧，而在社会上的反映平淡，或者如果有反映，也是议论、愤怒和咒骂，例如《非洲印象》出版时，就发生了受到社会抵制的情形。
他曾经产生过将其一本书搬上舞台的主意，以便争取不去书店购买他的书的那部分民众。惟有埃德蒙•；罗斯唐欢迎他的这一行动。观众却炸了，他们强烈反对的恰恰是令马塞尔•；杜尚着迷的东西：语言的新颖性、剧目的现代性，特别是那些人肉机器，其中一个是击剑手。鲁塞尔创作的源泉与那些先锋人物同出一辙：技术革命、运动、速度和电影技术……
画家杜尚与作家鲁塞尔一样，当他们还年轻的时候，也许就应该放弃他们的艺术。他们都醉心于国际象棋，他们就是那个时代最出色的棋王。他们不参加任何派别。
杜尚不参加任何派别有一个很重大的理由：金派画家将他的《下楼梯的裸女》摘下这件事，使得他对所有的派别永远地抱有一种莫名的反感。无论在法国还是美国，他永远是单枪匹马，尤其是在当叙尔瓦日、格莱兹和阿尔西邦科将达达派画家和作家们从金派中驱逐出去以后。
在纽约，年轻的杜尚待人温柔宽厚，他常常口叼烟斗或者雪茄，在他众多的崇拜者们中间踱着方步，他从一个沙龙到另一个沙龙地走来走去，在心底里暗笑着自己怎么就成了或者被崇拜或者被愤怒谴责的对象。他是各种各样先锋派的领头羊。他给一些十分美貌的小姐上法语课，他将法语中最粗俗的词语也教给她们。他常常同曼•；雷、音乐家埃德加•；瓦莱兹、弗朗西斯•；毕卡比亚、阿尔蒂尔•；克拉万和米娜•；洛伊在一起，他初次发现了爵士音乐，他同他们一起下象棋、抽烟、喝酒和跳舞。妇女们来来往往，但他对她们并不留意。
金钱？没问题，他没有多余的，只够平时用。他的父亲全力支持三个从事艺术的孩子，后来美国的资助人接着支持他们。杜尚一直在路易丝和沃尔特•；阿伦贝尔家生活，后来他们买了他的全部绘画作品，没有付给他现金，而是抵了他的房租。在他们家的墙上，挂着塞尚、马蒂斯、毕加索和勃拉克等名画家的作品。阿伦贝尔夫妇是十分坚定的现代派，也是先锋派的热诚捍卫者。
杜尚正是同他们夫妇俩以及曼•；雷共同创建了独立艺术家协会。该协会的原则与巴黎的独立派协会十分相似：不接受检查，他们愿意展出什么就展出什么。
他给所有独立派艺术家们都寄去一幅画《泉》，画的是一个男用小便器，上面有日期，签名为一个卫生洁具商：R。牟特。这构成了又一起轰动性的丑闻。这幅画虽然未被逐出画展，但是被藏在布帘后面。杜尚因此宣布辞去独立艺术家协会的职务。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第88节 逃避战争的人（3）
除了立即采取明显的挑衅性行动之外，他还做了些什么呢？他在寻求创造新的艺术形式。这种形式将绘画从通常的绘画工具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既不需要画布，也不需要画笔与画板。他也开始思考用肉眼看不见的第四维空间。如他的《泉》就完全出于他研究中表现第四维空间的考虑。他的这一研究将为许多人的艺术天赋开辟新的道路：正如皮埃尔•；卡巴纳所说：“杜尚的榜样的出现使20世纪后半叶的艺术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促使新达达主义最终发展成为大众艺术。”［摘自1996年发表的皮埃尔•；卡巴纳的《杜尚和Cie》］
《泉》并非杜尚建议展出的第一幅完成画作。1913年的一天，在巴黎，他突然产生了绘制这些物品的思想：他在一张方板凳上固定了一个自行车轮子（图49），买了一个沥水架。后来这些东西一直在他的家中随便地乱扔着，长期以来，他从没有想过它们还有什么价值，也没有想过给它们派任何用场。
在纽约，在画《泉》之前，他买了一把铲雪用的木锨，一直悬挂在画室的天花板上，作品的题目是《预言断臂》。不久之后的作品《隐藏的噪音》画的是夹在两块黄铜片之间的一团线（图50），《游览宣传品》画的是一个“下木”牌打字机罩，《L。H。O．O。Q。》给蒙娜丽莎加上了山羊胡子和一撮儿八字胡（图51）。
从20年代起，杜尚不满足于只在现有作品上签字，而是将这些作品汇总在一起。于是在1920年《为什么不打喷嚏》面世，这是由装在一个鸟笼中的一些立方体的大理石块、一个温度计和一块墨斗鱼骨组成（图52）；《快乐的寡妇》是一个缩小了的双扇窗户，其签名为一个匿名女性罗斯•；塞拉维。杜尚后来经常使用这个签名，人们在罗伯特•；德斯诺斯的诗中也能见到这个签名。
杜尚对他选择这个匿名作了解释：他希望改变其身份，起初他想选择一个犹太名字，最终决定改变名字的性别。当毕卡比亚要求他除了他的朋友们（梅景琪、塞贡扎克、让•；雨果、米约、奥里克、佩雷、查拉和道格拉斯）之外，增加他的签名时，杜尚产生了使用罗斯•；塞拉维的想法，他将毕卡比亚的签名写成：毕卡比亚•；梅景琪，雅克•；维龙，马塞尔•；杜尚，库普卡，毕卡比亚，洛特，塞贡扎克，罗斯•；塞拉维，最后缩减为罗斯•；塞拉维。他最后下结论说：
所有这些仅仅是一些文字游戏而已。
［摘自马塞尔•；杜尚的《同皮埃尔•；卡巴纳的谈话录》］
杜尚酷爱文字游戏。在他1915年至1923年间创作作品的题目中经常加上“甚至”一词，《被她的独身者们脱光衣服的新娘，甚至可以是（大玻璃——杯子上的八根垂线）》便是一例（图53）。题目的后一部分与内容毫不相干，其实毫无意义，这是他有意所为。布勒东对杜尚的这一点十分欣赏，他认为杜尚是20世纪最聪明的人。
然而，杜尚也如此评价雷蒙•；鲁塞尔，认为他也是20世纪最聪明的人。他们二人在这方面的确是英雄所见略同。他们对文字游戏及预料之外的突变等表现手法有着共同的观念。在鲁塞尔的画作《法国的第一皇帝拿破仑》中，也同样使用了罗斯•；塞拉维的签名。
在杜尚最要好的朋友弗朗西斯•；毕卡比亚身上，有着同样的现代观念。对他来说，美国同样是他为开辟未来前途做准备的实验室。
他们两人一个胖得像一只水桶，另一个瘦得如同一根竹竿，却经常结伴在美国城市的人行道上散步。毕卡比亚身材矮小丰满，但他将鞋跟垫得很高希望能够予以弥补；杜尚是一位大高个子。二人都在急切地盼望着欧洲战事的结束。他们常常在一位祖籍奥地利的美国摄影师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在第五大街291号开的画廊见面。欧美大陆的艺术界先锋派人物常常在那里相聚。斯蒂格利茨在其画廊中展出一些画家的作品，并且将卖画的收入全部给画家本人，他自己仅靠其摄影收入维持生活。
该画廊还创办了一份报纸《291》。毕卡比亚受其启发，于1917年1月在巴塞罗那创办了一份杂志《391》。由于战争既不能阻止人们旅游，也不能阻止他们之间的接触，于是该杂志在1924年出现在了巴黎的街头。毕卡比亚在巴塞罗那、纽约和瑞士之间穿梭往来，与他的朋友们克拉万、格莱兹、罗歇、瓦莱兹、杜尚、玛丽•；洛朗森和伊莎多拉•；邓肯同甘苦共患难。他每天作画、写作，去瑞士的伯尔尼探望他的孩子们，赴洛桑请一位神经病医生为他作治疗。他在苏黎世见到一位戴单片眼镜、个头矮小的男人——特里斯坦•；查拉，这位法国古巴混血儿正在为撰写有关他的书而做着准备工作。
在桑德拉斯眼里，特里斯坦•；查拉是一位“为艺术而艺术的冒险家”，是流亡在瑞士的各种类型的间谍、所谓的艺术家及和平主义者们的中坚人物。
杜尚几乎是所有断臂伤员中惟一存活下来、没有被处决的人。然而，他与其他人一样，被战场上纷纷落地的炸弹爆炸吓得神经稍有错乱。以特里斯坦•；查拉为中心的达达主义者们经常在苏黎世伏尔泰酒馆聚会，克拉万、杜尚和毕卡比亚三位超现实主义者经常来往于纽约的沙龙。他们虽然身在异地，却有着一个共同的主张：反对战争。遗憾的是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他们的这一主张完全不能被接受，甚至连听也不爱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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