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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在张作霖撤退时相机袭击，刺杀张作霖。但是，河本大作从竹下那里得悉这个消
息之后，私下对他说，华北没有真能完成这一任务可以信赖的人，北京在各国监视
之下，这是不易干成的事情。他向竹下表示：“由我干吧！你到北京后，详细侦察
张作霖的行动，几月几日乘火车逃往关外，把这些侦察清楚通知我。”竹下随即答
应。
河本立即付诸行动。他先派遣手下人分赴山海关、锦州、新民屯等京奉铁路大
站设监视哨，要他们及时通过电信报告张作霖专车路过各站的时间。同时，河本着
意选择炸车地点。开始选了巨流河铁桥。因该地为奉军警备地段，不容易下手，遂
另行寻查。6月1日晚，河本到皇姑屯察看南满、京奉两路交叉点，认为这里是关东
军守备队警备地带，行动方便。最后选定了这个地方。河本还计划，万一炸车失败，
就颠覆列车脱轨，然后乘乱让“突击队”闯过去射杀张作霖，并指定独立守备队第
2大队东宫铁男大尉为现场指挥。6月2日夜，河本亲自率驻朝鲜日军第20大队藤井贞
寿工兵中尉在交叉点满铁旱桥桥墩上部放置炸药，将导火线引到桥南约200米处的了
望棚内，并安装好电源引爆装置。一切安排停当后，河本又令人诱骗来几个中国游
民，给他们更衣洗澡，每人塞几块大洋，以备在炸车现场用“南方便衣队案犯”的
名义处死。
6月2日，在北京卧底的竹下来电报告了张作霖将在3日乘专车出发。当河本收到
专车通过新民屯的情报后，立即命东宫、川越大尉等驱车前往皇姑屯。“突击队”
悄悄埋伏在旱桥附近。当专车在5时许穿过旱桥时，河本亲手按动电钮，“轰隆”一
声巨响，刺张的阴谋得逞了。
“皇姑屯事件”策划和执行的详细经过，冈村宁次是回到参谋本部以后，才从
同僚那里探听到的。机敏的冈村内心清楚，“河本大佐的计划，不仅关东军司令官
村冈长太郎，而且连参谋本部荒木第一部长和小（口克）作战课长都知道。当然，若
说白川义则陆相、铃木庄六参谋总长和武藤信义教育总监等陆军三长官不知道，也
是站不住脚的。”但由于他们身处的地位，不便直接去反对政界官僚对事件的“调
查”，更不便直接露骨地为河本说话。这样，时年44岁，具有地位不高不低大往军
衔的冈村，调来后很快成为陆军抵制调查和救援河本的前台中心人物。日本军头们
真可谓老谋深算。
当时，田中内阁在“皇姑屯事件”的处理上甚是为难。日本官方得知炸张为关
东军军人所为，对国内封锁消息，称之为“满洲某重大事件”，企图蒙混过去。但
是上海和外国报道披露了张作霖被炸的细节并传到东京。在野势力抓住这个问题，
追究真相和责任，企图倒阁。如民政党众议员永井柳太郎、中野正刚在第56届议会
上，以张案牵涉到日本的嫌疑，要求政府予以澄清，对田中内阁提出“不信任案”，
多亏了田中义一所在的政友会通过拉拢革新俱乐部的议员，勉强拼凑成议会的多数，
才使其内阁搪塞过关。但事情未完，反对党仍在酝酿新的倒阁风潮。
田中义一也不敢过分得罪军部。再说他本人还是军人出身，本是同根生，相煎
何太急？不过，他的军人出身属于长州阀派系，正是冈村宁次等人在“巴登巴登盟
约”中提出的革新对象。所以，他与军部那些逐渐掌权的势力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刺张案发生后，田中曾悄悄告诉元老西园寺公望：“（凶手）好像是日本军人。”
年届八旬的西园寺公望，人称“琵琶老人”，他曾是明治宪法的主要倡导和制定者，
为历代天皇所倚重，并握有历届内阁首相的推荐之权，是日本主张宪政的主要代表
人物。他对田中说，“如果确为日本军人，应该断然予以处罚”，以维护军纪和日
本在国际上的信誉。得到了西园寺的支持，田中义一的腰板才觉得硬了一些。
辞别了琵琶老人，田中以总理大臣的身分鼓足勇气走进了用黑色花岗岩围起的
宫墙，穿过了显得晦暗的林荫，由内大臣引到了御书房，向裕仁启奏：
皇姑屯炸车之后，国际上谣言四起，伦敦《泰晤士报》、美国《纽约
时报》强烈地谴责我们，南京的龚德柏写了个10万字的小册子，名叫《日
本人谋杀张作霖案》，国内在野党更以这些消息为借口，推波助澜。为了
澄清是非，内阁拟着人彻查事件原委，敢请陛下圣断。
这时摄政的裕仁还未正式登基，只见他低垂着眼皮矜持地开口道：“我不希望
政府里出现不当行为，也不希望军队里有什么不轨行动。”
裕仁的话只可意会，可以做出多种解释，这是这位陛下讲话的一贯特点。作为
臣属，是不能刨根问底的。田中必须自己拿主意。裕仁既然说了两个“不希望”，
可以理解为：要是这种“不希望”出现的事出现了，就要追究责任予以惩处；当然
也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陛下“不希望”有人揭出这种“不希望”的事，或者是
“不希望”有这等事，有了也只好听之任之。裕仁的本意，其实恰恰是后者。
1928年11月10日，裕仁正式举行了登基典礼。在田中及各位大臣的簇拥下，裕
仁走进明治天皇出生的皇宫，”登上了他祖先留下的古老的金銮宝座。回到皇宫后，
裕仁又到专门为迎迓天照大神降临而修筑的棚屋里，单独地、虔诚地守候着。在进
行这些繁琐、隆重的仪式期间，裕仁无暇过问张作霖事件，田中也有意地把这宗案
件压下去了。
但外界舆论仍然纷纷扬扬，日本政府不能老是装聋作哑。于是，田中不得不宣
布由宪兵司令峰幸松组织调查小组，负责查办该案件，并向国民交待事件的真相。
军部对田中首相的这一举措十分不满。他们认为，“皇姑屯事件”是根据日本
分裂“满蒙”的国策酿成的，而内阁却要陆军内部的直接关系者承担责任，这是不
公平的。白川陆相公开发表意见：“对于田中首相对此事件的态度，以及政党出身
的阁僚的心理，极感不愉快。”
在白川陆相的指示下，11月29日，冈村为避开舆论和内阁方面的耳目，以奉送
圣驾去多摩御陵巡幸为名，跑到原宿火车站，在车站旅馆里召集分头前来的永田铁
山、小吨敏四郎、东条英机、矶谷廉介等“二叶会”成员开会，商讨对付内阁的办
法。会议认为，这件事不仅牵涉到几个关东军军人的处罚问题，而且因为这一事件
是为贯彻国策而制造的，若发表真相的话，将给军队的威信造成国内和国际上的坏
影响，因此调查结果绝对不能公开发表。会议责成冈村以军部中坚幕僚之意见申诉
的形式，将上述意见强烈地向上面提出。
之后，冈村他们为扩大盟友，又组织了所谓“星期四会”，每周的这一天便聚
在一起商讨对付内阁的策略。人们一般认为，昭和陆军公然与宪制政府对抗始于张
作霖被刺事件。也正是以处理这个事件为契机，以冈村宁次一伙当时的军部少壮军
官，在“二叶会”和“星期四会”的基础上（后来合并为”一夕会”），形成了向
上层施加压力的强力集团，越来越不受政府的约束了。
就在军部与政府围绕“皇姑屯事件”的处理勾心斗角期间，日本政府与欧美列
强一道在巴黎签订了《凯洛格—白里安公约》。该公约宣布以武力和武力威胁作为
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手段为非法。田中内阁要把自己打扮成爱和平、恶战争的内阁，
天皇裕仁要体现自己的仁慈，也没有理由反对“和平”，这样，就不能不最终下决
心处罚几个妨害大局的冒失鬼。
1929年6月28日，在张作霖身死一年多后，日本内阁会议才决定，以关东军对南
满铁路及附属地“警备不善”的理由，给以“行政处分”：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
郎中将“编入预备役”；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停职”；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水町
竹三少将和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少将给予“严重警告”。张作霖明明是被关东军军
人策划炸死的，而在官方以文字形式公布上述处分时仍施了个障眼法：“关东军素
与张作霖友好相处，负有保护其安全之责任。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及有关军官，肩
负保护南满路之重任，对张作霖专车安全，疏于防范，酿成此重大事件，有演职守，
应予调职并受到责备。”即将主动暗杀，换成了张的专车驶经关东军警备地段时没
有得到很好的“保护”，继续欺骗公众舆论。但这件事的处理，总算向议会中的反
对党议员有所交待，田中内阁暂时渡过了一场倒阁风波。
冈村一伙军部少壮军官，对内阁处分关东军军人十分气愤，可胳膊毕竟拧不过
大腿。他们只好表面上不吭声，暗地里愈加对上层不信任，用冈村的话来说：“上
层人物没有胆量，不足以信赖，只好我等来干。”这伙人对政府未能利用张作霖身
亡，东北一时混乱的局面，一举出兵解决满蒙问题而感到痛惜。他们暗中拉帮结派，
后来又结成“樱会”，决心今后不惜用政变来进行所谓“国家改造”。这里暂且不
表。
河本大作被“停职”后，谁去关东军顶他的缺儿呢？军部首脑拟派办事更稳妥、
在华经验更丰富的冈村宁次去继任，岂料他又被烦恼的家庭争吵缠住了手脚。
阿定这时已72岁了，性情本来就刚烈，上了年纪脾气就更加乖张。理枝死后，
冈村把忠正扔给了老母，没黑没白地忙于自己的“事业”，对这一点阿定虽没有任
何怨言，但一直劝儿子早日续弦，自己也好减轻些家务负担。应当说冈村是个孝子，
对忠正也是个好父亲，他把每月的薪金、甚至包括像那次顺手牵羊从孙传芳部偷来
军用地图而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