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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拉姆》里，我们看到摄像机跟拍摄对象的距离，看到一个非常谦卑，非常尊敬的态度，没有任何评论，没有任何喧哗。比如说对女教师，她说到她生活中间障碍的时候，导演把这个东西呈现出来，我相信连导演本人也解决不了这些障碍。可能真正打动人的还是那种在形态之下的内心相通的东西。如果我们来说片子的反响，可能不是一下子大家都去看，但是我希望北京有一个电影院天天在放着这个片子，偶尔想看就去看，好的艺术作品最终被认同是靠时间的督促来取得的，而不是一时的。后面的人要拍电影的时候，可能在经典的作品当中会把《德拉姆》再看一遍，我基本认为《德拉姆》是一个精品。
张同道：
我今天有机会参与这个会是特别光荣的一件事情，对田壮壮的作品，这么多年我都是很关注的。看到这部片子，我再次回想起美国有一句话，当电视产生的时候，美国搞电影的人说了一句话，说电视是小耗子，非常亲密，拒绝跟电视合作。今天看完这个片子以后，我觉得还是美国人说得对，电视就是一个小耗子。虽然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纪录片，我也拍了那么多东西，最近几年中央台的纪录片评奖我都参加了，但是看完《德拉姆》还是觉得这是真正的纪录片，它和电视的差距依然很大。
我看完很震惊，每个镜头都让我想起一种我们的纪录片在《东方时空》里已经沦落的尊严。在很长时间里，《东方时空》假如有功，就是它把纪录片让普通百姓都看了，假如它有罪，就是它把纪录片变成了品质非常低劣的东西，让人想起晃晃悠悠的镜头，一看这个镜头，马上会问，这是纪录片吗？应该让观众看一看《德拉姆》，这也是纪录片，它可以让镜头拍得这么漂亮，这是一种尊严，是一种品质。就是这样一种品质，不是说有没有钱的问题，而是作品的那种精致，精品意识是我们今天的纪录片特别需要的。
再有，拍摄这样的古老文明用什么态度去拍，用什么方式去拍，因为这是纪录片一直在面对的一个问题，这不是第一次遇到，也不是最后一次遇到。像《失落的文明》那种拍法，也是在全球特别有名的，拍了八个已经死掉的文明。我在做一个比较，因为它是同一类型的东西，《失落的文明》是复原原来的东西，甚至用一些表演，它让你回忆起美达尔索平原上的玛雅文明。我没有看到对茶马古道那种考证式的东西，没有看到扮演的东西，也没有看到讲述当年的东西。换句话说，这不是在表现当年的茶马古道，而是茶马古道这样一种古老的文明发生过的地方，在今天的现代文明中是一个什么状态，是一个现代式的作品……所有的纪录片在我看来都是主观的，没有客观的，因为你的选择，尽管没有用解说词，但依然是你思考的一个结果。为什么拍这个，而不去拍那个？为什么拍这条古道，而不去拍北京的便道，或者是深圳的，或者是拍一个故事？都是选择，非常明确的选择，只是把形式做得相对比较中立。我特别赞同对人类文明思考的方式和表达的方式。
故事片和纪录片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纪录片除了艺术的属性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它的社会学、人类学的属性。从这上面来说，它的价值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增长。有人开玩笑说，故事片是以每年15％的速度递减，纪录片以每年15％的速度在递增，是一个玩笑的话，也说明了纪录片的价值。说得不对的地方大家骂，我用这个方式来表达我的敬意。
张宝瑞：
这部纪录片《德拉姆》，实际上通过这些朴素的画面显示了一种非常高深的精神境界，它反映了比较宁静的心态。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有的人权力很大，官位很高，但是仍然非常孤独；有的人确实物质生活很丰富了，钱也挣得很多了，但是仍然很空虚。可这部片子把人带进了一种非常宁静的意境，返璞归真的意境。普通的劳动者、普通的百姓，有非常好的心态、宁静的心态，一种非常诚真的、质朴的心态，这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精神状态。
这个片子应该是带着思想看的。
殷实：
我是离电影最远的人，但看了这个片子以后非常激动，激动了很长时间。我很喜欢电影纪录的状态，现在的很多电影都像在看导演的表演，甚至在看演员的技法，根本就没有看到电影本身的力量，没有感受到电影本身的魅力。但是一说纪录片，你就会觉得非常亲和，你就可以接近它，而且看的时候确实也很接近，里面很多细节也好、人物也好，片断的东西，都能直接地沟通。
我比较喜欢这部片子。但是看完了以后，自己坐在那儿想，这是一个比较矛盾的电影，两种东西一直互相矛盾着——一方面好像他还是履行纪录片的职责，想对“茶马古道”所谓的文化古道，进行一些记录，要保存，要把它现在还存在的东西记录下来，这些东西也可能随着时间而消失掉。可另外一方面，又是用一种非常铺张的、宏大的电影方式，在审美——看这个地方的山也好，看这个地方的宗教也好，原住民的生活风貌也好，还是现代人的观赏眼光。这样两种东西实际上是分裂的，几乎在最后都没有统一起来。
尽管这样，我仍然觉得这个纪录片已经实现了他的目的，比如现在对仍然残存的茶马古道都做了记录，另外也表现了人迹罕至的深山丛林里面人类的生活现状，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电影人非常需要勇气和责任才能做到的一件事。
另外，谈一谈电影的承担问题。纪录片最重要的东西，其实是它有一个对现实的承担，但是有些电影因为它太考虑文化了，抱负太多，太遥远，基本上不涉及现实，现实的人进入他的镜头，也是作为他的一些符号、一些实用的元素来看待。
这部电影所有接触到现实的地方，它都自觉地承担了很多东西，但这不是电影本身的意图，它不知不觉地承担了一部分东西，让我们知道了“茶马古道”多样性的问题。还有在时空当中，人们还有这样一些生活，这是它的承担。《德拉姆》是一种无意中的承担，电影作者的想法非常多，包括画面、音乐，现代电影的手段非常强烈。如果采用这种强烈的艺术效果，非常强烈的电影语言，而讲述的东西比较片断，或者比较虚弱，还是有点儿不相称的。
田壮壮：
拍一个纪录片，以前从来没想过，那是另外一类，虽然都是电影，确实是不分家的。但是纪录片要看的是另外一种传递方式，跟故事片的传递方式不一样，这次我有了一个比较。比如故事片你都设计好了，人物、故事、情节、性格、气氛、环境、场景，甚至音乐、台词，一切都设计好了。纪录片就是你可能有一些准备——像我准备了五年——去的时候还是不知道要拍什么，你（心里）有故事，（可到了）那儿觉得这些故事太轻了。可以追一家人拍，但是老觉得代表不了你看到的，你跑了几年的那种感觉……我还是想拍一点印象感的东西，就是挺直觉的东西。
后来我觉得纪录片特别有趣，真的好玩的原因就是，你要选择，你要提取，你要去观察，你要判断——
比如说死骡子，第一天走了大概八个多小时，爬了两座山，第二天起来浑身疼，你看大伙都起不来了，很艰难地从帐篷里起来，骡子死了，拍不拍，要是不拍吧，你也不知道能拍到什么，但是发生这件事情，你决定不决定？
比如说过碎石坡，看上去我拍起来挺平常，但是那儿每年都砸死人。早上11点以前不起风没事儿，11点以后一起风，这条路就不能走了。他们一边扔一边跑，根本就不管我们，因为那条路他们长年走，几乎三五天就走一回。你拍不拍，怎么拍，会遇到好多好多这种特别有意思的事情，真的很过瘾。
那里人的性格就是，他不会因为你去改变任何东西，阿谀奉承，或者你能来给我一点支持、帮助，他没有那种感觉。他说你来我就是主持，我有待客之道；你走，我送你。我觉着他们太牛了。咱们在城里，每天都诚惶诚恐地过日子，水电费、上网、无数信息震撼你，各种政治事件的发生。而你坐到那儿去喝酒、喝茶的时候，感觉一切无所谓，太阳落下去还是升起来——真的太平静了。
我自己去拍的时候，没说想赞美什么或批评什么，也没说要揭示落后或想去颂扬它的平和，我只是想用心去感觉他们，这可能是我跟他们的交流方式。我感觉到了以后，尽可能地去拍，我拍对我有触动的东西。
为什么用高清？原因就是它已经进入了中国的技术领域。其实高清真的不是一个容易掌握的东西，它里面有很多特别特殊的东西。它的价值在于什么呢？就是胶片有可能从此走向弱势，比如柯达公司已经提出来两年以后不再生产传统的东西。
我自己感觉数字有可能会取代胶片和磁带的时期，它把这两个兼于一身了。我特意从Sony借了一台机器，他说你拿去用，你去体会，因为我回去要教书，就想用数字的东西看看到底有用在什么地方，怎么让学生以后找到更便捷的掌握影像方式的东西，比较省。在前期他能不用买胶片，不用洗印，一千多块钱一本胶片，至少可以买三盘数字带，可以拍150分钟，再就是做习作或者草稿的时候会便捷很多。但是数字有一个问题，数字转到胶片的过程，技术环节中有很多知识，你干这行必须掌握这些知识。
我一直到现在都在做这个调查，我希望能有一个挺完整的东西，告诉中国电影人，其实还有一套相对更便宜的东西，更自由的东西，对创作更有助的东西。
我自己拍这部戏的时候其实挺简单的，想赶紧传达出一种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