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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法、规范和禁忌？面对这些提问，我们只能深入到他的辽阔又黑暗的灵魂深处，发掘将他引向终结之路的危险的激情，寻找梵高作品的源头。
除了大量的并未湮灭和佚散的书信，梵高没有给这个世界留下其他文字。读他的倾诉，让人觉得他拥有纯金般的生命。他是个底层的观察者、感受者和传达者，一个实践理想和使用决心的人。他对绘画有一种独有的生命的虔诚。梵高在给他胞弟提奥的信中写道：“几乎没人知道，成功的作品，其秘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真实和真挚的感情。”他又说：“我需要多些灵魂，多些爱，多些感情。”他是如此单纯，单纯是他面对世界和画布的态度，而他情感的纤细和尖锐的痛苦一样令人震惊。在伦勃朗的画里他看到了“神明一般的对凡人深沉的一瞥”，在月经来潮的情人苍白的脸上看出“受苦和艰难的日子磨炼了她，使她更加美丽了”。他的生命里也充满了相识、离别和重逢。他是那么的看重爱情和友谊。他说：“谁想了解许多女人，谁就必须忠实于一个女人。”在生活里他实践着他的巨大、宽厚的悲悯和仁慈。他与既不会读书也不懂艺术的怀孕的下等妓女西恩生活着，让她和她的孩子分享他的面包，忍受着她的暴戾，时时忧虑着她重犯以前的错误，努力感化着她，对她的孩子如同己出。他也从未停止怀念。他写道：“我不断想起荷兰，记忆越过双倍遥远的距离，追溯流逝的时光，有种令人心碎的感觉。”他就是这么一个具有纯真本性、无比温柔善良、充满令人心碎的柔情的圣徒，而他的画作也最直截地表达了他的热情。他画作的明亮，源于他自身的明亮。
这样一个至真至善的灵魂，强化了一往无前的悲惨的境遇，并收获绝望。但他并不屈服。他尽可能地敞开内心，相信拯救的力量来自生命内部，努力把自己引向幸福。梵高曾是个对女性充满渴望的男人，但饱受爱情的折磨。世俗幸福求之不得，肉身依然沉重。就像一个戴上了镣铐的人渴望呼吸的自由一样，被放逐的梵高在心灵的废墟中寻找着取暖的炉火，哪怕这炉火将他焚毁。他对艺术的狂热，既是道德的救赎，也是爱欲的出口。绘画成了他挽救精神上覆亡的惟一可能，是他逃避绝望的需要。他的创作不是自慰，而是自救。人越孤独，创作也越自由。他在表达着人最饱满的神气，努力在深重的绝望中生长出深重的幸福，以此来抵御阴暗的世俗的蹂躏和压迫。梵高身上的神秘的力量，源于他的不屈和挣扎。
但梵高所做的一切，让命运的悲剧感越来越浓重。他说：“谁为自己选择了贫困并喜爱贫困，谁就拥有无穷的财富。”但他又因为事业失败和贫困而绝望，贫困在加剧伤害着他的肉体和心灵。他的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处于极其紧张的关系。在严酷的现实生活的压迫下，大地在他脚下坍陷。他活在了风暴里。他的灵魂不断地破碎下去。但他决不撤退。他说：“一切我所向着自然创作的，是栗子，从火中取出来的。啊，那些不信任太阳的人是背弃了神的人。”他画布上的色彩在轰响里燃烧着，呼叫和奔突着，裹挟着他，让他在持续不断的昂扬中崩溃了。
他发疯了。他的疯癫是有迹可循的症候，也是对不安定的灵魂的自我凌迟。我厌恶人们称他为“疯狂的天才”。他对现实的了解透彻而深入。他认为美术品的交易已腐败堕落，艺术上已失去了美好的精神，偏离了健康、高尚的开端，公众中普遍存在着怀疑、冷淡和超然的氛围。他是那么深切地认识到弥漫在他身上的厄运。疯癫是梵高的一种表达。疯癫一直深植于他的内心中，是他身上最内在、最自由奔放的力量的释放。正如福柯所言：“非理性一直是现代世界艺术作品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当堂吉诃德在死亡的最后时刻复归为理性，泪水奔眶而出，或许是堂吉诃德意识到他的行为是一种疯癫，但这时的觉醒，难道不是一种新的疯癫？疯癫给予堂吉诃德不朽的生命，而疯癫也与梵高的艺术创造相伴相生。疯癫在唤醒和照耀着他，令他亢奋又致命。当梵高割下一只耳朵，并把这只耳朵作为礼物赠给阿尔妓院的一个妓女时，他让我发现，自虐和自戕是艺术创造最深层的本质。
在疯癫的时刻，梵高开始把疯癫视为一般的疾病，坦然处之。他又认为他的幻觉都是真实的。梵高画布上逼人的色彩、疾旋和燃烧、轰响和炸裂，不正是世界的本身的显现吗？他的画作和他的灵魂一样没有和谐，只有鲜活的本象。他的线条是灵魂的线条，他的色彩是灵魂的色彩。梵高说：“我想坦然地接受我扮演的疯子角色。”这意味着，梵高想让自己忍受监禁或进疯人院的罪。当梵高在1888年2月27日被毫无根据地再次送进医院，整整一个月里，他都保持着沉默。但他并不平静，说自己有时“就像浪花激打那阴森绝望的悬崖一样”，疾风骤雨仍在他的灵魂里凌厉地掠过。
梵高自我终结了三十七岁的生命，他由死亡解决了疯癫，但梵高的疯癫成了他的短暂生命和艺术创造中最重要的—部分。在创作中，他总是“疲惫不堪，兴奋过度”，投入着“疯狂的激情。”疯癫构成了他血泪交织的悲剧命运中最昂扬的一个乐章，正如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所言：“生命的结束使生命摆脱了疯癫，但是疯癫仍将超越死亡而取得胜利。”
梵高在撕裂中作别了人世，这是他命定的归宿。他说：“幸福和不幸只一字之差！两者都不可缺，都有用；死或消失是相对的——生命也不过如此。”他俨然已超越了生死，以死亡达到了与命运的合一。他从不相信自己会血本无归。他曾预料到，“这些画会像酒一样在地窑里自行醇化。”梵高生前饱受歧视和冷遇，但死后不到一百年，画商将他的《鸢尾花》卖到了五千四百万美元的天价，但金钱沟通不了交付了全部生命的艺术。梵高走了，这个“形体瘦弱、脸色苍白得就像个幽灵”的人走了。他的生命像放完电的电池枯竭了。他的生存和创作成了一种尺度，一种衡量艺术的真实与游戏、血性与庸常、燃烧与死寂、陡峭与平面的尺度。而有个在十二年前自杀了的、也热爱面对着山峦和大海般的麦田，与梵高同属白羊星座的年轻的汉语诗人这样吟唱着：瘦哥哥梵高，梵高啊从地下强劲喷出的火山一样不计后果的是丝杉和麦田还有你自己喷出多余的活命时间其实，你的一只眼睛就可能照亮世界但你还要使用第三只眼，阿尔的太阳把星空烧成粗糙的河流把土地烧得旋转举起黄色的痉挛的手，向日葵邀请一切火中取栗的人在梵高面前，我们活得有多少光亮、多少尊严？
《梵高书信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 定价8．80元
暧昧的缱绻
——评阎连科《坚硬如水》
？ 翟业军
“文革”已经成了中国作家重要的写作资源，对“文革”反思程度的深浅是衡量一位作家精神空间是否博大的主要标尺之一。当我们一次次被《随想录》、《晚霞消失的时候》等作品震撼时，我们同时向作者献上了深深的敬意。如果有人再进行“文革”叙事的话，我们就要提出这样的疑问：“文革”已被那么多人反复传说，你的新意在何处？我想，这个问题一定曾苦苦困扰着写作《坚硬如水》时的阎连科。
有人说，重要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怎么写”成了阎连科的突破口，他说：“语言是我最大的苦恼，一旦语言有那么一点新东西，我就会觉得整部作品别有洞天。”于是，他寻找到了独具特色、魔力和意义的“红色语言”，这种‘文革’期间中国有史以来从官方到民间、从书面到日常都不曾那么统一使用过的集体话语”，是他写作《坚硬如水》最初、最有力的动力和源泉。在“红色语言”的恣意挥洒中，他体会到了酣畅淋漓的快感。
豫西耙耧山脉间的程岗镇，是程颢、程颐的故里。退伍军人高爱军回到程岗，与老镇长程天民的儿媳夏红梅联袂掀起了革命的狂飙，要把封建时代的圣地改造成“新时期红色革命根据地”。革命热浪彻底淹没了这一对青年男女的理智，为了满足无限膨胀的权欲，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他们逼得高爱军的妻子上吊，岳父发疯，亲手杀掉了夏红梅的丈夫，炸毁程寺和“二程故里”牌坊，把程天民葬身于寺庙的碎砖乱瓦之下。与他们疯狂的造反行为齐头并进的是他们火热的爱情。在墓穴，在麦秸垛，在地道，到处留有他们心荡神驰的身影。如水的革命爱情一方面是对坚硬的革命暴力的隐喻，揭示出“文革”“原始的野性的本质”；另一方面，它们被统摄于铺天盖地、洋洋洒洒的“红色语言”之中，暴力和爱情的狂乱、野蛮，与叙述语言的义正辞严、慷慨激昂构成反讽，那段历史的荒诞、残酷便昭然若揭。作家通过对“红色语言”的出色戏拟达到了对这种语言所产生、风行的年代的批判。
问题是，这种写法新吗？王蒙的“季节系列”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作了深刻反思，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由繁盛如夏日茂草、滔滔如机枪扫射的语言叙述，而这种语言同样是对“红色语言”的戏拟。郜元宝在论述王蒙的语言特色时说：“乌托邦时代的浪漫主义就寄寓在那个时代同样散发着浓郁的浪漫气息的语言中，乌托邦语言不仅是乌托邦情感的表达方式，还是乌托邦抒情现实的存在方式”，“乌托邦首先是语言的乌托邦”，所以，对语言的戏拟直接抵达了历史深层的秘密。王蒙自从发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受到批判，一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摸爬滚打，他对“红色语言”当然要比年轻的阎连科熟悉得多，戏拟起来当然更加得心应手。於可训先生说《坚硬如水》是一部奇书，读者应以另类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