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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代的知识分子，其前身是西周等级制度中的士。西周的等级制度犹如一座金字塔，贵贱等级分明，但从大体上说，又只有贵族和平民两大分层。贵族是国人、君子；平民是野人、小人。所谓国野之别，也就是治者与受治者的差别。相对于平民，贵族为社会的统治集团，但贵族集团内部，仍有贵贱尊卑的差别。贵族分五等，即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也就是说，士是贵族集团中地位最低的一个等级。在礼乐制度未曾崩坏的西周，士一方面地位低微，仅仅作为寄生阶层而由社会供养，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属于贵族，所以可以接受教育，有平民所没有的文化知识。当时的教育由天子或诸侯控制，史称“学在官府”。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同时也是教育制度的大变革，即由“学在官府”变为“学在四夷”。
等级制度的瓦解和教育制度的变革，结果之一便是社会上兴起了一个新的阶层，即知识分子阶层。尽管这一新兴的阶层仍然称作士，而且很大一部分还是直接从原来的士阶层转化过来的，但是毕竟同西周礼乐制度中的士不是一回事。大体而言，如下几点区别则是明显的；一，西周的士尽管也习文，但其主要的身分则是武士；而春秋战国时代的士主要是文士，不再将打仗作为他们的主要职能。〔3〕二，西周的士仅仅是贵族集团中地位最低的一个等级；而春秋战国时代的士则打破了等级制度的界限，受过教育的平民同样可以作为士这一群体中的一员。三，西周的士由于受等级制度的限制，对社会现实很少关心，或者说没有关心的可能；而春秋战国时代的士不仅关心和参与政治，而且以“王者师”的社会角色而体现他们的自身价值。四，西周的士虽为贵族等级，但其社会地位并不高，对社会发展亦无多大影响；而春秋战国时代的士占据着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兴起的时代，同时也是他们最为活跃和最能体现自身价值的时代。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史籍所载多矣，亦为现代人所熟知，本文无需再作现象的描述，只是想作进一步的究问：为何春秋战国（而且也只有这一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会如此活跃，会以“王者师”的身分自居，且能充分体现自己的价值？特别是，我们将这一时期（即雅斯贝尔斯所称的轴心时代）各大文明区的百家争鸣作一比较，不难发现，中国的知识分子是非常具有特色的。第一，希腊和印度的百家争鸣，思想者皆以民间学者的身份著书立说，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多以谋求仕宦为目的。孔子的“学而优则仕”一语，最能反映这一群体的价值取向。第二，希腊和印度的百家争鸣，思想者的著书立说，多是究问人生的意义或世界的奥秘，或曰在人生观和知识论两方面作文章，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人生问题和世界的终极原因并无多大兴趣，思考的主要是政治伦理问题，对社会现实具有强烈的关怀意识。所谓“处士横议”和“不治而议论”，都是对现实政治的关怀。问题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当时何以会有这样一些特点。从人类思想史上看，知识分子将致思的重点放在人生问题和世界奥秘的究问上面，乃是较为普遍的现象，亦同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相符合。作为有限的生物，人类时时面临的困惑便是如何克服自身的有限以达到无限，或者说试图缩短有限与无限的距离。而对有限的人类来说，无限的世界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生的意义世界，二是大千世界的奥秘。也可以说，以人生问题为主题的印度人和追问世界终极原因的希腊人，在轴心时代的所思所想，乃是符合人类正常的思维需要的，是人类在由自然宗教过渡到伦理宗教，或曰从前逻辑思维过渡到逻辑思维的初期必然出现的事情。反过来说，轴心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没有把心思投之于对人生与自然的研究，而是将政治中的伦理问题作为致思的主题，必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这就是，在此之前所形成的中国文明的特殊性决定了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必然把思想的重点放在政治伦理方面。
周代以前，中国同样为部落社会，与当时的其他民族并无根本性的差异。但是有一点却是别的民族所没有的，即从传说中的炎黄时代开端，中国的政治共同体就一直是以大国的规模而存在的。其他民族在此时期，几乎都是小国寡民，惟有中国的汉民族，国大而民众。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来说，版图的大小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则是政治的模式以及由之而形成的政治理念。小国寡民的国家，大多为共和制，或为民主共和，或为贵族共和。即使为君主制的国家，亦受传统的氏族制度的约束。尤为重要的是，小国的统治者由于国小民寡，搜括有限，所以都不甚奢侈，而大国的君主却能过着极其奢华的生活。再者，小国的权力交接，或受制度的限制，或受习俗的影响，大多能够在非暴力的方式下进行，而大国的权力交接常常带有火药味，特别在改朝换代的动荡时期，更是刀光剑影，血肉横飞。这样一种区别，直接导致两种政治理念的产生。对于小国来说，他们看重的或是法律制度，或是贵族血统；而对大国来说，他们看重的是从理论上证明王权的合理性，同时将其神秘化，借助天的威严以维护王权的威严。
需要说明的是，早在周代以前，中国便是大国的规模，但是将政治伦理化则是西周初年才有的事情。据郭沫若考证，商代尚无“德”字，“德”字是周代才出现的。〔4〕周人之所以有这样的创举，原因大抵是：一，周代的版图更为广阔，统治秩序的维系比前代更为艰难，需要寻求一套“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政治理论。二，如前文所提到的，此时的人类普遍经过了一场由自然宗教转化为伦理宗教的大变革。政治是当时统治者的头等大事，所以也就很自然地将其伦理化。三，由自然宗教转变为伦理宗教，同时也是人们观念中的神由具象形态到抽象形态的变革。具象的神只管自然事物，而抽象的神之主要职能则是管理人间的事物，且带有明显的伦理色彩。具体言之即是：商代所崇拜的“上帝”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被抽象化了，但毕竟还是自然宗教的神，而周代所崇拜的“天”不仅完全被抽象化了，而且是被伦理化的。
（尚书）中的所谓“恭行天之罚”之类的政治话语，实则就是周代的统治者借用天的道德权威性说明其政权的合理性。〔5〕
周代的统治者将政治伦理化，主要体现于两个概念的提出，即“敬天”与“保民”。这两个概念都是针对统治者而提出的，意在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这样的政治伦理概念可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它强调的是“民为邦本”的思想，要求统治者施行仁政德治，顺从天意和民意。天意是看不见的，但却能从民意上面得以充分体现，因为天意以民意为根据。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说的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在古代社会，人们普遍地敬畏神灵，敬畏天意。尤其对于统治者来说，更是如此。因为他们相信国家的兴衰和王权的存废皆由天意决定。这样一种关系，对统治者无疑是一种心理压力，迫使他不得不考虑民心的向背，不得不施行仁政德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从逆向来理解，即“敬天”和“保民”的政治观念有利于王权的巩固，因为此种观念的实质乃是对政权合理性的辩护。既然国家权力为天所赐，天意又代表民意，那么也就同时意味着取得政权的人都是符合天意和民意的，其政治行为亦是道德的。此种观念颇有强者逻辑的意味，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更为深层的隐患还在于：一，消除了社会的批判精神，使人们很难怀疑现实政权是否合理，尤其对于新兴政权的道德合理性深信不疑。二，将政治神学化，且与民意的向背相联系，实乃一种造反有理的学说，其结果乃是鼓励人民造反。因为既然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那么对于对王权有想法的人来说，重要的便是现实性，而不是合理性，所以在谋取王权的过程中，也就不必考虑手段的正当，尤其可以采取欺骗人民的手段以获得他们的拥护。而这也就是往后的中国历史周期动荡的根本原因。〔6〕
尽管周初的统治者发明了这样一套神学化和伦理化的政治理论，但却没能摆脱它的衰亡命运。历史的车轮滚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这时候，礼崩乐坏，原有的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维持，整个社会处于分裂和混乱的状况，特别是，旧的礼乐文化和等级制度的瓦解，直接给人们带来了价值上的危机。原来，一切都在等级规范之中，人们很少思考人生问题和社会关系问题，而现在完全是一种新的社会形状，人生的价值和定位完全得靠自己的主观选择，因而也就需要一种新的观念形态。知识分子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产生的。
这样的历史背景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历史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而且他们也确实在这历史舞台上表演得有声有色。但另一方面，特定的背景和传统又使得他们深感到自己身上的使命重大。曾参所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孟子所言“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