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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花花公子。这一长期为世人忽略的隐微事实结合徐以后的作为，足以使人对其情爱观作出精准的把握：徐是灵魂的人，同时也是性的人；纯粹的精神恋爱和肉欲交欢是可以割裂并行不悖的。这种性爱分离，为现代西方人广泛接受的情爱观，笔者无意对此作出价值判断，也无意探讨徐的情爱观的形成与其生活环境，乃至与其身体力行提倡新两性关系及婚姻道德观的恩师罗素的影响。但这一对徐情爱观所下的断语在后文将加以运用，它在相当程度上有助于对诗人生活图景的勾勒。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人物研究中，徐与陆小曼演绎的惊世骇俗的恋爱被认为是奋力抗争传统的世俗社会，追求自由爱情的象征。但是在本质上，陆只是林徽因的虚幻的替身，是徐精神极度苦闷时期的填补。徐陆的恋爱也决不是什么爱情叛逆的象征，它只是真正的爱情最终向世俗社会屈服之后的一种情感的替代，徐陆之间的爱情故事即便当年轰动了京华也不能改变这一实质。
1921年徐与林相知相识后，林长民（林父）于当年10月携女不告而别；1922年2月徐则不顾张已有身孕在柏林与之协议离婚；既而于1922年8月放弃了熬了两年才获得的剑桥大学给予的正式研究生资格，匆匆结束异国之旅。尽管在徐1921～1922年间所有的作品与书信中均不能觅得其当时心迹，但徐在林不辞而别之后这一连串唐突讶异的举动昭示其强烈动机。回国后的诗人虽然从事创作、社会活动，参与组织文学兼社交社团“新月社”，但表面的喧嚣热闹无法掩饰其心灵深处的寂寞与惶竦。虽然一度失去联系的林氏父女又同其往来，诗人也是林府上的座上客，林徽因还是和以前一样谈得来，但诗人陷入了咫尺天涯的困境。林徽因与梁启超长子梁思成订婚之事已有传闻。在世俗眼光的衡量下，比林大三岁，当时正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梁思成相对于比林年长九岁，且已结婚生子的徐更适合林。何况颇具社会影响力的梁启超与林长民又是至交，双方均有意联姻，徐显然是不受欢迎的第三者。按照事情发展的逻辑，为林而离婚的徐这时本可以光明正大的追求林了，毕竟这些不利于徐的客观事实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但这时的徐竟完全丧失了在英伦时的锐气与洒脱，在国内追求林徽因的行动上懦弱踯躅，裹足不前，折射出其思想、性格上深刻的悲剧性的一面。
沐浴过美雨欧风，有着追求自由、张扬自我的时代新精神的诗人，却仍旧背负了太多的传统文化的负累，在个性上也有着太多的缺憾。虽然在徐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其对不合理社会现实、传统伦理道德的控诉，但这更多的是出自其诗人的气质和正直的秉性而非深刻的批判性思想。严格地说，徐只是情感化的诗人而非思想者，更非具有真正独立姿态的行动者。诗人爱情悲剧的根源之一即在于深受传统文化的濡染，而终其一生对其缺失应有的反省与体认，其反抗行动与顺从态度均有很大的盲目性。徐青少年时代因钦敬梁启超学识文采，在其父徐申如的支持下以一千元大洋的不菲贽见礼经人力荐得以拜其为师。而正是这个令徐敬畏有加的梁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林长民携女归国后是否向这位准亲家透露徐弟子成了威胁到梁林联姻的爱情黑马不得而知，但迟至徐回国后又开始出入林府期间，林父无疑会将有关情况透露给梁。也正是在徐回国后不长的时间里即传来了梁思成与林徽因订婚的消息——在徐尚未归国的近一年时间里，双方似乎并不急于订婚——老于世故的梁这一手给了局囿于师道尊严的弟子以沉重打击。徐后来敢于为了和并无真爱可言的陆小曼恋爱闹得满城风雨在所不惜，这说明徐并不缺乏单纯的蔑视世俗的勇气，但却在梁启超的无形威压下噤若寒蝉不敢越雷池半步，宁愿眼睁睁看着一生的最爱被残忍而巧妙地掳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梁启超是阻隔徐林爱情的现实障碍。徐的难题在于他能否树立真正独立的人格，超越并重新界定与“尊师”梁启超的关系，与其针锋相对作毫不妥协的斗争。
梁的手腕可谓“稳，准，狠”，置徐于绝望境地而不留痕迹。就心性而言，以维新改良运动成名的梁在涉及到家族利益的问题上，暴露出在仁义道德外衣包裹下极度自私的阴暗心理。1924年因新月社接待泰戈尔访华，徐林得以时常聚首，共同出演诗剧《齐德拉》，共同陪同泰翁演讲、访问，时人称“人艳如花”的林，“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与泰翁有如“苍松竹梅”的“三友图”，诗人回国后第一次摆脱了长期积郁心头的痛苦与压抑，重新焕发出“康桥春天”般的诗情与希望。同是新月社成员并一同参与接待泰翁的梁启超无疑会把这一切看在眼里，遂不动声色地决定林与梁思成一起立即赴美留学。这既能彻底断绝徐的“痴心妄想”，又能让梁思成“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地与林发展感情直至独占花魁。徐在林告知梁已采取极端措施情况的最后关头仍然没有勇气大胆地公开地去追求林，更不敢只身飞越太平洋在美利坚自由国度放手追求林徽因——而在英伦时徐却曾经有着足够的勇气为林离婚、回国。我们可以从徐林被迫分手的人生惨景中撷取若干片段，体味背负传统负累及自身性格缺憾的诗人由于遭受致命打击而承受的痛苦：
就在大前天晚上的一次散会后，他们相遇在街头，盘桓许久不忍离去。北京的春夜同样撩人，南方的游子却感到分外凄清，因为徽因刚刚告诉他家里已经作了决定，让她赴美留学，同思成一块去，手续已办好，下个月就要动身了——
“这是梁先生的意思吗？”志摩的声音急切得有些抖颤。
“是的。正是任公拿的主意。”徽因在低语中不敢多说一个字。
“……”
如果人们因情节的文学藻饰色彩而对其真实性质疑的话，那么由徐本人亲手写的未完即弃的文字必使人笃信不疑。1924年5月20号，也即徐林各自分定生活方向后的第三天，徐陪同泰翁访问太原，当时送行人群中有林氏父女和梁氏父子。诗人在列车尚未鸣笛时开始奋笔疾书，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半途而废。此信被当时坐在徐对面的泰翁的秘书恩厚之悄悄收藏，直至七十年代才得以在香港公开：
我真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话。我已经好几次提起笔来想写，但是每次总是写不成篇。这两日我的头脑总是昏沉沉的，开着恨闭着眼却只见大前晚凄清的月色，照着我们不愿意的车辆，迟迟的向荒野里退缩。离别！怎么的能叫人相信？我想着了就要发疯。这么多的丝，谁能割的断？我的眼前又黑了……
至此，诗人自1920年与林相识起的四年寻梦历程顿成绝望的空花泡影。难以言说的窒息感、极度的痛苦与失落是没有经历过刻骨爱情的人难以体会得到的。但正如前文所论及徐的情爱观，徐不可能驻足原地，以冰雪之操为爱作无望的守候，他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宣泄自己的情感。回国后一度懦弱的诗人，在林离开后与陆小曼的恋爱中反而迸发出蔑视世俗奋起反抗的无畏勇气，炽热无比的热情，这时诗人的情感从低迷的谷底毫无过渡地急剧突跃至沸腾的巅峰，出现了反差强烈的情感断层现象；这其中有着强烈的情感失落、情感补偿、情感虚拟、情感替代的心理趋向，徐正是在这种情感背景下与陆小曼展开轰轰烈烈的恋爱，也正基于此，这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徐陆婚姻的脆弱性。
这一次徐追求的对象与梁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热恋”中的徐这才表现出所谓的勇气，甚至对梁启超的来信批评也有胆量作已无关梁之疼痒的反抗了，在回信中这样写道：“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在最需要勇气的时刻，徐是这样懦弱，而在爱情已离去时却又表现得如此无畏！如果这是为了林徽因而如此无惧地直面梁启超，又该是多么令人赞赏！诗人勇气的“虚假性”和反抗的盲目性固然说明了诗人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并没有能够真正汲取西方独立自省的哲学批判精神，从而真正意义上对传统伦理进行挑战，但更反映出其个性上貌似坚强实则懦弱的一面——徐对梁似乎有着天生的恐惧。徐惧怕梁启超，不仅仅表现在精神层面上，更表现在实际生活上。梁对徐直接的负面影响一直持续到徐陆婚礼上著名的“骂训”事件。普遍的看法是骂训事件是两代人之间在婚姻道德观念上的冲突，梁的骂训自有其苦心，惟此才能平息社会舆论对徐陆婚姻的非议。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徐陆恋爱固然被炒得沸沸扬扬，但在社会上并不孤立，仍有相当的同情力量如胡适、郁达夫等社会知名人士均持支持态度。亲手将诗人与林徽因拆散的梁如果心存一丝内疚之情，一点真正爱护弟子的师长之心，都不应该演绎令徐陆婚姻蒙上拂之不去阴影的骂训事件，这并不仅仅是价值观念冲突的问题，它也与人天性中的善恶有关。梁在写给远在美国的梁思成的信中写道：“昨天我做了一件极不愿意做之事，去替徐志摩证婚。他的新妇是受庆夫人，与志摩恋爱上，才和受庆离婚，实在是不道德之极……我在礼堂上演说一篇训词，大大教训一番，新人与满座宾客无不失色，此恐是古今中外所未闻之婚礼也。”梁除了对自己所充当的伦理纲常卫道士角色似乎颇为自得，且毫不顾及恶语伤人的后果以外，字里行间其所谓的“苦心”又何在呢？如果颇有社会影响力的梁能代之以热情洋溢的祝福（这是其文风），徐父很可能会体面地接受陆为家族成员，而陆与徐父母的关系也不会如此疏远和冷淡。而徐竟然应其父的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