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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次入伏，天气慢慢在变了，本来每天骄阳如火，此时也常有阴天，以后或者城外有雨，或者城内有雨，虽然不大，亦足安慰。礼部、太常寺和钦天监的官员，看看大降甘霖的时机快要到了，于是奏请祭方泽。这是大祀，冬至南郊祭于天坛，夏至北郊祭于地坛，就是方泽。在此以前，为祈雨祭过社稷坛，派恭王恭代致祭，祭方泽在祀典上比祭社稷又高一级，所以特派惇王代替皇帝行礼。
期前斋戒三日，九城断屠，宫内从皇太后开始，一律茹素，身上挂一块玉牌，上刻满汉合璧的“斋戒”二字。那知祭过方泽，一连两天，溽暑难当，两宫太后，大为失望，慈禧太后一向对惇王印象不佳，这时便有了怨言：“一定是老五心不诚！”
那怎么办呢？刚刚行过北郊大典，不能接着就南郊祭天，于是慈安太后重申“请牌”之说。
钦天监的官员细细商量，认为天气闷热，不久一定有大雨，“请牌”不妨。这面铁牌悬在邯郸龙神庙的一口井里，邯郸离京师一千里，如果星夜急驰，三天可到，但“请牌”的规矩，一向按驿站走，宁慢勿快，最好未请到京，即有甘霖沛降，才算神灵助顺，面子十足。因此这面铁牌，在路上走了八天才到良乡。
也真巧，铁牌真个带了雨来，但虽大不久，片刻即止。雨是半夜里下的，两宫太后从枕上惊醒，无不欣然色喜，提早起身。天气凉爽如秋，慈禧太后吩咐把吴棠所进的苏绣旗袍取来，挑了一件月白缎绣大红牡丹的，对着穿衣镜穿好，安德海便另捧一面大镜子，在她身后左照右照，慈禧太后手中握着一块同样颜色花样的手绢，扭过来，扭过去，顾盼之间，极其得意。
看够了自己，她才想起天气，“去看看！”她说：“天儿怎么样了？”
“喳！”安德海放下镜子，到殿外去观望天色。
雨早停了，但天黑如墨，把一钩下弦月，遮得影子都看不见，而且有风，看样子还有雨。
于是安德海兴匆匆地回来复奏：“天黑得象块墨，云厚得很，风也大。还要下大雨，非下不可。”
“下吧！”慈禧太后扬着脸，轻盈地笑着，倒象年轻了十来岁，“痛痛快快下吧！”
“主子这片诚心，感召神灵，那能不下？一定下够了才算数。”
“看吧！看邯郸的那方铁牌，灵验到怎么样？”慈禧太后吩咐：“去看看那一边，起来了没有？”
“那一边”是指慈安太后。两宫太后此时同住长春宫，慈安住绥履殿在东，慈禧住平安室在西。太监、宫女私底下便用“东边”、“西边”的称呼来区别。但慈禧太后却不愿说那个“东”字，所以安德海他们，也跟着她用“那一边”来指慈安太后。
慈安太后已经出殿了，她也穿着夹旗袍，依旧是明黄色，正站在檐前观望，一见安德海便问：“你主子起床了没有？”
安德海先给她请早安，然后答道：“早起来了。特地叫奴才来看一看。”
“你就请她来吧！”
“喳！”安德海匆匆回去禀报。
于是慈禧太后袅袅娜娜地，从平安室来到长春宫后殿，一见慈安太后便笑盈盈地说：“姐姐大喜！”
“可不是大喜事吗？”慈安太后跟她一样高兴，“现在还是给个喜信儿，铁牌还在良乡，等一请到京拈了香，那时候才真有大雨。”
“说得是。”慈禧太后这天特别将就，顺着她的口气说，“今儿就把它请到京。”
“派谁去拈香呢？”
“老五、老六都派过代为行礼的差使了，老七不在京里。
派老八去吧！“
“好，回头就说给他们。传膳吧！”
这时已近卯正——早晨六点钟，依夏天来说，早该天亮了，但只有从浓云中透下来的微弱光芒，所以殿里殿外灯火通明，两宫太后心情舒畅，加以天气凉爽，越发胃口大开。吃完饭，慈禧太后照例要绕弯儿消食，从前殿到后殿，一面走，一面思索着这天召见军机，有些什么话要交代？
走到后殿，大自鸣钟正打七点，突然间，闪电如金蛇下掣，接着霹雳一声，小钱大的雨点密密麻麻地洒了下来。安德海为凑她的趣，便不怕喧哗失仪，领头欢呼：“下了，下了！”
他这一嚷，便是个号令，太监、宫女纷纷跟着他欢呼，两宫太后觉得热闹有趣，格外愉悦，双双坐在殿前望着溟濛的雨气，心里有着说不出来的痛快。
可惜，雨下得仍不够多。铁牌还是要赶快请进京，供奉在都城隍庙，派定钟王拈香祈雨。他也知道这是两宫廑念，万民瞩望的大事，一天工夫去上了三次香。雨虽未下，但云气蓊郁，闷热特甚，这仍旧是个好兆头。
这样过了两天，天气终于大变，一早就阴沉沉地飘着小雨，一上午未停，到了午后，狂风大起，黑云越堆越浓，夹杂着轰隆隆的闷雷，终于落下倾江倒海似的大雨。一下便下到夜，九城百姓，无不欢然凝望，望着白茫茫的雨气出神。
这一场快雨，解消了旱象，也移去了压在恭王心头的石块，加以江浙等省奏报，入夏以来，雨水停匀，丰收有望，便越发放心。两宫太后当然也是喜不自胜，一再向大臣表示，神灵庇佑，于是分遣诸王，到各处坛庙，拈香报谢。
※ ※ ※
也就是这一场快雨，似乎把大家心头的火气浇灭了，倭仁已经销假到弘德殿入直，批评同文馆的话，也不大再听见。这对恭王是一种安慰，也是鼓励，他与文祥相约，希望文祥多关注各地的军务，他要把全副精力投注在洋务上。
同文馆的事是不碍了，另一项“船政”却还有麻烦。在福州马尾山麓，沿江设厂造轮船，原是左宗棠的创议，未及开办，左宗棠调督陕甘，上奏荐贤，说非丁忧在籍的沈葆桢不能胜任，沈葆桢诚然是人才，但说非他不可，则是左宗棠的私意。左、沈二人都与曾国藩不和，而沈葆桢在江西巡抚任内，生擒洪福瑱，给了左宗棠一个足以攻击曾国藩的口实，以此渊源，最喜闹意气的左宗棠，才力保沈葆桢当“总理船政大臣”。
但是，沈葆桢虽用公款结交御史和同乡京官，他本人却象继阎敬铭为山东巡抚的丁宝桢一样，以清操为人所称，因此与新任闽浙总督吴棠，气味不投。船政大臣衙门，每月有五万两银子的经费，而且指定由关税拨付，是最靠得住的来源。一切造船器材，甚至燃煤，都自外洋采办，如果浮报价款，连查都没处去查的。吴棠看准了这是个“利薮”，却苦于沈葆桢不让他染指，而船厂的提调是福建藩司，为吴棠的属下，他拿沈葆桢没奈何，迁怒到藩司头上，必欲去之而后快。沈葆桢自然不让，他也是可以专折奏事的，于是上疏力争。这样，吴、沈冲突的形迹就非常显然了。
慈禧太后为此又生苦恼。她当然要回护吴棠，但也决不能说沈葆桢不对，刚刚接事，何来功过可言？所以朝廷只能以调人的立场，劝他们“和衷商办”。
这时吴棠已另有打算，他认为福建地方太苦，还要受沈葆桢的气，竟还不如当漕运总督。因此托安德海进言，活动调任。他念念不忘的是两广总督，而恰好两广总督瑞麟参劾左宗棠所保的广东巡抚蒋益澧，“任性妄为，劣迹彰著，署理藩司郭祥瑞，朋比迎合，相率欺蒙”，于是慈禧太后趁此机会，先把吴棠调离福建，命他“驰赴广东，秉公查办”。
督抚同城，往往不和，若有彼此参揭的情事，总是由京里特派大臣前往查办，改派另一个疆臣去处理，是罕见的事例。但吴棠的关系不同，了解内幕的人，都在替瑞麟担心，怕的是两败俱伤，便宜了查案的钦差。
但这个“内幕”，在极少数真正了解满洲八大贵族渊源的人看来，却是可笑的。瑞麟的情形跟吴棠相仿佛，如果吴棠能够不倒，瑞麟也一定不会垮。
他跟慈禧太后是同族，都姓叶赫那拉氏，笔帖式出身，在主管一切典礼的太常寺当个“读祝赞礼郎”。道光二十七年，太庙祫祭——岁暮对祖宗的大祭，瑞麟读满洲话的祝文，声音宏亮，精神十足，宣宗最注意这些小节，一高兴之下，赏了他五品顶戴和花翎。不久，又升太常寺少卿，再下一年春天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由九品官儿跳到二品大员，前后只有十五个月的工夫，而所得力的只是一条宜于唱黑头的嗓子。
瑞麟后半世的富贵，得力于他的慷慨憨厚。当慈禧太后在清江浦，受了吴棠的无心之惠，扶柩回京，母女姊弟，寡妇孤儿，不大有人理睬。瑞麟念于同族之谊，常有周济。在慈禧太后看，这虽不比吴棠的援手于穷途末路之中，也是雪中送炭的情意。其时慈禧太后的娘家，只有两个人照应，一个是瑞麟，一个是宗室奕劻，但奕劻自己也穷，只能替她娘家帮些代笔写行信之类的忙，自然比不上瑞麟那样令人心感。
因此，文宗即位，慈禧太后——那时的懿贵妃，得宠于圆明园“天地一家春”时，瑞麟的官运，便越发扶摇直上，入军机，署直督，咸丰九年正月就是一品当朝的文渊阁大学士了。
那时正是英法联军入侵，以后由海道北犯，进据天津，京师大震。瑞麟奉旨率领京兵九千人守通州，朝廷和战之议不决，而僧格林沁已一路败退，联军前锋，抵达通州张家湾，瑞麟和胜保在八里桥拒敌，接战即溃，退守京师，在安定门外又打了一仗，依旧大败，因此瑞麟被革了职，跟着文宗逃难到了热河。
等和议一成，被革职的官员，纷纷起用，瑞麟以侍郎衔派到僧格林沁军中效力，在山东剿捻，攻巨野羊山集匪巢不利，而且马失前蹄受了伤，逃到济宁。这一下又被革职。
第二年文宗崩逝，接着发生“辛酉政变”，瑞麟由于慈禧太后的提携，以镶黄旗汉军都统，调为热河都统，不久又调为广州将军。毛鸿宾降调，瑞麟更兼署两广总督，在广州卖缺纳贿，毫无顾忌。公事都交给一个幕友徐灏，他自己躲在衙门里，除了讲究饮食和欣赏顺德女佣的天足以外，便是不断闹笑话，为广州人上茶楼“一盅两件”之余，平添许多有趣的话题。
旗人的笑话，以认白字为最多，瑞麟的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