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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朋友之道”，仅限于男性之间。第一，女性智慧与能力既然低于男性，自然不可能平等相交。女性间，也只是“伴”而非“友”。第二，男女之大防不能逾越。即使亲眷间，也要刻意防闲。蒲松龄却明确提出了异性之间也可以做“良友”，不能不说是特别的。
这种友情，首先是建立在性的吸引力基础上的。清代小说《林兰香》里，耿朗面对燕梦卿的劝诫，以“卿与我名虽夫妇，实同朋友矣”来搪塞，在这里，朋友一词，决非对她品格的褒扬，而是对她女性魅力的否定。而孔雪笠最初追求的对象是娇娜，吸引他的是娇娜的美貌，可惜娇娜已婚，徒留遗憾。后来娇娜一家遭大劫，孔雪笠挺身相救，两个人的感情得到了升华。黄生最初不过是出于兼收双美的心理接近绛雪，直到香玉蒙难，他与绛雪在痛失爱人与朋友的相怜相惜中，才达到了默契。
《娇娜》、《香玉》所表现的，与其说是介于“友情”与“爱情”之间的感情，不如说是近于近代观念的“爱情”。这种感情并不抹杀性别的特征，而是强调了性别的特征，但是又带有精神爱悦的性质，不耽于肉欲，甚至不以婚姻为终极目标。《娇娜》结尾蒲松龄自己这样评论道：“余于孔生，不羡其得艳妻，而羡其得腻友也。观其容可以忘饥，听其声可以解颐。得此良友，时一谈宴，则‘色授魂与’，尤胜于‘颠倒衣裳’矣。”
为什么“友情”比婚姻更有吸引力呢？传统婚姻是以“礼”的形式承认同居的合法性，以满足家族延续的需要。干脆这么说吧，是奉父母之命的配种，个人感受不被考虑在内。所以它缺少了爱情必不可少的钟情—回应—结合的过程中重要一环：追求直至心心相印。这无疑大大降低了婚姻的魅力。对此，解决方案是：在家庭中，尊崇嫡妻的地位，又以妾媵加以补充，使家族的需要和个人的需要互为妥协。但是妾媵往往出自贫家，教养缺乏，可以承受“欲”却难以作为“爱”的对象。于是又有了一种虽不合“礼”却合法的补充方式，那就是妓女。高级妓女受过严格的才艺训练，美丽而浪漫，有资格成为爱慕的对象，追求她们是需要花费相当的金钱、时间与精力的，某种意义上来说，她们满足了男性寻找“爱”的需要。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历代吟咏妓女的作品数量之多，质量之高，远远超于吟咏夫妻生活。“色授魂与”是承诺而非完成，是期待而非满足，是性交的无限延迟，是向着爱欲的顶峰的永恒攀爬，所以最富有魅力。
雍容：采采女色“色授魂与”尤胜于“颠倒衣裳”（2）
蒲松龄相信异性间亦能达到精神融合的境界，在妻妾、妓女之外，隐然期待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理想之爱：“知己之爱”。这是很了不起的。
娇娜和绛雪—异类女人
《聊斋》，甚至大部分明清志怪小说中的花妖狐鬼，其实不过是良家妇女的变身。她们
美丽而温良，给穷书生们以性的满足，但又不需要他们负任何的责任。始乱终弃固然要遭到谴责（《窦女》），那只是对民女适用。花妖狐鬼既然神通广大，来去自如，那就一切后果自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典型的男性白日梦。礼教要求女人为了贞节要死要活，小说又要求女人为了爱情要死要活，无非都是成全了男性的私欲罢了，男性自己却可以超然物外，坐享其成。
娇娜却和《乔女》的主人公很相似。乔女拒绝了孟生的求婚，却为他打官司，抚育孤儿成人，“固已心许之矣”。娇娜把婚姻给了一个男人，却把感激、尊重给了另外一个男人。感激之心，器重之意，无疑是爱情基础。她甚至不回避这种感情，也不惮于表达出来，她恪守了礼法，但是又突破了礼法。
绛雪呢，作者反复突出的却是她的“无情”。作者把香玉写成牡丹花，而绛雪是忍冬。牡丹国色，香玉妩媚而爱娇；忍冬耐寒，绛雪高傲而素淡。面对黄生的追求，她选择了逃避。直到黄生表现了对香玉真挚的哀痛，她才出来安慰他。即使如此，面对黄生的抱怨，她还是表示：“妾不能如香玉之热，但可少慰君寂寞耳。”—
生欲与狎。曰：“相见之欢，何必在此。”于是至无聊时，女辄一至。至则宴饮唱酬，有时不寝遂去，生亦听之。
这种“无情”乃是保持人格独立的努力。黄生后来也理解并尊重她。比起香玉的忘我之爱，这种保持自我之爱，似乎更合乎近代的观念，而远离传统。
后神话时代最美丽的神话
总的来说，《聊斋》中的男性比起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要苍白得多。正如叶舒宪在《高唐神女与维纳斯》一书中指出的，大部分作品遵循的“三部曲”，即“艳遇（性的满足）—磨难和变化—幸福（人生的满足）”，男性总是处在被动的、受拯救的位置，形象也就大抵苍白甚至猥琐。比如《红玉》的男主人公先是遵从父命背弃了爱情，后来遭遇惨祸，无力庇护娇妻弱子，又对着红玉“裸跪床头”，着实令人作呕。
《娇娜》、《香玉》独具一格。《娇娜》里的孔雪笠以“圣裔”的身份，却结交被视为淫邪化身的狐精，他与娇娜一家的友爱也让人感动。在他们遭雷劫“天罚”的时候，他毅然挺身而出，“逆天”而行，为了所爱陨身不恤。
前面提到，中国人对嗣续的关注，近乎宗教情结。在传奇志怪小说中，多有花妖狐鬼以法术助人飞黄腾达，为人产佳儿的情节，黄生入寺本为求取功名，但对香玉和绛雪，从来不曾有此类期待和要求。他们的感情更接近近代意义上的“爱情”。
香玉不幸夭亡，由花妖而花鬼，尚缠绵爱恋，最后又因爱而重生，这些描写美丽异常—
次年四月至宫，则花一朵含苞未放；方流连间，花摇摇欲拆；少时已开，花大如盘，俨然有小美人坐蕊中，才三四指许；转瞬飘然欲下，则香玉也。笑曰：“妾忍风雨以待君，君来何迟也！”
而黄生入山不返，相约死后魂托牡丹之侧，临终前，他说“此生期，非死期也”。他不再以“人”的资格为贵，宁愿化作“异物”，也要与所爱相伴—
次年，果有肥芽突出，叶如其数。道士以为异，益灌溉之。三年，高数尺，大拱把，但不花。老道士死，其弟子不知爱惜，斫去之。白牡丹亦憔悴死；无何耐冬亦死。
这和《红楼梦》里绛珠仙草为报灌溉之恩化身为人，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后神话时代最美的神话。蒲松龄自己评论道：“情之至者，鬼神可通。花以鬼从，而人以魂寄，非其结于情者深耶？一去而两殉之，即非坚贞，亦为情死矣。人不能贞，亦其情之不笃耳。”这里的“贞”已经不是对女性单方面的苛求，而是双方对等的对爱情的忠诚。他对“情”的推崇，正与《红楼梦》“以情补天”的观念有共通之处。
所以孔雪笠和黄生性格迥异，一刚烈，一温和，却都成为了聊斋中最具审美价值的男性形象。
王鑫：当观世音爱上孙悟空当观世音爱上孙悟空（1）
初看《西游记》那年，我正好十岁，对父母是既依赖又害怕，就像孙悟空对观音既依赖又害怕一样。那时我就认为观音是孙悟空他妈，当然并不是非得她生的不可，观音制造的也成—想那观音神通广大，找块石头，吹口仙气，那石头就变成孙悟空了。这是小孩子的想法，拿出来聊博一笑。后来长大了，又觉得孙悟空如此英雄，又怎么会没有美女来爱他，即使是好色的妖精女王之类的，都只会找上唐僧那个脓包，这也不可理解。《大话西游》硬扯了一个叫紫霞的陌生人进来，因不忠于原著，未免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翻遍原书，才发现观音对孙悟空很有情谊，虽不甚明显，但以她菩萨正果的身份，对孙悟空如此偏爱，却怎么也说不过去了。反观孙悟空，从无法无天到循规蹈距，虽有诸多因素，但观音的“领路人”的作用，可谓大矣，以“英雄难过美人关推之”，倒也合情合理。
《西游记》中，完全是把观音当作美女来描写的，什么“乌云巧迭盘龙髻，绣带轻飘彩凤翔”，“眉似小月，眼似双星”，“玉面天生喜，朱唇一点红”（第八回《我佛造经传极乐，观音奉旨上长安》）。另按民间习俗，观音负有“送子”之责，有点类似于西方的“爱神”，清初大美人陈圆圆就有“四面观音”的称谓。而西天诸佛中，道性高，佛性强的人不少，为何却偏要观音这个美女来引渡真经，作者吴承恩看来有那么一点意淫成分，只不过格于礼教，下笔就打了折扣。然笔之所书，情之所寄，难免就留下点蛛丝马迹，让我揣测不已。
话说观音与孙悟空初会，是在孙悟空大闹蟠桃会之后，正得意忘形与天庭对抗之时。 观音初不以为意，遣座下弟子木叉出战，败回，在众神面前很失面子。女人嘛，若是对男人有了同情之心，怜悯之意，绝不可能产生什么爱情，须是佩服方可。观音有此一败，正是爱的起点。观音所保举的二郎神，却是一位风流种子，同样也是一位个性青年。这二郎神是玉帝妹子思凡下嫁人间一杨姓男子的爱情结晶，斧劈桃山救母的那位仁兄（原著所述与《宝莲灯》有出入），对皇帝老儿也是不买账的。观音说他“听调不听宣”，意思就是：“看在好歹是亲戚的份上，我可以帮玉帝老儿的忙，可要我在他手下当差，门都没有。”想到天宫诸神，连玉帝老儿自己，均一筹莫展，不记得有这么一个神通广大的亲戚，偏要由方外人士观音提出，岂非咄咄怪事？由此观之，观音对悟空由败生情，进而想到天宫的一段风流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