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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侮辱，发表一个公开声明。”时代终于为吴晗们提供了对美国援助进行“消解”的“理由”。吴晗们起草的声明如下：
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予的。下列同人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购证，特此声明。
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声明写好后，便征集签名。第二天，吴晗手持稿子来到朱家请求朱自清签名，朱自清颤颤巍巍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在当天的日记中，朱自清写道：“此事每月须损失六百万法币，影响家中甚大，但余仍决定签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直接由己身做起，此虽只为精神上之抗议，但决不应逃避个人责任。”朱自清是言出行随的人，签名后便让家人把“配给证”退回。一个多月后的8月12日，朱自清因胃肾疾病逝世。临终，还不忘叮嘱家人，不要购买美援面粉，因自己是在声明上签过名的。
如今回顾吴晗们发起的这次签名活动，我想到了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以发动高校教师拒绝美国面粉的方式“反美扶日”，是否很合适。当时，这低价的美国面粉，对于这些教师及其家人的生存来说，并非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而实在是扶危济困的“雪中送炭”。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这种确实能够救死扶伤的国际性经济援助，不管能赋予多少政治色彩，它的人道主义性质总也不能全部抹煞。而吴晗们把这种援助彻底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在今天看来，显然有所不妥。不过，吴晗们当时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反对美蒋是他们其时的工作任务。他们终日寻找着可对美蒋进行打击的机会。当任何一个这样的机会被他们发现时，都不会轻易放过。
第二，吴晗们动员教师在这种拒绝救命粮的声明上签字时，是否应该多少选择一下对象。这种性质的声明，签名者当然是多多益善，但毕竟多几个人少几个人，无关抗议宏旨。因此，那种家累过重、身患重病、特别需要这种“救济粮”的人，是否就应该不动员他们签名，甚至他们主动要求签名也应该婉言谢绝呢？而朱自清就是这样一个应该“放过”的人。在吴晗们发动签名时，朱自清其实已陷入严重的生活困境。营养不良使得病情日逐恶化，全家也处于半饥半饱状态。对此，朱自清夫人陈竹隐在《追忆朱自清》一文中回忆道：“我们家人口多，尤其困难。为了生活，佩弦（按朱自清字佩弦）不得不带着一身重病，拼命多写文章，经常写到深夜，甚至到天明。那时家里一天两顿粗粮，有时为照顾他有胃病，给他做一点细粮，他都从不一个人吃，总要分给孩子们吃。”在拒绝美国面粉的声明上签名时，“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呕吐得很厉害医生说应尽快动手术。”朱闰生在《魂牵梦绕绿杨情——记父亲朱自清与扬州》中也说，1948年春夏，朱自清“身体越来越坏，胃病经常发作，一发作起来就呕吐，彻夜甚至连续几天疼痛不止。六月九日又来信说：‘又大吐，睡了九天才起床，这回因为第二次并未复原，又来一下，人更瘦了’”吴晗在《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中也说：“这时候，他的胃病已经很严重了，只能吃很少的东西，多一点就要吐。面庞瘦削，说话声音低沉。他有大大小小七个孩子，日子比谁过得都困难。但是他一看了稿子，毫不迟疑，立刻签了名。他向来写字是规规矩矩的，这次，他还是用颤动的手，一笔不苟地签上他的名字。”看了吴晗的回忆，了解了朱自清当时的身体和生活状况，我想，人们有理由问一声：既然朱自清当时处于这种状态，为何不能不请朱自清在拒绝救命粮的声明上签名？——但这个问题对于吴晗似乎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他当时没有朝这方面想，后来回忆时，也只有自豪感充溢于心。但“革命精神”中如果完全排斥人道主义精神，一定会有可怕的后果。“文革”初起，吴晗即受到非人的对待、以致于惨死狱中，实在不能说无因可寻。
朱自清的不领美国救济粮（4）
第三，既然动员一些教师在拒绝美援的声明上签了名，是否应该同时发起一个救助特困教师的民间行动。例如像朱自清这样的人，如果因为他的身份名望而在征集签名时难以舍弃，那是否应该在他签名后，以其他方式对他进行救济？可以动用民盟活动经费，也可以组织民间募捐。但吴晗们显然顾不上这些。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必须要有立竿见影的政治意义，他们所花的每一分钱、所流的每一滴汗，都必须能直接地起到反对美蒋的作用。所以，在拿到朱自清的签名后，吴晗就走了。——他还有新的签名活动要发起。他太忙。
第四，在“反美扶日”运动兴起的同时，“反饥饿”运动也在一些大城市兴起。本来这两个运动并不矛盾。当吴晗们发起以拒绝美国面粉的方式“反美扶日”时，这两个运动就相互矛盾了。这时期，朱自清也数次在“反饥饿”的宣言上签名。例如，1947年5月8日，朱自清出席清华教授会议，讨论要求改善教职员生活待遇。会议决定急电教育部长，要求政府对教职员生活待遇采取改善措施。会议推选朱自清等起草电报稿，并确定朱自清为召集人。电报说：“迩来物价暴涨，米煤油布等生活必需品均增涨数倍，同人一月之收入仅足维持旬日，低薪教职员更无以为生，此为抗战以来未有之现象，若不从速设法救济，同人势必断炊，教育无人维持。谨此电陈，迫切待命。”（6）再例如，1848年4月4日，吴晗等人来到朱自清家，征求在一份罢教三日的声明上签名。起因是清华、北大、北平研究院教职员工为争取改善待遇，决定从4月6日起，罢教、罢研、罢工三天。吴晗等人又希望朱自清这类特别有影响的人士宣布罢教三日以配合这次行动。但这回，朱自清谢绝签名，坚持应通过正常渠道解决。（7）朱自清此次之所以让吴晗碰钉子，当是出于对“罢教”的不以为然。朱自清毕竟是留英学生，毕竟受过英美文化熏陶，这使得他即便在提出合理的要求时，也不会完全不选择手段。“罢教”这种方式，是朱自清这样的教师所无法接受的。不过，朱自清签名也好，不签名也好，吴晗们所发起的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签名运动与拒绝美援面粉的签名运动，这二者是不无冲突的。低价的美援面粉，是政府改善高校教师生活待遇的方式，而且是政府当时惟一能采取的方式。既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又拒绝政府惟一能采取的改善待遇的方式，这二者的不两立，不知吴晗们是否意识到。
朱自清的传记、年谱和回忆朱自清晚年生活的文章，几乎都要以赞赏的口气写到朱自清以饥饿和病弱之身积极参加那种政治性的“文化活动”。吴晗在《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中说：“自清先生是旧时代知识分子中的典型人物，他曾经是自由主义者，他不大喜欢参加政治活动，特别是比较激烈、斗争性较强的政治活动。但是，他具有正义感，随着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奴役、压迫的加强，和向中国人民的武装挑衅屠杀、镇压，他毕竟忍受不住了。他说话了，行动了，通过文化生活、朗诵诗歌和扭秧歌，表明了他的态度。”吴晗说到了朱自清的扭秧歌。许多有关著作都要强调朱自清扭秧歌。例如，有文章回忆说，1948年元旦，朱自清参加中文系新年晚会，“当时从解放区带过来的秧歌，已在清华园里流行。那天的晚会主要节目就是扭秧歌。自清老师带着病，但是还兴致勃勃地和同学们在一起热烈地扭起来了。同学们给他化了装，穿上一件红红绿绿的衣服，头上戴了一朵大红花。他愉快地兴奋地和同学们扭在一个行列里，而且扭得最认真。他这种精神使许多师生受了感动。”（8）看到这样的文字，我总有些鼻子发酸。我能想像得出吴晗扭秧歌是什么模样，但实在想像不出朱自清涂脂抹粉、穿红戴绿地扭秧歌是怎样一幅画面，——也不忍细想。
余 论
毛泽东在建国之前，即定下了未来的反美亲苏、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吴晗们在建国前夕的积极反美，与中共预定的这种外交方针无疑不无关系。但是，同属民盟头面人物，张澜、黄炎培、张东荪、罗隆基等人则在此问题上与吴晗立场颇不同，他们坚决主张建国后要与美国建立良好关系。1948年10月，张澜、黄炎培、罗隆基、叶笃义等人曾以留沪民盟中委的名义向中共中央建议，建国后外交上要采取对美苏同样友好的方针。（9）至于张东荪，在此问题上态度更“固执”。1949年1月，应中共之邀，张东荪等来到西柏坡，与毛泽东们“共商国是”。在谈及建国后的外交政策时，张东荪与毛泽东产生了巨大分歧。毛强调只能向苏联“一边倒”，张则主张在苏美之间走“中间路线”，或者二者都不亲近，或者在较为亲近苏联的同时，也与美国建立良好双边关系，总之是不能反美。理由之一，是中国的建设需要美国的支持。毛泽东当然不会被张东荪所说服。建国后，毛泽东积极寻求苏联的经济援助，结果大家都知道——反目成仇。
建国后，张东荪仍不能坐视中美之间的对抗，甚至以政府“要人”之身，十分书生气地私自与美国方面接触，想最终影响上层，使中美关系改善，以致于犯下了“叛国罪”。“文革”期间，张东荪以八旬之身锒铛入狱。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张东荪在狱中得知这一消息，惊喜交集，不停地说：“中美不能对抗，还是我对。”（10）可惜张东荪未能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