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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事变”是由日本人、汪精卫和张学良共同策划的阴谋，蒋介石是惟一有资格领导中国抗日的人选，中共应力促事变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据《张学良世纪传奇》说，斯大林“电文还警告，若中共不为释蒋努力，苏共将不惜向全世界宣布与中共断绝关系，以土匪相看。住在窑洞里的毛泽东禁不住跺脚大骂：‘真是万思不得其解’。”（第680页）张国焘则回忆说：“（斯大林）这个电报之来，无异于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们都在深思，毛泽东更是踱来踱去。毛泽东曾很急躁的表示：‘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杨那么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覆无常吗？’”（第三册334页）斯大林的电报实际上使毛泽东进退维谷。15日，在林伯渠办公的窑洞里举行高级干部会议，传达莫斯科的指示。16日，由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在漫天大雪中奔赴西安，毛泽东、朱德等忧心忡忡地送到大路口。17日夜，毛泽东收到周恩来西安来电，同时，获悉日本外相17日声言，南京若与张杨妥协，日本将不能坐视，日本关东军亦发表声明，要求南京“反共防共”。18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19日，张闻天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报告和结论，会议通过《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据《毛泽东传》说，19日这一天，毛泽东就“起草并发出十四份电报”。21日，毛泽东又致电在南京的潘汉年，提出同南京谈判的五项条件。25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回南京。得知此事后，26日，中共决定“迁都”延安。据张国焘回忆，“当时毛泽东最感头痛的是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可能对陕北发动报复行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由张学良护送返回南京，周恩来的急电，当晚到达保安，毛泽东显得特别焦急。他似断定蒋介石的报复必然会来，而且会很迅速和惨酷。他曾断断续续地表示，糟了！张学良也跟着到南京去，目的无非是想减轻自己对蒋的罪过，难道他不会把罪过都推向中共头上？我们不是曾经推动张学良反蒋抗日，说甚么可得苏联援助，拥护张学良形成西北抗日局面么？难道张学良不会自动或者被迫地和盘托出？再者，西安没有张学良，东北军将解体。张、杨、共三角联盟也已不复存在。蒋介石很快就可以收拾张、杨在西安的势力。蒋介石的拳头，难道不会打到中共头上、再来一次从四面八方围剿我们么？”同时，“毛氏也曾故作镇静的说：大不了的事，也无非是打游击。接着又断断续续的自言自语”（第三册第347页）。27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和结论以上所述事实，在具体日期上或许不无错讹或存在争议，但毛泽东在这期间异常忙碌和紧张，心绪一直如绷紧的弦，则是毫无疑问的。但就在这期间，他居然有心思特意为丁玲作一首词，并且用电报发出，真有些匪夷所思。除了说丁玲在毛泽东心中有着很特别的地位，还能有别的解释吗？敏感的丁玲当然能感受到毛泽东对她的这份特别的重视。也就从这时起，她开始从内心最深处建立起了对毛泽东的感激、热爱、信服、崇拜，并在此后的延安岁月中不断地巩固，最终坚强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于任何力量都不能动摇它，哪怕是毛泽东本人也难以做到。
毛泽东对丁玲命运和人格的影响（4）
在延安时期，丁玲任过中共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副主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副主任等职。在延安的“抢救运动”中，丁玲虽“罪证确凿”，但却小惊无险。丁玲在南京被监禁的经历，本来是极易被鸡蛋里也要寻出骨头的康生之流抓住把柄的，但因为毛泽东的话而使康生们无从措手。据甘露《毛泽东与丁玲》一文（载《毛泽东交往录》，人民出版社1996）说，1940年，丁玲找毛泽东，要求审查她在南京的历史并做出书面结论，“毛主席听了丁玲的陈述，对她说，我相信你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可是要作书面结论，你得找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于是丁玲找了陈云同志，对这一段历史作了详细的汇报写了书面的材料。经过中央组织部认真审查，给丁玲作了实事求是的正确的结论，认为丁玲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并且把这个书面结论放进了丁玲的档案。”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几乎同时发表于《解放日报》副刊（丁文发表于1942年3月9日、王文分两次发表于3月13日和26日），两文都因对延安某种现状有所批评而为一些“老干部”所痛恨，在“抢救运动”中也是与《野百合花》齐名的“大毒草”，但作者的命运却大为不同。王实味因此被投进监牢，后又被砍杀。丁玲则由于毛泽东出面保护而平安无事。在一个高级干部学习会上，毛泽东强调丁玲与王实味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倘没有毛泽东的这种表态，丁玲的这篇《“三八节”有感》、再加上南京三年颇为“暧昧”的被监禁，足以使她在“抢救运动”中不死也脱层皮。目睹了王实味以及许许多多从“国统区”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有过被捕经历的人，在“抢救运动”中被整得死去活来，丁玲怎能不对毛泽东无限感激呢！在晚年回忆起此事时，丁玲仍由衷地说：“毛主席的话保了我，我心里一直感激他老人家。”（《丁玲自传》第234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的确，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对丁玲有“救命之恩”。经过“整风运动”而进一步明确了写作方向的丁玲，于1944年6月写了报告文学《田保霖》，发表于《解放日报》副刊。毛泽东读后于7月1日写信给丁玲，对丁玲深入群众、歌颂工农兵的写作方向大表赞赏，并邀请丁玲到自己住处做客。1982年5月，丁玲写了《毛主席给我们的一封信》，专门回忆此事，其中说到：“毛主席称赞《田保霖》不只是一封信。据我所知，他在高干会和其他会议上也提到过。我听到之后，心中自然感激。”可以说，在整个延安时期，丁玲基本上是春风得意的，丁玲的生活中是充满阳光的。这十几年，是丁玲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而这份得意、这份阳光、这份幸福，却或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毛泽东对她的重视、关爱和保护。1948年11月，丁玲随中国妇女代表团赴布达佩斯出席世界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会后到莫斯科参观访问并会见法捷耶夫；1949年4月，丁玲随中国和平代表团赴布拉格参加世界和平大会，会后访苏，10月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庆典。1952年2月，丁玲赴莫斯科参加果戈理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活动。1952年3月，丁玲出版于1948年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艺奖金。这在当时，有点像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诺贝尔奖了。某种意义上，这是丁玲一生幸福的顶峰。
从丁玲晚年回忆文章看，在延安时期她与毛泽东的见面是家常便饭。二人最后一次见面不知是在何时。甘露的《毛泽东与丁玲》中有这样的回忆：“1951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我带着孩子去颐和园，探望住在颐和园云松巢的丁玲、陈明同志。下午三时左右，一位警卫员同志跑上山来，问丁玲是否住在这里，并说‘有一位首长要来看丁玲同志’。我们想不出是哪位首长要来。过了一会，只见罗瑞卿同志陪着毛主席来了。毛主席踏着山坡拾级而上有点气喘，穿的黄绸衬衫都被汗湿透了丁玲迎上去拉着毛主席的手在廊前的木椅上坐下来。毛主席、罗瑞卿等同志和丁玲同志边吃西瓜边聊天，互相问候，休息了一会，警卫员来说游船准备好了。丁玲才依依不舍地送别”不知这是否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与丁玲交谈。
1949年后，丁玲任过全国文协副主席兼《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兼《人民文学》主编。但从1954年起，她就开始进入逆境。1955年，被划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首要成员，1958年又成为“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的首要成员。在“反右”中，毛泽东想起了延安时期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以及肖军、罗烽、艾青等人的文章，并要求《文艺报》发表文章对之进行“再批判”。“张光年遂遵命以《文艺报》编者的名义写了一个‘再批判’的按语。”（见陈晋《文人毛泽东》第440页）。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七册）披露，张光年起草的按语标题为“对《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及其他反党文章的再批判”。其时正在南宁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毛泽东收到《文艺报》的报告后，给张光年、侯金镜、陈笑雨回信说：“看了一点，没有看完，你们就发表吧。按语较沉闷，政治性不足。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唤起读＇者＇注目。近来文风有了改进，就这篇按语来说，则尚未。题目太长，‘再批判’三字就够了。请你们斟酌一下。我在南方，你们来件刚才收到，明天就是付印日期，匆匆送上。祝你们胜利！”又附言曰：“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效果反而不好，甚至使人不愿看下去。宜加注意。”对张光年起草的按语，毛泽东还改写和加写了几下几段：
毛泽东对丁玲命运和人格的影响（5）
再批判什么呢？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肖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还有别的几篇。上举各篇都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主持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