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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陈企霞、罗烽、艾青是党员。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她当了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陈企霞是她的助手。
这些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又起劲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
1957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他文章没有重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外国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许想要了解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们重新全部发表了这一批文章。
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
在延安时期关于丁玲历史问题和《“三八节”有感》所说过的话，此时全不算数了。正如毛泽东当年的几句话就让丁玲在“抢救运动”中安然无恙一样，在“反右运动”中，毛泽东大笔一挥，就使她坠入苦难的深渊。
当年那样重视、珍爱丁玲，如今却将如此可怕的“罪名”安到她头上，个中原因实在不易说清。不过，毛泽东这样做，大概不是心血来潮。据陈晋《文人毛泽东》中说，1957年9月，毛泽东就有这样的表现：“9月底接见捷克斯洛伐克访华代表团时，毛泽东突然谈到了正在接受文艺界大批判的丁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搞文学的很糟，丁玲这样的人，是一个大作家、党员。现在很好，可以把她赶出去了，赶出去更好办，文学艺术会更发展。”（第435页）
“他对我怎么样，不管，但我对他是一往情深的”
1958年1月26日出版的《文艺报》第二期刊出了对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再批判”特辑，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介绍了这期特辑和所加编者按的主要内容。丁玲当时的心态如何呢？张凤珠在《我感到评论界对她不够公正》中透露了这样的信息：“50年代她常说：毛主席是真正懂文艺的。也说毛主席了解她。当她从山西回北京后，我曾问过她：知不知道1957年（按应为1958年）‘再批判’的编者按，是毛主席修改的？她说：当然知道。对毛主席的文章我们是熟悉的，一看就明白了。她没说她明白以后，是什么样的心态。”作为一个曾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深受毛泽东重视和珍爱、与毛泽东有着很亲密关系的人，在得知是毛泽东亲手把如此可怕的“罪名”安到自己头上后是一种怎样的心态，确实是让人感兴趣的。
丁玲晚年对当初的心态其实有这样的回忆：“中央某些领导一时听信不真实的小报告，一笔下来点了我的名，我成了大右派，难道他就一点也不了解我吗？我过去那样信仰他，真诚地以为只有他了解我，如今不成为对我自己绝大的嘲弄吗？难道敬爱的周总理、王震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忍心让我去北大荒喝西北风吗？我是决不相信的，死也不信的。我以为只有那么几个人，他们惯于耍弄权术，瞒上欺下，用这样表面堂皇，实则冷酷无情的手段，夺走我手中的笔，想置我于绝地。我在这个小院里，走来走去，压住我狂跳的心。如果不是怕吓坏了王姐，我一定要撞墙，要捶打自己来平息我的愤怒。”（《丁玲自传》第262——263页）这里的“中央某些领导”和“一笔下来点了我的名”的“他”，当然是指毛泽东。在得知毛泽东做出如此“绝情”之举后，丁玲也曾痛不欲生。这时候，她心中是委屈和愤怒相交织。委屈是针对毛泽东的。她一直相信毛泽东非常了解她，而且“只有”毛泽东才真正了解她。她的这种“相信”并非一厢情愿的主观臆断，而是在过去的岁月中一再被证明过的。在延安时期，当她被监禁的“历史”成为“问题”时，不是毛泽东表示“相信”她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么？当她的《“三八节”有感》遭到非议时，不是毛泽东强调“丁玲是同志”从而把她与王实味区别开来么？面对同样的问题，毛泽东却又如此地不“相信”她了。这当然会令丁玲有被误解的伤心和委屈，但这伤心和委屈中丝毫没有怨恨的成份，这伤心和委屈丝毫不能降低和稀释对毛泽东的热爱、信服和崇拜。实际上，丁玲的这份伤心和委屈正植根于对毛泽东的无限热爱、信服和崇拜，或者说，正因为有着对毛泽东的无限热爱、信服和崇拜，才在被“误解”后有这份伤心和委屈，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被自己所深爱着的父亲伤害和误解了的女儿的心态。甘露在《毛泽东与丁玲》中，还说到1961年丁玲到北京看病时对她谈起前一年来京参加第三次文代会的事。丁玲说：“1958年后，撤销我作协副主席的职务，保留了理事的名义。给我这个理事的开会通知是说，我可以来，也可以不来。但我想了一想，我还是来了。文代会开幕那天，在会场上望见了毛主席，我很想走上前去叫一声毛主席，跟他握握手，讲一句话，我没有勇气走上前去，悄悄地走到一边去了。”也就在这一次，丁玲托甘露找一本《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对毛泽东没有怨恨和愤怒，不意味着丁玲心中就根本没有怨恨和愤怒。丁玲心中的怨恨和愤怒是很强烈的，只不过不是指向毛泽东，而是指向“耍弄权术，瞒上欺下”的周扬等人。在丁玲探究自己悲惨遭遇的原因时，她首先想到的当然是周扬。丁玲认为，周扬是必欲置自己于“绝地”而后快的，而毛泽东只不过是误信了周扬所进的“谗言”才决定把自己“赶出去”的。所以，必须把毛泽东和周扬明确区分开来。在毛泽东做出把丁玲“赶出去”这一决定的过程中，周扬的确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一点众所周知。在毛泽东做出这一决定的过程中，江青是否也起了作用以及起了怎样的作用，则不得而知。张凤珠的《我感到评论界对她不够公正》中有这样的叙述：“抗战起后，丁玲组成‘西北战地服务团’任团长，开赴晋察冀，1939年又回到延安。逐渐地，生活似乎不再像初到陕北时那样单纯了。丁玲常说她处事太天真，因为考虑不周全，常搞不好人际关系。有两件事她得罪了江青。江青和毛主席结婚时，丁玲收到了请柬，那是周末。恰好延安保育院捎来信，女儿蒋祖慧病了，让她去接。她已和党校借好马，如退掉再去借，很麻烦。她没有出席这个宴请，不料被认为是对婚事的态度。另外一件事，便是她那篇获罪文章，到1957年还要拿出来‘再批判’的‘奇文’《‘三八’节有感》里面有一句：‘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被认为是讽刺江青的。”对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宴，虽受到邀请却不参加，仅仅因为借马不易似乎不大说得过去。至于《“三八节”有感》，丁玲晚年承认，确有讽刺江青之处：“那时文抗的俱乐部，每逢星期日就有几个打扮得怪里怪气的女同志来参加跳舞。‘每星期跳一次舞是卫生的’，说这话的是江青。我不反对跳舞，但看这些人不顺眼，就顺便捎了她们几句。”（《丁玲自传》第232页）如此说来，丁玲是确实“伤害”过江青的。而以江青的心胸，也是完全可能进行报复的。所以，在毛泽东做出把丁玲“赶出去”这一决定的过程中，除了有周扬的“谗言”外，也可能有江青的“谗言”在起作用。而如果情况真是如此，以丁玲的敏感自然能看清楚。这样一来，毛泽东也就多了一个“替罪羊”，而丁玲也就更能够原谅和理解毛泽东了。在被“赶出去”的二十多年里，丁玲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怀着一种传统的“逐臣心态”。这种“逐臣心态”的基本表现是，把自己的被放逐视作是争宠中的失败，而自己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奸臣”太善于“耍弄权术”以致于“当道”，是因为“小人”太能够“瞒上欺下”以致于“得势”，因此，全部的怨恨都只应该指向这些“奸臣”和“小人”，至于对君王，则非但不应该有丝毫怨恨，相反，倒应该表现得更加热爱、更加崇拜、更加忠诚，以自己“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表现，来向君王、向世人证明“余心之所善”和那些陷自己于逆境的“奸臣”、“小人”心地“之所恶”。丁玲也正是因为有着这种传统的“逐臣心态”，所以在短暂的痛不欲生后，心情很快平静下来。本来，丁玲在被打成“右派分子”后是可以像冯雪峰一样继续留在北京的，想来毛泽东只是要把她“赶出去”，而并没有想要把她“赶下去”。但在心情平静下来后，丁玲却决定干脆到北大荒去，到社会最底层去。对此，丁玲是这样解释的：“于是我下了决心了。什么都不说，不问，带着这张‘通行证’，壮胆下去，沉在人民中间去，胼手胝足，卧薪尝胆，和人民在一起，总有一天能和人民一样光明磊落地生活。我不相信，北京我是不可能再回来的，天下决不会就由少数这几个人长此主宰摆弄。”（《丁玲自传》第263页）甘露在《毛泽东与丁玲》中也记述了1961年丁玲到北京看病时自己与丁玲的一段对话。甘露问丁玲为什么一定要去北大荒，已经是五十多年的人了，哪能搞那样辛苦的重劳动。丁玲回答说：“既然《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载我是‘反党’的‘右派’头目，我再申辩也无用了。但我相信，将来总有一天全把真相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