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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知情者回忆，丁玲在掌管《文艺报》期间，是极“左”的：“实际上《文艺报》过去不是右，而是左得厉害，紧跟得厉害！它紧跟的不一定是周扬，而是更高的领导。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风。那时丁玲是《文艺报》领导，左得厉害！如果说批这些是禀承上面意旨，那么，批孙犁有什么道理？批碧野有什么道理？批萧也牧有什么道理？批《三千里江山》、批《关连长》一路批下来。那时人家一拿到《文艺报》就哆嗦：又批谁了？所以，从这一点看，周扬对《文艺报》有看法也是有原因的。那时《文艺报》确实把文艺界搞得惶惶然，引起文艺界的众怒。”（《唐达成谈韦君宜》，收入《回应韦君宜》一书，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在文艺上能让丁玲“紧跟”的比周扬“更高的领导”，当然是毛泽东了。在五十年代前半期文艺界的“三大战役”（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风）以及种种规模较小的“战斗”中，丁玲以及他掌管的《文艺报》都是“功勋卓著”的。这里只说说对萧也牧和胡风的批判。在《我心目中的丁玲》中，王蒙说丁玲当年的文章《作为一种倾向来看》“就差不多‘消灭’了萧也牧”，在一定的意义了，这样说并不为过。被丁玲和丁玲掌管的《文艺报》批判后，萧也牧从此从文坛消失，此后的遭遇和最终的结局是非常凄惨的：“萧也牧从受到批判之日起，在坎坷不平的生活和斗争的道路上，真可说是饱受折磨，（‘文革’时期）萧也牧被关进‘牛棚’，受到是无尽的屈辱和折磨，因为在田间劳动过度，回来时进错了门，被人打翻在地；萧也牧拔草手脚慢，骂他‘磨洋工’，一顿饱打；萧也牧打饭过路，骂他‘好狗不挡路’，人被击倒，饭菜撒了一地；萧也牧的腰更弯了，再也支持不住了，大小便完全失禁了，一泡屎拉在裤裆里，被诬为‘向党和人民玩屎尿战术’开会批斗，拳打脚踢，会后罚他挑粪，挑不动，用竹棍抽打。萧也牧带着病体，被驱赶到稻田里去挑草，举不起杈，被痛骂殴打，击倒在地，直至深夜，才由儿子扶了回来，从此，他再也没有能够爬起来。一九七0年十月十五日中午，他孤独地、默默地在那张木床上含恨而死。死时五十二岁。他为党勤恳工作了三十多年，死后被送到当地的一个乱坟岗上——真是死无葬身之地。”（张羽 黄伊《我们所认识的萧也牧》，收入《萧也牧作品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11月）对当初的批萧也牧，晚年丁玲有过一丝悔意吗？没有！张凤珠在《我感到评论界对她不够公正》中，对此有这样的说法：“解放初期她主编《文艺报》在开展文艺批评上，气势凶猛，得罪了一些人。直到90年代还有人在说：一篇文章‘消灭’了肖也牧。康濯晚年在丁玲面前也提过肖也牧这件事，老太太很气愤，认为她写那篇文章，是善意帮助，有分析，不是打棍子。可能是这个意图，但以《文艺报》的地位，又不止一篇文章，在当时的气氛下，等于给一个人定了性。肖也牧后来再也没有作品，而且遭遇凄惨。”对当初的批萧也牧，丁玲不但没有悔意，相反，别人提起此事她都“很气愤”。她之所以觉得此事根本就不值一提了，是因为她仍然认为当初对萧也牧的批判是正确的；而这种批判之所以“正确”，是因为萧也牧作品“偏离”和“违背”了毛泽东对文艺的希望和要求。——只能这样来解释丁玲晚年为何对他人提起“萧也牧这件事”就“很气愤”吧。
丁玲与胡风“左联”时期就建立了友情。丁玲到陕北后，还常给胡风在武汉和重庆主持的《七月》寄稿，例如《到前线去》、《警卫团生活小景》等作品就发表在《七月》上，而胡风总想法把稿酬寄到丁玲在湖南的生活窘迫的母亲手中。《胡风回忆录》回忆到1939年的情形时，有这样的记载：“这次在家共住了五天，看完了斯诺的《西行漫记》。看到报纸上登出了《七月》的广告。痔疮基本上好了，就急忙赶到重庆。在那儿收到了丁玲寄来的一包稿子，其中有田间的诗和雪苇的论文，还有一份用纸包得很仔细的用毛笔写的旧诗词，一看内容我就明白了。丁玲怕在战乱生活中将主席给她亲笔书写的诗词遗失掉，特地托我为她保存。我深感这责任之重大，就赶快将它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上面写着‘毛笔’两字放在我装重要稿件的小皮箱里，这样，可以随时拎着小箱子去躲警报。”（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3页）丁玲从延安寄到重庆托胡风代为保管的，就是毛泽东为她手书的那首《临江仙·给丁玲同志》。由于种种原因，这件“宝贝”直到“文革”后才由胡风夫人梅志亲手交给了丁玲。我们固然不宜要求丁玲顾及“私谊”而在五十年代的批判胡风运动中有所退缩，但在时过境迁的晚年，难道不能公开地表示一下自己的歉疚？然而丁玲并没有这样做。如果丁玲至死都认为当初对萧也牧的批判并没有错，那她就更有理由认为当初对胡风的批判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胡风是毛泽东“钦定”的“反革命”。对胡风表示歉疚，难道不就是间接地对毛泽东的批评么？听到别人批评“毛主席”，丁玲心里就“很难受”，她自己又怎么会这样做呢？对丁玲与胡风的关系，张凤珠在《我感到评论界对她不够公正》中也有评介。提到丁玲托胡风保管毛泽东手迹时，张凤珠说；“胡风知道这份托付和信任的分量。四十年间，他自己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几经迁徙流放，这幅字仍妥为保存，在1981年完璧归赵。这种对朋友的信义，是十分难得了。”而“丁玲对胡风一直是心存感激的。当年丁玲在延安，凡有作品寄胡风，胡风总是想方设法把稿费寄给丁玲在湖南的母亲。丁玲把这份情谊看得很重。但在后来批判、声讨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时，丁玲不管她内心如何想，她都只能一个调子去批判了。这在她的心里会有一份歉意。那个年代，这类违心的表态太多。巴金晚年在他的《随想录》里，把一笔笔心债都逐一清算了。可惜时间没留给老太太做这件事。”把丁玲的没有“清算”她的“心债”归因于时间，显然说不过去，而拿巴金作比则更是不当。巴金《随想录》中的第一篇写于1978年12月1日，最后一篇写于1986年8月20日，而这最后一篇就是《怀念胡风》。在这最后一篇中，巴金对自己在反胡风运动中为了自保而任意上纲上线地批判胡风，表示了真诚而痛苦的忏悔。写完这最后一篇，巴金就停笔了。而丁玲，逝世于1986年，上帝留给晚年巴金和丁玲的写作时间其实是差不多的。只不过当巴金怀着对历史负责、对下一代负责以及偿还“心债”的心愿，以老病之躯一篇又一篇地赶写着《随想录》同时也与时间赛跑时，丁玲在写着另外一类东西，并在对《随想录》一类“过于低沉、哭哭啼啼、凄凄切切”的作品表示着反感。我们很难想象丁玲再活十年，就能写出巴金《怀念胡风》这种品格的东西。我们可以相信丁玲把胡风的“这份情谊看得很重”，但我们更相信，在丁玲的心目中，没有什么能重过毛泽东的“情谊”。
毛泽东对丁玲命运和人格的影响（8）
人是复杂的。像丁玲这样的人更是复杂的。决定着丁玲晚年言行的，当有多种因素。而对毛泽东的“一往情深”，当是诸种因素中重要的一种。说丁玲晚年并非“真左”，固然也能言之成理；但说丁玲晚年并非“假左”，恐怕更合实情。至迟自延安“整风”之后，丁玲便是非常“左”的，在五十年代前半期更是“左”得可怕。而二十几年的受难，并没有让丁玲有什么反思和忏悔，因此在思想观念上也谈不上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复出后的丁玲仍然是受难前的丁玲，这一点，是她刻意追求的，也是她深感自豪的。如果说复出后的丁玲并非“真左”，那就意味着受难前的丁玲也并非“真左”，意味着丁玲从来就不曾“真左”。——这样说合适吗？
2002年8月18日
作为留美学生的闻一多
作为留美学生的闻一多（1）
一1946年7月15日下午5时许，闻一多在昆明西仓坡西南联大教职员宿舍附近，被“特务”枪杀。数日前的7月11日夜10时许，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李公朴在昆明街头被“特务”用微声手枪暗杀。7月15日这一天上午，李公朴治丧委员会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李公朴遇难经过报告会，闻一多出席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下午，闻一多又赴民主周刊社主持记者招待会。记者招待会结束后，闻一多与特来接他的长子闻立鹤一同往西仓坡宿舍走，快到家时，突遭枪击，闻一多当场死亡，闻立鹤亦身负重伤。
一城之内、数日之间，两位社会名流在街头被枪杀，自然引起轩然大波。各种各样的机构、团体都发表了对此类暗杀行为进行谴责的文字。中国共产党方面就更不会沉默了。——这是一个打击国民党、争取民心的好机会。惨案发生后，国民党方面先说是共产党为嫁祸国民党而杀害了闻一多，后又说是云南地方势力所为。共产党方面则认定闻一多父子身中的是国民党的枪弹。中共方面以及左翼人士在就此事发表言论时，除了谴责“特务”的暴行、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外，还往往把闻一多的死与美国挂上钩。闻一多于7月15日遇难，两天后的7月17日，延安的《解放日报》便发表了题为《杀人犯的统治》的社论。社论最后一段写道：“最后，我们还想对美国友人说几句话。闻一多先生是在美国受教育的自由主义教授，他对中美文化的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