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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叫嚷‘以全国范围来说，白区工作还是占着主要地位’，大肆鼓吹‘白区工作主要地位’论即‘城市中心’论，妄图把中国革命拉向失败的道路。因此，怎样对待和处理城市地下工作和农村根据地武装斗争的关系，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分水岭，也是以城市地下工作为题材的文艺作品能否正确地体现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试金石。是把城市地下工作从属于和服务于革命武装斗争来表现，还是把城市地下工作脱离革命武装斗争，孤立地夸张地加以宣扬，历来就是文艺创作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革命样板戏〃中的地下工作与武装斗争（4）
《样板戏的风风雨雨》中，还说到这样一件趣事。1964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六下午，中南海照例举行“周末舞会”，一些剧团女演员也照例被召来陪毛、刘、朱、周领导人跳舞。其时扮演《沙家浜》中阿庆嫂的赵燕侠成了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舞伴。跳舞之际，刘少奇对赵燕侠说：“你呀，演阿庆嫂还缺乏地下斗争生活的经验。不客气地讲，你得跟我学学。当年我们在白区什么都得注意。你看卖茶的、卖报的、干钳工活的都有职业习惯”曲终后，赵燕侠不经意地对江青说：“刚才主席说我还缺乏生活”江青“骤然瞪大了眼珠子，眉头紧蹙”，问道：“主席？哪个主席？”赵燕侠惶恐地说：“是刘刘主席呀。”江青咬牙切齿地说：“说清楚了，那是你们的主席！哼！”赵燕侠无意间叫错了“主席”，便埋下了“文革”中遭受厄运的种子。当《沙家浜》成为“样板戏”时，赵燕侠已失去了演戏的资格。在《沙家浜》中取而代之的，是青年演员洪雪飞。
2002年3月7日
邓拓的本来面目
邓拓的本来面目（1）
一一般人知道邓拓，是因为《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1961年3月至1962年9月，时任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的邓拓，以马南邨的笔名，在《北京晚报》开设“燕山夜话”杂文专栏，共发表杂文150多篇。1961年9月，邓拓又约请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和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的廖沫沙合作，共同以吴南星为笔名，在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上开设“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从邓拓于1961年10月间发表第一篇文章《伟大的空话》开始，到1964年7月吴晗发表最后一篇文章《知难而进》结束，近三年的时间里，“三家村札记”栏目共发表三人文章60多篇，其中邓拓写了18篇。“文革”全面爆发前夕，《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就成为江青之流猛烈批判的目标。1966年5月8日，江青主持写作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以高炬的化名在《解放军报》发表，同日，关烽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明真伪》则在《光明日报》发表。两篇文章均以居高临下之势，对“三家村”做了“上纲上线”的批判。高炬文章说邓拓是“三家村黑店的掌柜”，何明文章则说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三家村’的一名村长”。5月10，上海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长文《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第二天，全国各地报刊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姚文元说《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并强调：“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5月1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1966年第7期）又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从此，全国各地掀起了批判“三家村”的运动，邓拓则在 “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之外，又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了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五一六通知”。5月17日夜，邓拓含冤自尽。“文革”中，因忍受不了种种迫害而自杀者不计其数，而第一个自杀者当是邓拓。
邓拓于1979年获“平反昭雪”，而他在60年代初期的那些杂文随笔则受到一些历史学家和文学史家的高度重视。美国的J。R。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编著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十章中有一节专论“北京市委的知识分子”，其中说：“邓拓是和北京市委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官员的领袖。……他以他对大跃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结合着对五四时期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以及儒家传统准则（尤其是关怀农民处境的重申），为这批人树立了知识分子的榜样。”“他们把官僚主义的领导人大概私下说过的话寓言似地但却是生动地在公开场合说了出来，……尤其是邓拓，他利用古代人物和历史事件转弯抹角地批评当代的人和事。他的杂文表面上似乎是温和的社会和历史评论，但实际上却是对毛的领导和政策的毁灭性的（虽然是含蓄的）批评。”这二位美国学者特别强调邓拓对毛泽东的批评。他们说邓拓的《专治“健忘症”》意在暗示“毛患了一种导致他不合理的行为和决断的精神错乱症”。他们引用了邓拓文章中这样的一些话：“得了这种病的人……常常表现出自食其言和言而无信……其结果不但是健忘，而且慢慢变成喜怒无常……容易发火，最后就发展为疯狂。”这二位美国学者认为这是在明确地批评毛泽东。邓拓文章中说得了这种“健忘症”的人“必须赶紧完全休息……勉强说话和做事，就会出大乱子”，也被二位美国学者说成是对毛泽东的“忠告”。邓拓的《王道与霸道》一文，则被认为是“对毛的最大胆的批评”。邓拓的《爱护劳动力的学说》被认为是“尖锐”地“攻击了毛的大跃进政策”。邓拓的《两则外国寓言》被认为是“批评了毛的唯意志论的发展观念”。这二位美国学者还强调邓拓为彭德怀所做的“辩护”：“在攻击毛和大跃进的同时，他为彭德怀进行辩护。他的几篇杂文显而易见地是暗指彭，描述了勇敢而廉洁的官员，他们因为抗议不公正的行为而受到不正当的控告。他描述的一个人物是明代的高级官员李三才，李三才因为在朝廷上勇敢地揭发宦官的罪恶而被罢了官。李一再上书要求皇帝亲自审问，但他被拒绝了。据传，李于是说：‘余难自抑，欲以帛百端尽述余之苦’。这可能是暗指据传彭那时正在写的为自己辩护的80000字自述。邓于1962年3月29日在《北京晚报》发表这篇短文，彭的辩护最终在1962年6月提交党的中央委员会。”（1）这二位美国学者还认为，邓拓杂文“要求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和领导所不准许的学者们在政治决策中的发言权。”（2）不仅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这样看待邓拓。美国学者、西方世界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R·特里尔在他的《毛泽东传》中也写道：人们对毛罢免彭的不满始于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写的一个有寓意的剧本《海瑞罢官》，该剧本说的是明朝的一个忠臣因直谏而被皇帝罢免的经过。
邓拓的本来面目（2）
毛马上就看出（尽管当时没有发作），是对他错误地罢免了彭德怀作出的尖锐批评。
北京的一位专栏作家写了一则故事：讲的是一个才能平平的运动员，在一次错觉中竟吹嘘自己说打破了世界奥林匹克跳远记录，细心的读者都会猜到那位运动员是谁。
这位作家还写了一个讽刺健忘者的故事。作者勾画了一个健忘症患者，没有说出名字。他急性子，老是忘记以前说过的话，理智在渐渐地丧失。此文在最后十分隐晦地写到：“如果谁发现已有此症状，他必须马上得到充分休息（影射高岗搞分裂时朱德对毛的劝告），什么也不要说，什么也不要做。”
这些伊索寓言一类的文章，是典型的中国提意见的方式，但这已经够大胆的了！（3）
这位“专栏作家”即是邓拓。所谓“才能平平的运动员”的“故事”是指邓拓的《两则外国寓言》一文，而“健忘症”的“故事”则是指邓拓的《专治“健忘症”》一文。在这些海外学者看来，邓拓们当时是十分明确地为彭德怀“鸣冤叫屈”，是在既委婉又尖锐地批评毛泽东并要求毛“休息”。在这些海外学者笔下，邓拓简直有点“持不同政见者”的色彩，甚至有几分“自由主义者”的味道。《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具有国际影响的著作，而R·特里尔的《毛泽东传》“在美国出版后，引起了极大轰动，三十余家国外报刊给予极高评价”。（4）在被译成汉语前，该书“已经以六种语言出版”。（5）可见，关于邓拓的这些说法，在国际上流传甚广。
国内的论者虽然不至于对邓拓如此“拔高”，但对他的《燕山夜话》和在《三家村札记》中的文章，也往往赞不绝口。国内有些论者，极力强调邓拓作为“书生”的一面，浓墨重彩地描绘邓拓的“书生”形象，雕肝琢肾地突出邓拓的“书生”气质，以致于让人忘记了邓拓的本来身份。
也有人提醒大家注意邓拓“作为政治家的第一身份”。王均伟在《书生之外的邓拓》中写道：“今天人们在怀念他时，《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里的那些文章，被赋予了许多微言大义，感慨他‘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抛处血斑斑’的豪情。有人评价说，他忠诚于党的事业，也仍然崇拜和敬仰伟大领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如同绝大多数人一样，在严峻的现实面前闭上眼睛，或者甚至虚假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