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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的“名誉（5）
把“北京师大井冈红军”抛出的这本《瞿秋白批判集》中的文字与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对照着读，也有一种滑稽感，觉得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这些“讨瞿”者与瞿秋白本人似乎并没有根本的分歧：他们义愤填膺地加诸瞿秋白的一些“罪名”，是瞿秋白早就加诸自身了的；他们咬牙切齿地要从瞿秋白身上剥夺的东西，是瞿秋白早就从自己身上撕扯下了的。
“叛徒”问题当然是瞿秋白问题的关键，《瞿秋白批判集》说道：“瞿秋白在被捕之后投降变节，与国民党反动派饮酒言欢，写了一本叛徒自白书《多余的话》。我们建议中央开除瞿秋白的党籍。我们必须肃清瞿秋白的影响，不许叛徒顶着‘革命先烈’的头衔继续蒙蔽群众，毒害青年。”（第18——19页）“瞿秋白这个可耻的叛徒长期顶着‘革命先烈’、‘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桂冠，蒙骗世人，毒害青年。但是，历史的事实终究是掩盖不住的。一九六四年，在戚本禹同志揭示了李秀成的叛徒面目之后不久，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总理就指出，瞿秋白也是一个李秀成式的大叛徒。于是，瞿秋白这个叛徒的可耻面目终于大白于天下。”（第27——28页）“一九六四年底，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的革命同志为了纯洁党史，主动地撤去了瞿秋白的陈列品。可是，彭真、陆定一的帮凶周扬、许立群、石西民却在六五年二月五日赶到革命博物馆进行检查。在彭真的指使下，中宣部副部长姚溱把给中央的请示报告扣押下来，把叛徒投敌变节的铁证包起来，让这个历史的罪人继续霸占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史馆，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诸如此类的“建议”、“批判”，不就是说应该“开除瞿秋白的党籍”、应该把瞿秋白看作“叛徒”、应该把瞿秋白赶出“革命博物馆”吗？但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不是早就明确说过自己应该被开除党籍吗：“我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伍，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假使你们——共产党的同志们——能够早听到我这里写的一切，那我想早就应当开除我的党籍。而且，因为‘历史的偶然’，这并不是一个普遍党员，而是曾经当过政治局委员的——这样的人，如何还不要开除呢？”“过去的是已经过去了，懊悔徒然增加现在的烦恼。应当清洗出队伍的，终究应当清洗出去，而且愈快愈好，更用不着可惜。”在《多余的话》里，瞿秋白不是也早说过自己是“叛徒”而不是“烈士”吗：“虽然我现在才快要结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活。严格的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在《多余的话》里，瞿秋白不是也预先拒绝了对他的纪念和“顶礼膜拜”吗：“记得一九三二年讹传我死的时候，有的地方为我开了追悼会，当然还念起我的‘好处’。我到苏区听到这个消息，真叫我不寒而栗。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么个了。”“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又为瞿秋白恢复了“名誉”，许多本意是在歌颂、赞美的称号、评价又加诸瞿秋白头上。然而，无论是“文革”前的也好 ，还是“文革”后的也好，那些被诚实的瞿秋白视作“虚名”的东西，未必是他所乐意接受的。例如，把瞿秋白称作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已是一习惯性的说法，然而，在《多余的话》，瞿秋白实际上回绝了这种称谓：“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学，我都没有系统的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的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的虚名。其实，我对于这些学问，的确只知道一点皮毛。当时我只是根据几本外国文的书籍转译一下，编了一些讲义。现在看起来，是十分幼稚，错误百出的东西。”又例如，宋庆龄1959年曾为常州瞿秋白的母校觅渡桥小学（原名冠英两等小学堂）题词：“希望小朋友们学习瞿秋白烈士和其他革命先烈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革命精神。做个党的好儿女。”（6）然而，在《多余的话》一开头，瞿秋白就告诫后代不要向自己学习，他之所以写《多余的话》，原因之一就是防止后代向自己学习：“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曾对着过去的党内“同志”说：“你们去算账罢”；又说：“历史的事实是抹煞不了的，我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平的裁判！”对于瞿秋白的账究竟应该怎样算，才能被瞿秋白认为是“历史的最公平的裁判”呢？
2002年12月4日夜注释：
瞿秋白的“名誉（6）
（1）顾顺章的被捕，引发了轰动一时的所谓“顾顺章事件”，这不仅因为顾是中共要人，更因为他的被捕极富戏剧性、传奇性和“笑料价值”。其时负责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是为安排和护送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而从上海到武汉的。送走了张国焘，本就应隐密地回到上海。然而，顾某不仅曾是烟草公司的工人，还曾经是一个不无知名度的“魔术师”，此前曾在汉口登台表演过。此番旧地重游，又是在完成了重要任务后，顾某技痒难耐，一时间变戏法的冲动压倒了中共要员的角色意识，竟又登台表演起来，被人认出，于是被捕。（见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版197——198页）。
（2）见《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1页。
（3）见王观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1页。
（4）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页。
（5）转引自林勃《关于〈多余的话〉的评论之评论》，见《瞿秋白研究》第四辑。
（6）见《瞿秋白研究》第五辑。
从瞿秋白到韦君宜：两代“革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反思之一
两代“革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反思之一（1）
一
公开出版的韦君宜《思痛录》（1）之十《当代人的悲剧》，是韦君宜为丈夫杨述写的悼文，其中说道：“他（杨述）是做青年工作出身的，对中国的青年运动颇有点看法，认为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产业工人的力量一开始很薄弱，革命主力部队由农民中产生，因此知识青年在革命中的作用比西欧国家大得多，应当充分估计，不能照抄西欧党的看法。他认为历来写的党史中对阶级力量的分析都对此估计不够。但是就这一点看法，应该说是学术见解吧，因为不符合党一贯发布的宣传方针，他就只是零星透露，从没有系统发表过，也不写一篇像样的文章。直到临死前半年，才在脑子已经不好使的情况下，在共青团举办的青运史研究会上作了一次远远没有说透的发言。”在中共1949年以前的“革命史”上，知识分子其实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没有大批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不同的时期投身于中共领导的“革命”，这场“革命”要取得最终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但由于毋庸多言的原因，在1949后的中共“革命史”叙述中，是没有多少知识分子的地位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杨述虽认为这是一种“不公正”，但却不敢大胆地说出历史的真实和自己的想法。这其实也不难理解。作为中共宣传部门高级干部的杨述，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不能不与“正统”的理论保持一致。
如果知识分子在中共“革命史”上起着极为重要作用的说法能够成立，那就能逻辑地引申出这样的结论：那一代代投身于中共“革命”的知识分子，对这场“革命”负有重要的责任。
这场“革命”，其道路是十分曲折的。而投身于这场“革命”的知识分子，命运也大多坎坷乖蹇。于是，就有了投身“革命”后的知识分子对自己人生道路的反思，而这种对自身人生道路的反思，又必然或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对当初的政治理想的反思，成为对这场“革命”本身的反思。这种反思是弥足珍贵的。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中共历史上最早做出有价值的反思者是瞿秋白，他那篇《多余的话》实在是有深度的反思“革命”之作。瞿秋白之后，特别值得注意的反思，是陈独秀做出的。陈独秀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表达的那些“最后的政治意见”，是对自己以往政治观念的清算，更是对包括苏联“革命”在内的已有“共产革命”的冷峻反思。陈独秀和瞿秋白都是第一代中共党人，且分别是第一任和第二任中共领袖。他们的反思如果能及时地为“革命者”所聆听、所领悟，那此后的中国将会少许多腥风血雨，此后的历史将会避免许多曲折和灾难。万分遗憾的是，这第一任和第二任中共领袖对“革命”的反思，却长期被遮蔽、被误解、被批判，同时代和后来的“革命者”，非但不能在他们的反思上磨砺眼光，从他们的反思中获取智慧和教训，相反，却把他们的反思视作他们的“罪证”，却让他们的反思成为他们人生中的“大污点”。
由于性情气质和做出反思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