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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性情气质和做出反思时生活处境的不同，瞿、陈二人的反思也表现为不尽相同的方式。瞿秋白的反思主要是基于自身投身“革命”后的感受，并且始终不离这种感受，未对“革命”本身的方式、目的进行纯理论性的追问，这可姑称之为“感受型反思”。陈独秀则主要是对“革命”本身做一种理论性的思考，是对原有的“革命”理念进行究诘，这不妨称之为“理念型反思”。
在二十世纪，作为一个投身了中共“革命”的知识分子，要对“革命”本身进行反思，是异常艰难的。瞿秋白和陈独秀，都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除却了一切利害与荣辱的考虑之后，才迈入这种反思之境的。正因为这种反思的艰难，正因为这种反思需要有非凡的胆识和勇气，所以，尽管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为数众多，但深刻的反思者却并没有大量出现。不过，瞿秋白和陈独秀这两个第一代中共党人的反思，也并没有成为绝唱。在他们的下一代“革命知识分子”中，也有继承了他们的反思精神和反思路向者，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韦君宜和顾准。韦君宜1936年加入中共，顾准1935年加入中共，在中共的代际上，可算第二代人。韦君宜的反思也更多地是萌生于自身的“革命经历”，是叙写自身对“革命”的感受，在这个意义上，可说韦君宜接通了瞿秋白的反思方式。顾准则是对“革命”进行一种十分具有学理性和思辨性的反思了，在这个意义上，则可说顾准延续了陈独秀的反思路向。本文先论说从瞿秋白到韦君宜的“感受型反思”，从陈独秀到顾准的“理念型反思”将另文论说。
二
中共党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促使瞿秋白和韦君宜这类知识分子对“革命”进行反思的直接原因。怀着满腔热忱和忠贞投身“革命”，却被怀疑、被歧视、被残酷地凌辱和无情地打击，最终使他们不由得生出“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悔恨。
1935年2月23日，瞿秋白被国民党军队逮捕，1935年6月18日被杀害。5月17日，知道自己死期将至的瞿秋白，开始写《多余的话》，5月22日完成。“文革”期间，瞿秋白因为这篇《多余的话》而被认定为“叛徒”，自己的墓和常州母亲的墓都被砸。“文革”后，中共中央为瞿秋白恢复了“名誉”，将瞿秋白的《多余的话》视作“叛徒的自白书”者，似乎已没有了，但对《多余的话》到底想表达什么，却仍难有一致的看法。林勃的《关于〈多余的话〉的评论之评论》（2），对“文革”后关于《多余的话》的不同看法做了评介。从林文中可知，对《多余的话》大体有以下几种理解。
两代“革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反思之一（2）
一、从勇于自我解剖的角度，基本肯定《多余的话》。这类论者认为《多余的话》是一个共产党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自己做出的严酷的反省和批判，因而也表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勇气。这种观点也将《多余的话》视作反思之作，但反思的对象是作者自身。最早表达这种理解的是陈铁健发表于《历史研究》1979年第三期上的《重评〈多余的话〉》一文。陈文指出：“《多余的话》是一个活生生的、内心充满矛盾的、襟怀坦白而又心情复杂的人，在临终之际所作的一篇自白。它不仅无损烈士的革命大节，相反，它以罕见的自我解剖，深刻地表现了瞿秋白的内心世界的种种矛盾：它既有长处，也有弱点；既有令人夺目的光辉，也有使人不爽的灰暗。光辉是主要的，灰暗是次要的。”陈文是首先对《多余的话》做出基本肯定者。该文发表后，引起了茅盾、丁玲等人的共鸣。丁玲在完稿于1980年1月2日的长文《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中说：“最近，我又重读了《多余的话》，并且读了《历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三期陈铁健同志写的重评《多余的话》的文章。这篇文章对秋白一生的功绩、对他的矛盾都作了仔细的分析和恰当的评价，比较全面，也比较公正。”又说：“他（瞿秋白）这样把自己的弱点、缺点、教训，放在显微镜下，坦然地、尽心地交给党、交给人民、交给后代，这不也是一个大勇者吗？！我们看见过去有的人在生前尽量为自己树碑立传，文过饰非，打击别人，歪曲历史，很少有像秋白这样坦然无私、光明磊落、求全责备自己的。”
二、从“正统”的“革命立场”出发，基本否定《多余的话》。这类论者虽不再明确地认定《多余的话》为“叛徒的自白书”，但却强调《多余的话》是过于消沉灰暗的、是并不值得肯定的，作为“革命者”的瞿秋白，以这样的文字总结自己的一生，是很不应该的。这种观点最初是在反驳陈铁健《重评〈多余的话〉》一文时出现。例如，王亚朴发表于《上海师院学报》1979年第二期的《怎样看待〈多余的话〉》指出：“《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同志在特殊情况下给自己勾划了这样一幅政治形象，过去的历史：‘一场误会，一场噩梦’；现在的状况：‘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的队伍’；将来的打算：‘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这既不是自我解剖画像，也没有‘令人夺目的光辉’，假若硬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说这是自我解剖，那真是‘罕见’的了。”再如，刘炼发表于《历史教学》1980年第一期的《瞿秋白评述》一文，也认为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作了“许多过火的不实事求是的‘自我批判’，把自己革命一生全部否定了。”“在敌人狱中作这样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应该的。”林勃在《关于〈多余的话〉的评论之评论》中指出，对陈铁健文章最鲜明完整的反对意见，是王维礼、杜文君两位论者发表的。他们针对陈文“光辉是主要的”、“自我解剖”等观点，先后在《历史研究》1979年第三期、《吉林日报》（1979年11月17日）等报刊上发表了三篇文章，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的“基本结论”是：“《多余的话》的主要倾向是错误的，是瞿秋白历史上一大污点，是不足为训的。”虽“不是投降变节的自白书”，但却是“革命同志所犯的思想上、政治上的错误”，“《多余的话》集中地反映出瞿秋白同志思想上的动摇和革命意志的衰退。”“反映出瞿秋白同志在对待革命，对待自己，对待生与死这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上有严重错误。”因为时势的不同，这类论者虽不再明确认定《多余的话》意味着瞿秋白对“革命”的“背叛”，但从他们的某些论断中，却不难逻辑地得出瞿秋白最终“背叛”了“革命”的结论。
三、从政治反思的角度，高度肯定和称颂《多余的话》。这类论者认为，《多余的话》其实有着显性和隐性两个文本。显性文本表现出的是瞿秋白严厉的自我清算、自我谴责、自我批判，而隐性文本则表现的是对王明路线的憎恶、反思和声讨。换言之，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那口口声声对自己的责骂，只不过是一种表象，而实际上他要责骂的是王明一伙的罪恶，是中共党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关于〈多余的话〉的评论之评论》的作者林勃，便是这种观点的代表。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写道：“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样说，我就依着怎样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假思索了。偶然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林勃在《关于〈多余的话〉的评论之评论》中，引述了瞿秋白的这些话后，指出：“这里，‘十足的市侩’、‘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等严厉谴责都出现了；而内容则更显蹊跷、重大。十分清楚，‘厌倦政治’的秋白同志正是在谈王明路线，正是在谈当时党内最大的政治：一九三一年一月六届四中全会，正是米夫——王明篡权上台的时间；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正是王明中央；‘政治思想’、‘政治问题’、‘理论政策’、‘不同政见’——统而言之，正是王明的政治路线！”而瞿秋白的这些关于自己的话“固然是自我谴责，但是，谁也不难看出：谴责自己未坚持与王明中央的‘不同政见’，自然更是反对王明中央的政见；痛斥自己对王明路线的屈从，当然更痛斥王明路线本身；否定对自己的否定，实际就是对自己重新肯定，这自然同样意味着反对王明路线和王明中央”“所以，揭露王明路线这一点就集中了这所有自我谴责的主要含义。”林勃的结论是：“揭露王明路线——这是瞿秋白写作《多余的话》的主要目的和中心主旨。”“《多余的话》实质是瞿秋白同志在敌人狱中采用曲折形式和暗示手法，写给自己同志和我们后人的总结当时革命经验教训、揭露王明路线的最后遗言，是他的最后斗争。”
两代“革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反思之一（3）
我读到的最新的一篇关于瞿秋白的文章，是吴小龙发表于《随笔》2002年第四期上的《悲情·人格·思考——〈多余的话〉究竟要说什么》，这篇长文表达了与林勃所代表的观点相近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