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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到的最新的一篇关于瞿秋白的文章，是吴小龙发表于《随笔》2002年第四期上的《悲情·人格·思考——〈多余的话〉究竟要说什么》，这篇长文表达了与林勃所代表的观点相近的看法，并把问题思考得更深入，对瞿秋白写作《多余的话》时的心态把握得更准确精细。吴文认为：“瞿秋白在这篇文字中，表达了他的人生悲情，坚持了他的人格操守，更思考着他所献身的那个事业的历史教训——这是这一篇文字的价值所在。”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自称“叛徒”。吴文指出，瞿秋白在如此自称的时候，“是带着一种真的以这个称呼来侮辱他的那些人们永远不可能理解的一种悲怆”。如果“叛徒”意味着向敌人告密求饶，意味着出卖组织和“同志”，那瞿秋白决不是这样的“叛徒”。然而，“他又确实在内心里与作为国民党杀他的理由的那个‘事业’拉开了距离，他所经历的这个运动中的许多事，确实使他感到了某种真诚的失落，感到了自己对这种‘政治’的情感上的疏远和背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瞿秋白早已是他所献身的那个“事业”的思想和情感上的“叛徒”。吴文也强调，不能从字面上理解瞿秋白对自己的那些“苛评”，也不能简单地理解瞿秋白表达的那种对政治的倦怠和冷漠：“现在，我们可以不必讳言，造成了瞿秋白这种倦怠和心灰意冷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思想家的生命有赖于他所认定的价值原则，和体现、实现这种价值原则的事业这两者的支撑，而在瞿秋白，这两种支撑都已大半失落：‘同一营垒’里的人对他的所作所为玷污了他与他们共同认定的社会理想和价值理想，以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革命者的真诚，他无法接受这一切，因此，才有那些疲惫，厌倦等深深透着失望的情绪产生；事业上，由于非他所能为力的原因，他现在被‘解除了武装，拉出了队伍’，成为一个失败者——这两者，就是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表现出那种无奈、痛苦、低沉的情绪的根本原因。”至于瞿秋白为何要以一种曲折、隐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林勃、吴小龙等都指出，是因为瞿秋白身处敌人狱中，不便于明白直接地谈论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的黑幕和表达自己的反思。
上述三种对《多余的话》的理解，第一种和第三种虽在评价上相同，即都对《多余的话》表示肯定，但肯定的理由却大相径庭。第二种和第三种虽在评价上颇对立，但在对瞿秋白真意的体察上却更接近。其实，只要对瞿秋白投身“革命”后的人生遭遇有所了解，只要对瞿秋白所身历的中共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情形略为熟悉，就不难看出第一种理解是过于皮相的。就我来说，越是细细品味《多余的话》中的那一行行文字，越感到它是一首悲怆的诗。它把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反思表达得既朦胧又深刻，把一个“革命知识分子”临终之际对自身人生错位的痛悔表达得既隐晦又显豁。
三
瞿秋白1921年在彼得堡加入俄共，1922年正式加入中共。但从1928年开始，便饱尝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滋味。1928年至1930年，瞿秋白是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在苏联度过的，而正是在这期间身历的党内斗争的残酷无情和荒谬绝伦，使瞿秋白萌发了对“政治”的极度厌倦，也使瞿秋白开始了对自己人生道路的反思。据陆立之在《深藏在心底的瞿秋白及其它——王明对瞿秋白的打击迫害》（3）中回忆，在苏联时期，攀上了米夫做后台的王明，就开始对瞿秋白百般陷害，甚至必欲置瞿秋白于死地而后快。王明等人先是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内捏造了一个“江浙同乡会”，说这是一个“反党的秘密团体”，而背后的“大头头”就是瞿秋白。于是，来了一场气势汹汹的清查运动，向忠发在大会上宣布：“在共产党内搞同乡会活动的人，都要枪毙！”陆立之回忆说，运动“升级”后，“有人被捕，有人失踪，还有人上吊自杀了。列宁学院有几个中国同学在休假日自己烹调中国菜小酌，热闹了一阵。因为他们的方言别人听不大懂，王明的耳目就做了汇报，于是，就说他们在开会，以图制造‘江浙同乡会’的口实。”在运动中，瞿秋白的胞弟瞿景白被王明诬为“疯子”，最后“失踪致死”，而“这顶疯帽本想扣在秋白头上但没有得逞，就让瞿景白做了替身。”“江浙同乡会”的棍子未能直接打倒瞿秋白，米夫、王明们便干脆“向秋白直接诬陷”，“米夫硬说秋白和黄平都有神经病，强制送精神病院检查。”再后来，米夫和王明又编写了一份《共产国际对中共代表团的谴责决议》，把一顶“分裂主义”的帽子扣到瞿秋白头上，理由是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中山大学学潮中犯了“分裂主义”的错误，“助长了托派小组织和其他反党活动。”“最后，米夫又甩出王牌，必欲将瞿秋白置于死地，也就是把拎在手里的另一顶‘托派’帽子硬扣瞿秋白，大家可以想象：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这是一道催命符，米夫甩出这件法宝，喜形于色，料定瞿秋白逃不出他的魔掌。”只是因为斯大林最终并不认可米夫的构陷，瞿秋白才免于一死。然而，瞿秋白身虽未死，心却在开始死去。陆立之文章中说，其时的瞿秋白“对所谓《谴责决议》和‘分裂主义’的新帽子等打击逆来顺受，有时候他还嘲讽自己，轻轻地哼着越剧‘是我错’的曲调。但实际上他内心里是极度苦恼的。杨之华说：由于景白失踪又被说成是‘疯子’，他告诫（另一胞弟）云白必须言行谨慎，忧虑许多可能发生的事，他好几天连续失眠。以前那种说笑欢快的家庭气氛也消失了，夫妻俩都忧心忡忡，不知将会突发什么事故。但大白天，秋白仍是泰然自若的样子。”在这社会主义的苏联，瞿秋白其实生活在一种“红色恐怖”之中，人生安全毫无保障。他的“逆来顺受”，他哼着“是我错”的自嘲，都表明他已无意于去与那些“党内同志”争是非、论短长，表明他政治热情的冷却。不难想象，在那些连续失眠的夜里，瞿秋白一定对自己的政治道路有一遍遍的反思。数年后的《多余的话》中，有一句自成一部分的话：“我的政治生命其实早已结束了。”不妨说，在这种“红色恐怖”中，在这些连续失眠的苏联之夜里，瞿秋白的“政治生命”正在死去。《多余的话》最后一章《告别》，是以这样一句话开头：“一出滑稽剧就此闭幕了！”这句话也自成一部分。我想，在苏联的那些不眠之夜里，当瞿秋白一遍又一遍地反思着自己的人生选择时，一定已有强烈的滑稽感一遍又一遍地袭上心头。
两代“革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反思之一（4）
1930年8月，瞿秋白回国。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这次由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夫操纵的会上，瞿秋白又成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靶子。尽管瞿秋白在会上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此前的三中全会和政治局所犯的“错误”，但王明等仍毫不留情地将瞿秋白逐出了政治局。据邵玉健《试析王明一伙残酷打击瞿秋白的部分原因》（4）一文中说，王明等人在会上宣称，向忠发“是工人同志，他们虽有错误，我们现在决不让他们滚蛋，要在工作中教育他们，看他们是否在工作中纠正自己的错误。如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纠正自己的错误。”邵玉健文章说：“之后，六届四中全会的中央连续两次强迫身患肺病的瞿秋白写声明书，公开承认强加给的莫须有罪名。瞿秋白于1月17日和1月28日两次违心写了声明书。虽然他态度十分诚恳，但王明等仍不依不饶，欲彻底批倒批臭，最后在2月20日，由中央政治局专门作出了《关于1929——1930年中共中央驻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硬给瞿秋白戴上‘调和态度’、‘两面派态度’、‘右倾政治意见’等帽子。在生活上，王明中央每月仅发16。7元生活费给瞿秋白，远低于上海工人的一般工资，仅能勉强糊口，更何谈治病，实际上是欲置秋白于死地。”被逐出中共领导层的瞿秋白，可谓贫病交加。但即便这样，“党内同志”仍不肯放过他。1933年9月22日，已从上海迁到江西“苏区”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突然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对瞿秋白进行了毁灭性的政治打击。“决定”指责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发表的一些文章是“又来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腐朽的机会主义，同时在客观上，他是整个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并号召“各级党部对于狄康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这个“决定”传达到上海，上海的党组织立即召开了对瞿秋白的批判会。瞿独伊在《怀念父亲》中说：“我听母亲说：在一次小组会上，父亲对这样歪曲和污蔑进行了平静的申述，但是宗派主义分子竟蛮横地吼道：‘象你这样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党外去！’”（5）在遭受这样的打击迫害后，瞿秋白于1933年9月28日写了《“儿时”》一文。细味此文，可知瞿秋白其时的心境，也能明白瞿秋白并非是在成了国民党的俘虏后才开始写《多余的话》的。《“儿时”》不长，才数百字，其中说道：
生命没有寄托的人，青年时代和“儿时”对他格外宝贵。这种浪漫谛克的回忆其实并不是发见了“儿时”的真正了不得，而是感觉到“中年”以后的衰退。衰老和无能的悲哀，象铅一样的沉重，压在他的心头。青春是多么的短啊！
“儿时”的可爱是无知。那时候，件件都是“知”，你每天可以做